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的中国心

作者:春花秋月何时了  于 2020-1-27 07:43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样,认识司徒雷登是在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中。在该文中毛把他做为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极尽讽刺与挖苦。殊不知以这样的印象来定位司徒雷登先生不仅有失片面,也委实曲解了他老人家。
    司徒雷登1876年6月生于中国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和工作在中国。
    从1904年开始在中国传教,并钻研汉语。曾参与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曾先后担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
  1919年北平的两所教会大学合并组建为燕京大学,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校长的最佳人选。司徒雷登被聘请为燕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后,他做为燕大的缔造者为该校的筹办及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接手燕大的时候,几乎是一穷二白: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为了筹集办校资金,他曾十次赴美国,周旋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亨利·福特父子等顶级富豪之间。有钱人一看见他就问:“又是来借钱吧?”。为了让一位老太太在她的遗嘱上能写下‘遗产全部捐给燕京大学’,他甚至低三下四的陪美国富太太打牌喝酒。经过四处筹措,募集资金达200多万美元。
    在国内司徒雷登也几乎把中国权贵拜访遍了,包括张作霖、张学良、段祺瑞、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等。
    为了找校址,司徒雷登骑着毛驴踏遍北平,终于看中了西山脚下废弃的皇家园林淑春园。经过他多方争取,燕大最终得到了一片将近一百七十公顷,有山有水的校址。这里从此被称为“燕园”。
  他特意邀请一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式建筑很有兴趣的设计师,花费了7年的时间,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新校园。
  1926年夏秋,燕京大学迁入西山脚下的新址。燕园的设计仿皇家园林风格,以玉皇山塔为东西轴线的对景。外部模仿中国古代宫殿,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园中矗立着华表、石狮、石碑、石雕等。参观的人无不夸奖这是中国最美丽的校园。
  他还不惜出重金聘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钱穆、吴文藻等多位有名望的学者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建校十年来,司徒雷登陆续聘请到郑振铎、俞平伯、顾颉刚等一流学者,各院系主任基本都由中国教师担任。
  为了降低开支,他主动放弃校长的500大洋的薪酬,和教授们一样每月只拿300元。
  1928年,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公司创始人查尔斯·马丁·霍尔在遗嘱中声明:遗产中一部分要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该项计划。于是,司徒雷登成功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促进了中美文化交流。
    到19世纪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司徒雷登只用了短短9年的时间,使燕大一举成为世界一流高校,堪与北大,清华比肩。使得燕京大学虽为教会学校,却逐渐中国化,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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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雷登摄于燕京大学贝公楼前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他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闻讯从美国火速返校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一些人以为,作为校务长的司徒雷登是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他却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日方经常找借口挑衅,逮捕燕京大学师生,司徒雷登少不得出面斡旋,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他曾这样说:“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回校时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北平沦陷前一年,司徒雷登回美国时,就征得美国托事部的同意,即便北平沦陷,也要继续办学。 
  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四年半的时间里,燕京大学保持着办学的常态。司徒雷登重新担任校长,他策略性地强调燕大是美国学校,悬挂起美国国旗,以防日机轰炸。还聘请了一位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为校长秘书,与日方周旋,包括保释被捕的燕大学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和一些外籍人士一起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回到燕大,着手重建被日寇蹂躏得不堪入目的校园,10月10日,燕大又一次开学了。
  当年由燕京大学奔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学子,司徒雷登先生指示校方解决路费,他甚至还要亲自设宴饯行。希望燕大的学生,无论是到哪里都能在抗日救国中有所作为。
  1946年由出使中国调解国共冲突,未获成功的马歇尔特使推荐,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 在此期间他虽然执行了美国政府错误的在华政策 ,但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起到促进合作的桥梁作用,以促其共同抗日却有着积极一面。
  司徒雷登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痴迷于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在自传《在华五十年》中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
    可惜他生不逢时,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内战全面爆发,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他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1949年8月2日,由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司徒雷登黯然离别生活了45年的中国。此后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返回美国后,随即退休。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更多历史资料的公开,一如思想解放的中国人正在不断地对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给予重新解读一样,历史正在逐渐还原它本来的面目,对司徒雷登先生的评价也越来越公正。
  有网友说:自从被伟大领袖“钦点”之后,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司徒雷登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大人物而被国人知晓。但如果我们抛弃政治的偶然,回归历史的本真,司徒雷登实际是个政治上的小人物,却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作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他主持燕大校务达27年之久,几乎是凭一己之力,用在美国募捐来的钱,将燕京大学办成了“世界知名”大学 。在历史的吊诡中,真实的司徒雷登被遮蔽了。
    事实证明,他是个优秀的校长和教育家。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在我们的印象中,更多的却是他不堪的大使生涯。在历史研究愈加客观的今天,全面评价司徒雷登先生应该是现代国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主席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一种莫名的挫败感让他倍加落寞。
  晚年的司徒雷登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精神抑郁,後來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他唯一的儿子杰克并不在身边,全是由一直追随和支持他的學生兼秘書傅泾波和家人照顾其起居。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三联生活网
                                                                                               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的傅泾波家中(1954年)
    
    在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时,司徒雷登立下遗嘱。请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他妻子的墓地旁。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
    傅泾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王公的后人,曾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是司徒雷登的得力助手。    在司卧床不起的日子里,表现出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在司徒雷登去世之后,又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坎坷曲折,傅泾波及其后人数次往返于大洋两岸。在其不懈的奔波和努力下,终于帮司实现了魂归东土的宿愿。
    让他的晚年生活在一个温暖的中国家庭中,得以远离了清贫和落寞的正是“尊老敬老”“知恩图报”的中华传统文化,它充分彰显了中国人对司徒雷登先生的敬爱和感激之情,也是对他一心一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奉献精神的报答。傅泾波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可贵的,他让我们今天回忆起这位老人时仍然可以欣然和宽慰。
      
              59年前毛泽东撰文说"拜拜" "司徒雷登"今又来
                                                                                                  燕大校友向杭州的司徒雷登墓献花
  
    2008年11月17日上午,在他挚爱的杭州故里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这应该是历史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阔别中国60年的司徒雷登实现了他的遗愿,再度回到了他一直付出满腔热情的中国土地,回到了他情感的家园。
  由于当时某些政治情绪的干扰,他没有能够和自己的妻子合葬在北京的“燕园”,而是安葬在离他父母在杭州西湖边墓地不远的半山安贤园公墓,则成了美中不足,也成为永久的遗憾。
  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中外友好人士中,几位童颜鹤发的老人最引人注目,他们是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燕京大学校友会的代表。 
  燕京大学校友会北京校友代表国仲元老先生把一捧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长,您安息吧”。“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杭州校友姚林杰老先生感叹着。
  现在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的司徒雷登先生,又可以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安然睡去了。
  中国现代著名爱国主义的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在《最后一次演讲》中说过:“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也有人把他称之为“最受尊敬的美国人”,而事实上司徒雷登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外国人”。纵观他在华50年的人生历程,始终与中国共命运,同荣辱,自觉地把自己当成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不论是兴办教育还是抗日救国的紧要关头都体现了他对故乡一如既往的执着的中国心。
  司徒雷登生前说过:“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他最后的遗愿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他的故土中国,这绝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一个喝着钱塘江水长大的“多半是中国人”的司徒雷登无法割舍的追求和宿愿。
  在无奈中离开中国之后,司徒雷登就像断了根一样,他的生命之树日渐枯萎,直到郁郁而终。他内心的苦痛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呢!
  司徒雷登信奉基督教,并非“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崇尚正义和进步并且身体力行的人生轨迹,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令人敬仰的道德楷模。
    今年是把中国视为故土的司徒雷登去世55年周年。在这长达50多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不仅远离了战乱,而且生活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丰衣足食的新时代。尽管今天的还存在着诸多的不尽人意,但是比起50年前已经是天壤之别。尤其是人们思想意识的进化足以告慰司徒雷登先生的在天之灵。
  
    参考文目: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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