辛亥随笔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值晚清末年，内忧外患，中华民族日见衰落。改良派维新变法的失败，决心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体制的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崛起，使共和、民主思潮萌动于神州大地。

    武昌首义的枪声开启了革命的滚滚洪流，辛亥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历程的一个里程碑。

   历史进入了19世纪20年代，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群热血青年跃跃欲试，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又一次为振兴中华吹响了新的号角。 

    “打土豪、分田地”唤起了我们这个落后农业国的万千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代了国民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建国者在构建国家机器的同时，就制定了“党的领导至高无上，不受任何限制”的无法无天的的基本国策，相比之下“宪法”对权力的制约则形同虚设。为后来的屡屡失误却被堂而皇之的粉饰为“战无不胜”的颠倒是非，垄断舆论铺平了道路。

    新中国的成立曾极大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政权的巩固，着眼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状，实行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严酷的社会变革。政治运动此伏彼起，日甚一日，年复一年政治上的整肃，在消除异己势力中，逐渐提高“专政”的温度。由最初“统一战线””政治协商“的人民民主专政，逐步演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短短的十几年间，就在强悍的思想改造方面取得巨大成功，把人们改造成为诚惶诚恐的“驯服工具”，实现了亿万国人“听党的话”，争相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大好局面，确立了以毛泽东为“绝对权威”红色王国。

    毛泽东先生出身“草莽”，在其主政之后，就明确表示拒绝法律的羁绊，不受任何约束。

    在1961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毛直言不讳的说：“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吗！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吗！可我们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趕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考虑到洋人国家都有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吗；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及其有害的。”在毛看来，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形同水火，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不可兼得的。

    在这里，毛泽东所说“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的社会”就是专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是由皇权社会进化而来，它基本上沿袭了君主专制的社会形态。所不同的是，新的专权者不再称为“皇帝”“天子”即天神的代表，而是以民众“代言人”的面貌呈现，以“人民”的化身自居，且不受法律的约束。所以，尽管历史已经步入了21世纪，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这党权独大“无法无天”的政治氛围中，清晰的感受当年“草莽文化”的脉动。

    纵观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尤其是那些挥舞着“阶级斗争”大棒的整肃运动，无不是以“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的模式运作；“十年浩劫”中“红卫兵”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砸、抢、抄、抓”的肆孽，正是再现了红军当年扯旗造反时“打家劫舍”的初始状态。因此我负责任的说：在新中国“法制”从来都是一个伪命题，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镇压和驯服不同政见者，而今天“法制”更是权贵集团消除异见声音得心应手的工具。

    回首新中国70年的风雨兼程，党治为实，法制为虚的治国方略始终没有变。正如毛所说的：宪法是用来“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的，共产党是宪法的制定者，当然不会受宪法的约束。

    因此可以说，专制社会文化教育的宗旨就是“愚民”。首先是把自己塑1造成为唯一的神圣，然后，再把人们教化成为绝对服从的“驯服工具”，否则“知识越多越反动”！

    翻开新中国颠簸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于近代是如何被劫持，又重新打扮的痕迹。其结果是导致传统的普世价值观及伦理道德遭到扭曲，乃至彻底颠覆。

    不可否认，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就出现了恢复性的百废俱兴，并取得了一系列举世所瞩目的成就。如“两弹一星”等许多项重要成果，为科技强国做出了努力。然而“文化大革命”即“十年浩劫”的胡作非为却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乱深渊。

    “十年浩劫”的否极泰来曾经给中国大陆吹来暖风。阶级斗争松绑带来的政治宽松，让国人深深的松了一口气。以新的精神面貌迎来了社会生产力难得的发展生机。

    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祖国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的崛起，科学技术的腾飞极大的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人的物质生活显著改善，步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

    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体制未能与时俱进；意识形态的抱残守缺；民主监督形同虚设导致利己主义膨胀；诸多乱象乘风而行，社会生态严重恶化。

    而习近平的国家元首“终身制”，废止了传统的“民选”制度，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唯我独尊的专制体制。使中国社会的民主制度倒退了一百年，一下子回到了“袁世凯时代”。

   事实上，早在1979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时就指出：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遗憾的是，而时至今日这些弊端并没有彻底改变。  

    殊不知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人们思想意识的飞跃前所未有。今日的中国与当年那个闭关锁国，画地为牢的“毛泽东时代”已非同日而语。而国家元首的终身制，则是把国家社稷统统押在一个人身上，犹如让我们的国家走上“独木桥”。一旦出现变故，国家动乱将在所难免，其隐患显而易见。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虽然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是政治体制与社会现实严重背离，君不见司法失度导致利己主义膨胀；权力万能致使腐败猖獗已为现代中国之最；并且顺者昌、逆者亡，造成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者比比皆是；岂是“毛时代”可比。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只靠官媒来自圆其说，社会的认同度几何？

    法治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成果，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像空气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清洁剂”。一个拒绝民众参与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缺乏透明度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

    当年我们曾满怀着美好的憧憬，展望社会进步，幸福的未来，社会转型的蜕变却让人始料未及。面对着五彩缤纷却又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时，总难免陷入无可奈何的窘境。 国家兴衰，匹夫有责，被繁华的表象所淹没，被溢美之词所陶醉，随波逐流与视而不见都是不负责任的。

    近年来由于台湾政权更迭，致使海峡两岸关系紧张。两岸同袍虽同祖同宗，但社会制度却分道扬镳。尽管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海峡两岸终究未能融为一体，看来两岸社会各领风骚或许是历史的安排了。

    “羌笛何须怨杨柳”，在笔者看来两岸社会共存，“一国两制”虽属无奈，却是两岸关系现实的归属。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历史已经步入了21世纪，两岸社会如何取长补短，“专政”与“民主”如何兼容并蓄，祖国的统一大业，时刻都在呼唤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能力。

   近日香港发生的动乱引发世人关注，少数人的过激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令人痛心。但是透过表象，追根溯源，造成这种社会撕裂根本原因还是社会价值观的分歧。它表明了港人对当今的大陆社会以及国人的精神状态缺乏认同感。毋庸讳言，今天的香港虽仍在“五界”之外，却已入“六合”之中。不论其结果如何，这种价值观的碰撞都不会很快结束，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然而，香港融入大陆社会总的趋势不容置疑！

    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华诞，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百年征程正向我们走来。衷心希望在新的世纪我们能有新的思维，新的追求，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