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邓小平　

    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战友，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卓越勋。
 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邓小平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即十年浩劫中，沦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在急风骤雨的险恶环境中，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打击。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他冒着断送政治生命的风险，仍然坚持寻找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机会。“三起三落”的遭遇，为他的政治生涯增添了传奇色彩，也彰显了一个革命家坚定的意志和执着的个性。
　  
    １９７５年以周恩来总理病重为转机，邓小平重新复出，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凸显了他杰出的领导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不容，１９７６年４月他又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同年10月，华国锋主席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作为“文革”替罪羊的“四人帮”。成为新中国历史转折的一个里程碑，也为后来的“拨乱反正”扫清了障碍，其决定性的历史贡献将永载史册。
    
    一度风起云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随之销声匿迹，让失落的邓小平重新看到了希望。他主动向华主席交心，表达了复出的迫切愿望。经过叶剑英、陈云等老革命家的力荐，1977年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复出后的邓小平和胡耀邦一起积极投入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之中。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次会议标志着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历史性转变。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成为了党的新一届集体领导核心。
    
    从而国家终于步入的新的稳定期——邓小平时期。随后他出访日本，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9年出访美国，中美握手言和…… 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使他成为了20世纪末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伟大人物，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杰出的领袖、政治家、外交家的风采。
    
    在１９８１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由邓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胡耀邦一道为建国以来大量冤案平反昭雪，伸张了正气，博得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不论经受了多大磨难，只要看到“平反”两个字，就足以让人们感恩戴德，甚至是热泪盈眶了！在新中国有幸享受到这个“福利”的人们及其亲属估计在一亿人以上！
　
    然而，邓小平和毛泽东都不是神，由于种种原因，都免不了受制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高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曾经是我们耳熟的口号，其实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内涵并不雷同,在某些方面甚至截然相反乃至水火不容的。比较起来，邓的视野似乎更开阔，主张也比较求真务实。邓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此论虽遭到毛泽东的指责，但是他敢于摒弃谎谬极左的“血统论”，在当时是值得称道的。
    
    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了祖国。
    
   “改革开放”开启了以科学技术为标志的新生产力，借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之力，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在1978年和1985年，邓小平曾两次当选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
    
    1978年3月,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讲话中,他系统地论述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性作用。接着又提出中国要实行开放政策,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发展的起点。正式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1988年6月，邓小平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极大的激发了社会创新发展的活力。但不能不说的是：如果不是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夺权的图谋，清除了障碍，在其默许下，胡耀邦为开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并策划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和胡耀邦从理论上的开山铺路，后来的改革开放就不会那样水到渠成。
    
    1979年的中越边境反击战之后，邓小平取得了军队领导权。同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时指出：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弊端,必须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遗憾的是，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在习近平主政后又被搁置！
   
    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正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至此邓集国家和军队领导权于一身，成为了中国实际上的“国家元首”。
    
    由于“十年浩劫”的历史原因，国家主席职务一直空缺，在邓小平的主导下，1983-1993 杨尚昆、李先念先后出任国家主席 。
    
    “文革”结束后，胡耀邦担任了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为开启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他策划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作为，更多的时候，是使这个党以及国家能够“正常”起来。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模式。
   
     广泛的赞誉把胡耀邦推上了权利的巅峰，在邓小平主导下，1981年6月胡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随即提议，改中共中央主席为总书记，实行集体领导制。和毛、邓相比胡耀邦显然是属于“第二代”领导人了。胡耀邦以总书记的身份将党内外的改革意志变成行动并不断促进，尤其是他从制度上改变了领袖人物的“终身制”，让人耳目一新。
    
    1987年，正干的兴致勃勃胡耀邦突然受得了邓小平的严厉批评，理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随之被迫辞职。不久心脏病发作，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
   
    胡耀邦辞职之后，邓小平选择了赵紫阳接替胡耀邦被推选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任中共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87年1月，另一位“第二代”领导人赵紫阳登场。
   
    1989年6月为悼念胡耀邦，赵紫阳决定举行十万人的大型悼念活动，被邓小平阻止。随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面对天安门广场学生们自发悼念胡耀邦的请愿示威活动，邓小平不仅仍坚持压制态度，并悍然发出了血洗天安门广场的指令，致舆论哗然，也为他的政治生涯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遗憾！
    
    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因公开表示同情学生和反对武力镇压，被邓小平视为“在关键时刻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而招致邓等人的不满，被免去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最终在软禁中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6年。
    
    在六四事件与学生代表的接触中，赵紫阳站在充分理解的立场上，一反传统的强硬策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力图通过对话与沟通，以一种全新的温和的方式化解矛盾。他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缓和事态，而且为未来解决突发事件做一个大胆的尝试，也借此展示一下改革开放的政坛新气象。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在邓小平看来，这样做是挑战了他的绝对权威并视其为“造反”，是决不能容忍的。
    
    赵紫阳在事后面对党内保守势力声讨时，坚持己见并不懈的为自己辩护。中共官方对他的评价一直停以“六四错误”“支持自由化”为重点。而他在经济改革中敢做敢为的品质，主张建立现代化政治体制的观点，响应社会各界民主诉求和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言行以及至死不屈服于外加之罪的品格，受到了中共党内及海内外开明人士的支持与赞誉，视其为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也是中共历史上少有的独具个性的领袖人物。
    
    由于赵紫阳在改革开放时期担任总理时的贡献及经济决策，被人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遗憾的是在众望所归的时候，他却轰然倒下！
    
    据曾任赵紫阳的秘书、高级助手，在其政治改革方案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鲍彤先生披露：赵紫阳的改革方案旨在抑制党的权力和扩大对官员的公众监督。作为中国1980年以来负责管理政府的总理，赵紫阳专注于放松政府对农民和工厂的控制，鼓励外国投资者和培育私营企业，所有这些都是在许多官员仍将“市场经济”视为异端的背景下进行的。也是为了保护中国经济收益免受腐败和低效影响。
    
    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所说的：有必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示精神，赵紫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超乎寻常的规划。如：取消中央机关以及各企事业单的“党委负责制”、取消“政法委”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遗憾的是这些政改决策在89年“六四”之后，随着赵紫阳被撤职嘎然而止。鲍彤后来称，“六四”镇压背后的推动力是一场“政变”，目的是破坏赵紫阳及其自由化政策。接下来的是权威主义的死灰复燃。
    
    为什么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此深恶痛绝，甚至将其视为像“挖祖坟”一样不可容忍。从根本上说，他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今日之中国是开风气之先，对现行专制政体构成威胁。不客气的说：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完全站在扼杀社会民主，阻止社会进步的反动立场上了。
    
    酷似清朝末年本应退居二线的慈禧太后，却不甘寂寞，扼杀了“戊戌变法”，偏要当专权主政的“老佛爷”。结果嗜权误国，葬送了大清王朝。
    
    “戊戌变法”就是清王朝知识分子利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它山之石来攻我之玉的大胆尝试和实践，不过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称谓，而是称其为“西学”“西法”，戊戌变法终因操之过急，失之过重，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绞杀！而后来的“辛亥革命”就其性质而论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西法”攻破封建王朝壁垒的一个关键性胜利。也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西法”，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与后来的“中华民国”。而上个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是把“资产阶级自由化”变身为“无产阶级自由化”，即所谓“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就是毛泽东先生所谓的“马列主义加秦始皇”的新社会。
    
    回首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历史，就是一部打着“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旗号，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大兴问罪之师的“清剿史”。
    
    今天中国大陆正处在经历了风雨如磐的七十年后的关键时刻，改革开放顺应了历史趋势，满足了人们向往温饱生活的基本宿求，得以摆脱了艰难的生存困苦。而旧的封建专制政体又成为了阻碍大陆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新的“长城”。毋庸讳言，七十年的艰难探索，促使我们学会了如何在总结中反思，在反思中比较，在比较中得以鉴别，堪称来之不易！
    
    今天，当我们静下心来思考改革开放以来这段历史时发现：邓小平先生越来越像清王朝的“慈禧太后”，试想，如果当年胡耀邦不是在邓咄咄逼人的情况下黯然离世；如果邓小平能够在胡去世后对自己专横跋扈的后果有所感悟，为胡耀邦鸣不平的大规模悼念活动，即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动乱就不会发生。然而那样做不符合邓小平一言九鼎的风格，当然历史也不允许有“如果”。
    
    就这样两位既有领导经验，有个性又有威望，对改革充满热情，久经考验的“第二代”领导人先后倒阁，而任由邓小平直接走上前台，成为了官方媒体称为的“第二代”的领导人。这是不准确的，事实上邓核心并非“第二代”而是“第一代”。因为邓小平是毛时代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之一，是第一代的老革命家之一。从毛算起，准确的说邓小平应该是“第一代”的第二届领导人。真正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应该是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只是在他们被一个个赶杀出局的情况下，在本应属于他们的政治舞台上，只有邓小平先生在“把酒论英雄”了。
    
    更为遗憾的是，在真正的“第二代”领导人缺席的情况下，邓在退休时把领袖的职位直接安排给了，无论是领导经验还是威望都大为逊色的“第三代”人选，不仅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也无形中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
   
     邓小平先生让正处在拨乱反正、百业待兴的祖国，用最快的速度摆脱了贫困，让国人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功不可没。香港、澳门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回归祖国，体现了邓小平领袖者的智慧与魄力。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使之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位在新中国历史进程中产生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
   
    但是，由于他执迷于“权威”政体的作用，不注重民主监督的制度性建设，过分强调“快富起来”，并且仍旧把“左了就右一点，右了就左一点”的“开飞机”理论，继续作为了改革开放的操守，使得国民经济虽然实现了跨跃式发展，但社会生态却受到严重的破坏。造成腐败丛生，愈演愈烈，以至于演化到明目张胆，堂而皇之的地步。来之不易的丰硕成果终因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而变味，让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社会认同感大打折扣。
    
    正如著名的改革派人士，曾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历有为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历史和现在的实践一再证明：专制的政治体制不得民心，是逆历史潮流的，是阻碍和窒息生产力发展，妨碍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的政治体制。
   
    邓小平将国人摆脱专制，追求社会民主诉求的时代潮流，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坚持“马列主义加秦始皇”的专制政策；把“文革”后出现的拨乱反正难得的转机，重新拉回到权威社会的藩篱；其阻止社会进步的历史局限性，清晰可见，其恶劣影响不可小视。
 
    对旧体制不遗余力的痴然坚守全归咎于邓小平个人则有失肤浅，刚从无法无天的浩劫走出来的中国大陆正处在困惑与迷茫之中，多数人从心里期盼望能出现一个新“领路人”，还不能从习惯于“个人崇拜”中完全醒来。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点“个人崇拜”本不是坏事，但要有个度，千万别因为“崇拜”就放弃监督与审视。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个人崇拜”“融化到骨头里，血液中”，而任由其随心所欲，到头来只能是重蹈覆辙！
     
    纵观邓小平先生的一生，“文革”以前，他不仅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立国干将之一，也是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中最具敏锐视觉、现代意识的一位领袖人物。虽然在“文革”中几经磨难，但复出之后，依然雄心勃勃，大刀阔斧，彪悍作风不改。可惜的是在国人的厚望之中，却扮演了一个嗜权误国的“老佛爷”角色。在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关头，他没有能够实现个人跨越时代的思想升华，其后果是严重的。因此可以说，对于当今社会政体改革裹足不前和积重难返的腐败乱象，邓小平先生是负有历史责任的！
    
    晚清的慈禧太后充当独揽大权的“老佛爷”，绞杀了“戊戌变法”，硬是把维新图强的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至死（注），以捍卫清王朝的“祖制”。称得上近代中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先驱了。一百多年之后，我们的邓小平先生步其后尘，在社会转折的重要历史关头，硬是把一位踌躇满志的“改革开放总工程师”变成了现代版的“光绪皇帝”，成为其政治生涯中顽固维护旧体制的败笔。着实令人惋惜！
   
    值得肯定的是，1989年邓小平明确表示“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谢绝了大家的挽留，毅然辞去了一切职务，退休了。为废除领袖终身制做出了表率。与之相比，那终生眷恋权利，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还不肯把手指放下的领袖则望尘莫及。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这样一位享有崇高威望杰出的领袖人物走了，对于我们这个权威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断崖式的损失。我心里顿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国家失去了顶梁柱，那些居心叵测的国际势力会不会就此兴妖作浪？而后来的诸多事实表明，我担心的事情还是都发生了。面对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无疑是最重要的。国家实现现代文明的长治久安永远国人最大的期盼！
   
    


   （注）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是清朝末年“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因变法失败，被慈禧太后幽禁在中南海瀛台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