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随笔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值晚清末年，内忧外患，中华民族日见衰落。改良派维新变法的失败，决心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体制的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崛起，使共和、民主思潮萌动于神州大地。
    武昌首义的枪声开启了辛亥革命的滚滚洪流，辛亥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的一个里程碑。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又一次为振兴中华吹响了新的号角。“打土豪、分田地”唤起了我们这个落后农业国的万千劳苦大众。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代了国民党，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建国者在构建国家机器的同时，就制定了“党的领导至高无上，不受任何限制”无法无天的的基本国策，相比之下“宪法”对权力的制约则形同虚设。正是这种专制政治体制，为后来的领袖“一己独大”，为屡屡失误却被堂而皇之的粉饰为“战无不胜”的颠倒是非，垄断舆论铺平了道路。
    新中国的成立曾极大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政权的巩固，着眼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状，实行了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严酷的社会变革。政治运动此伏彼起，日甚一日，年复一年政治上的打压，在消除异己势力中，以“温水煮青蛙”的模式，逐渐提高“专政”的温度。由最初“统一战线”形成政治协商的“人民民主专政”，逐步演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短短的十几年间，就在强悍的思想改造方面取得巨大成功，把人们改造成为诚惶诚恐的“驯服工具”，实现了亿万国人“听党的话”，争相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大好局面，确立了以毛泽东为“绝对权威”红色王国。
    毛泽东先生出身“草莽”，在其君临天下之后，就明确表示拒绝法律的羁绊，不受任何约束。
    在1961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毛直言不讳的说：“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吗！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吗！可我们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趕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考虑到洋人国家都有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吗；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及其有害的。”在毛看来，宪法与党的领导形同水火，从根本上说，二者是不可兼得的。
    在这里，毛泽东所说“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的社会”就是专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是由皇权社会进化而来，它基本上沿袭了君主专制的社会形态。所不同的是，新专制社会的专权者不再称为“皇帝”“天子”即天神的代表，而是以民众“代言人”的面貌呈现，以“人民”的化身自居，且不受法律的约束。所以，尽管历史已经步入了21世纪，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这党权独大“无法无天”的政治氛围中，清晰的感受当年“草莽文化”的脉动。
    纵观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尤其是那些挥舞着“阶级斗争”大棒的整肃运动，无不是以“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的模式运作；“十年浩劫”中“红卫兵”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砸、抢、抄、抓”的肆孽，正是再现了红军当年扯旗造反时“打家劫舍”的初始状态。因此我负责任的说：在新中国“法制”从来都是一个伪命题，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镇压和驯服不同政见者，而今天“法制”更是权贵集团消除异见声音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党的领导才是“货真价实”的。回首新中国70年的风雨兼程，党治为实，法制为虚的治国方略始终没有变。正如毛所说的：宪法是用来“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的，共产党是宪法的制定者，当然不会受宪法的约束。
    因此可以说，专制社会文化教育的宗旨就是“愚民”。首先是把自己塑造成为唯一的神圣，然后，再把人们教化成为绝对服从的“驯服工具”，否则“知识越多越反动”！
    翻开新中国颠簸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于近代是如何被劫持，又被重新打扮的痕迹。其结果是导致传统的普世价值观遭到扭曲，乃至彻底颠覆。
    不可否认，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就曾取得了一些举世所瞩目的成就。如“两弹一星”等许多项重要成果，为科技强国做出的努力。然而“文化大革命”即“十年浩劫”的胡作非为却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乱深渊。
    “十年浩劫”的否极泰来曾经给中国大陆吹来暖风。阶级斗争松绑带来的政治宽松，让国人深深的松了一口气。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生产力迎来了难得的发展生机。
    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祖国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的崛起，科学技术的腾飞极大的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人的物质生活迅速改善，步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接近和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体制未能与时俱进；意识形态的抱残守缺；民主监督形同虚设导致利己主义膨胀；诸多社会乱象乘风而行，社会生态严重恶化。
    而习近平的国家元首“终身制”，废止了传统的“民选”制度，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唯我独尊的专制体制。使中国社会的民主制度倒退了一百年，一下子回到了“袁世凯时代”。
    赫赫有名的袁世凯是清王朝转换至中华民国的关键人物，世人皆认为是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但是经过历史的沉淀，有史学家认为：当国家将陷入内乱的边缘，拥兵自重的袁世凯却能够审时度势，没有选择与革命党对抗，而是以“和谈”斡旋其间，最终使内乱得以化解。使得从清末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都有一个中央政权或强或弱的维持着中国大体上运转，使得外国列强个个击破的企图未能得逞。
    当上了中华民国终身大总统，成为当时中国掌舵人的袁世凯，为巩固既得权利，虽然有过暗杀革命党人的劣迹；然而他在任期间做出了诸如：统一了货币；阻止了沙俄及英国策划蒙古、西藏独立的图谋，维护了主权完整；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近现代化新军；创立了近现代化司法及教育体系；废除了科举制度等诸多历史性贡献。还有如：中国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商品走出国门，参展“万国博览会”等决策。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对袁的断语则是:“袁世凯算得个四十年来天下英雄”。
    骄人的政绩不免让袁世凯居功自傲起来；晚年受到追随者的蒙蔽和怂恿,自以为复辟帝制可以加强中国的统一；没想到最后却众叛亲离，最终在举国讨伐声中羞愤病死。
    但是有人认为：大变局时代，幸有袁世凯，借辛亥革命之手终结了两千年的皇权体制，却被诡异的历史一面倒的妖魔化、小丑化。中国误会了袁世凯，也误会了那段被扭曲了的、光怪陆离的近代史。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辛亥革命取得成功，袁世凯功不可没。史学家称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
    遗憾的是，袁世凯作为清王朝的遗老，他虽然承接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但心里却想如何恢复“帝制”，自己当新皇帝。
    历史总会有相似之处。似曾相识的是，在一百年后的中国大陆，一些“毛泽东时代”的“遗少”，接过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旗，可心里想的却是如何利用根深蒂固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惯性，为极左政治招魂，以继续尊享主宰亿万“驯服工具”的红利。
    在一片赞扬声中不免有些飘飘然，他们充分利用公众传播媒体，竭力重塑个人崇拜的神像。力图恢复“唯我独尊”的毛时代旧制，重回那个一手遮天，人心惶惶却“天下太平”的“毛泽东时代”。推崇文革时期极左狂热的“红歌”，千方百计的把“十年浩劫”后的拨乱反正这个来之不易的成果边缘化。争当“毛时代”的“守门人”，自己充当新毛泽东。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正好迎合了那些终日期盼“大救星”,总希望有“明君治世”，习惯于做“驯服工具”人们的心理惰性。这昭示我们，经过漫长的极左政治的强制性改造，人们对法制已失去了信心，也极少兴趣。在许多人眼中，与“权利”相比法律则不屑一顾。而对领袖的“最高指示”却已经养成了心领神会的习惯。这样可以在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中，不必担心因“站错队”而担惊受怕，明哲保身，远离风险。
    事实上，早在1979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时就指出：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而时至今日这些弊端非但没有改掉，反而愈演愈烈！
    在专权者眼中，民众不过是一派“群氓”，“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循规蹈矩，做一个“规规矩矩的中国人”，做“驯服工具”就有“安全感”，多好哇！悠哉悠哉，得意洋洋者矣。当一个永不褪色的毛泽东时代“遗民”，成为他们无论如何都难以改变的信条。这种思维折射出的是国人对法制的疏远，对权利死心塌地的崇拜。完全丧失了个体人格的灵性及与血性，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早已被驯服殆尽了。他们的“人性”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不由我幡然领悟——所谓“极左政治可以改变人的dna”之说，并非空穴来

风！
    殊不知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人们思想意识的飞跃前所未有。今日的中国与当年那个闭关锁国，画地为牢的“毛泽东时代”已非同日而语。而国家元首的终身制，则是把国家社稷统统押在一个人身上，犹如让我们的国家走上“独木桥”。一旦出现变故，国家动乱将在所难免，其隐患显而易见。
     说到重回“毛泽东时代”，国人最大的期盼就是改掉“毛时代”的旧毛病，那些当年极左政治的贻害至今仍让人隐隐作痛。“文革”中我们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可是官媒仍然高调宣扬“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势比以为任何时候都好”的“最高指示”。那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却能堂而皇之，且始终不能得到彻底清算。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的老毛病何时能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尽管“专制社会”的专权者可以不择手段的维护社会的稳定，可以任意用权利来支配社会资源，但是“专制社会”强调对人的高度掌控，限制了人的自由空间以及社会责任感、积极性的发挥。所以，尽管专权者安排了自以为是的“美好生活”，但是个人基本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官员们的贪污腐化也难以遏制。而老百姓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几乎没人敢碰。这样的社会生态谈何“民主”“自由”“和谐”？谈何“依法治国”？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虽然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是社会体制与时代严重脱节，垄断宣传机器，岂可瞒天过海。君不见司法失度导致利己主义膨胀；权力万能致使腐败猖獗已为现代中国之最；并且顺者昌、逆者亡，造成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者比比皆是；岂是“毛时代”可比。缺乏有效的司法体制，靠领袖人物的“御旨”来自圆其说，社会的认同度几何？
    法治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成果，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像空气一样，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清洁剂”。一个拒绝民众参与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缺乏社会成员认同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缺乏透明度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
    当年我们曾满怀着美好的憧憬，展望社会进步，幸福的未来，社会转型的蜕变却让人始料未及。面对着五彩缤纷却又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时，总难免陷入无可奈何的窘境。 国家兴衰，匹夫有责，被繁华的表象所淹没，被溢美之词所陶醉，随波逐流与视而不见都是不负责任的。
    有人说：经过改革开放，我们国富民强了，应着眼于歌颂，充分彰显国人的自豪感，把最光鲜一面展现于世界，而自曝家丑则有失体面 。然而，自信诚可贵，自强价格高。谁不爱自己的祖国，但是，以为只有唱赞歌才是爱国则有失片面。俗话说：“优点不说没不了，缺点不说改不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只说优点，回避缺点，或者用优点覆盖缺点都是愚蠢的。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缺点才是实事求是自尊自爱的态度，才是更执着、更纯真的爱国。正如艾青先生的著名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不觉间已步入了古稀之年。虽然记忆力大不如前，但许多陈年往事却难以忘怀。那些刻录了社会进程的事件，尤其是回忆起那一次次惊心动魄政治运动，想起那些在和平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被罗织罪名，死于非命，被“无产阶级专政”殉葬的无数英灵，常让我心潮难平。而对那段历史的刻意回避，更让人忧心忡忡——难道我们只会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句去提醒别人吗？
    尽管世界上并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然而“完美”却是人们不懈的追求。关注我们的国家每一点进步的同时，万不能漠视我们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由于台湾政权更迭，致使海峡两岸关系紧张。两岸同袍虽同祖同宗，但社会制度却分道扬镳。尽管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海峡两岸终究未能融为一体，看来两岸社会各领风骚或许是历史的安排了。“羌笛何须怨杨柳”，在笔者看来两岸社会共存，“一国两制”虽属无奈，却是两岸关系现实的归属。
    台湾是民主社会，台湾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领导人“终身制”。虽然为争取执政权时常出现党派纷争，互不相让的局面，看似乱一些，但其来之不易的民选制度却是台湾社会的“护身符”。它确立了民众在台湾社会的主导地位，老百姓永远享有监督和掌控政府不可剥

夺的权利。台湾社会生活的透明度以及民众的认同感值得大陆借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历史已经步入了21世纪，两岸社会如何取长补短，“专政”与“民主”如何兼容并蓄，祖国的统一大业，时刻都在呼唤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能力。
   近日香港发生的动乱引发世人关注，少数人的过激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令人痛心。但是透过表象，追根溯源，造成这种社会撕裂根本原因还是社会价值观的分歧。它表明了港人对当今的大陆社会以及国人的精神状态缺乏认同感。毋庸讳言，今天的香港虽仍在

“五界”之外，却已入“六合”之中。不论其结果如何，这种价值观的碰撞都不会很快结束，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然而，香港融入大陆社会总的趋势不容置疑！
    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华诞，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百年征程正向我们走来。衷心希望在新的世纪我们能有新的思维，新的追求，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