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往天堂的百合花

                         送往天堂的百合花      

    我的童年由于远离父母，是祖父和姑姑把我扶养成人。而终日陪伴我，不辞辛劳地照料我日常生活的就是祖父。他性格开朗、豁达，写一手好字。他为人正派，崇尚“嫉恶如仇，从善如流”的人生理念。从不沾烟酒，却终日离不开饮茶。

祖父1892年（清光绪18年）生人。与民国名人蔡廷锴、郭沫若、刘伯承同龄。比毛泽东年长一岁。祖父出生在冀东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小时候正值晚清末年，念过私塾。而曾祖父在那个小山里村里差不多是首富吧，创立了殷实的家业。祖父在兄弟三人中，他最小。兄弟分家时得到了一份不菲的家产。包括一个“大车店”（能停马车的旅馆），一处宅院还有百亩土地。也曾雇佣过长工和短工，日子过的还算滋润。

祖父为人大方，乐善好施。听他说过：当年家里有一辆“小车子”（就是罩有席棚的小型兽力车），不论是谁家娶媳妇、聘闺女来借车用，他从不拒绝。由于人缘好，民国年间曾担任过“保长”和当地的“校董”。而我的大祖父即祖父的大哥，由于得罪了人，在“土改”中被棍棒活活打死。“辛亥革命”以后，祖父应时剪掉了辫子。和国家同步进入了新的民国时代。出人意料的是，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乡下开始不太平了，出现了打家劫舍的武装分子。他们打劫的目标主要是富户人家，当时民间称之为“闹红军”。出于恐惧，不少富余人家购置枪支，以求自保。购枪之目的并非是与武装分子对抗，只是想用枪声震慑一下，为自己壮壮胆。祖父说当时他也买过一个抢。

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增加了维持生计的难度。听爷爷说过：战争年代时常有军人来住店，不仅免费还要照常提供服务，不论是国军还是八路军一视同仁。有一次八路军住店走后，又派人传话来，说是有一个枪栓丢在了店里，让爷爷找到后送还部队。可把爷爷吓坏了！

面对着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爷爷审时度势，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变卖了部分家产，把土地租给别人，举家搬入了县城。在城里与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杂货铺”，卖一些油盐酱醋、火柴等生活必须品，以求生计。在城里重新构建了稳定的家庭生活。

1947年，正值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时期，祖父到百里之外的S市去为店铺“进货”，恰逢S市获得解放。但是城外的周边还是没有解放的“国统区”，进出S市的通道设有盘查的哨卡。爷爷因为携带货物难以成行，只好滞留。而此时老家的县城正笼罩在枪林弹雨之中——解放军正在攻城，后来听人说仗打的很艰难，多日攻城未果，城墙上满是血迹。后来解放军派了一个“杨政委”进城劝降，不料反遭拘押。再后来国军宵遁，县城终获解放。

县城解放了，祖父没有选择回去，他看到了城市里更有机会，毅然决定留下来。

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农村广泛展开。“土改”不仅要瓜分富人的财产，同时还杀人的现象也不少见。有资料显示：在“土改”运动中，各地被杀害的“地主”达二百多万人。为了节约“子弹”，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是被打死或“活埋”的。

“土改”虽然使贫穷的农民获得了生产资料，而另一方面破坏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村，农民辛劳致富的思想基础。“土改”虽然满足了贫苦农民的仇富、盼富，期盼世道公平的心理诉求，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然而，强行瓜分他人资产乃至杀人是赤裸裸的，强盗式的掠夺行为。

一位当年参加过“土改”运动的工作者，在其所著的回忆录“活埋”一书中提到：当年“土改”运动中，有一富户人家，家里的男人都逃走了，只剩下一老太太和她六岁的小孙子。“土改”工作队遂决定将其二人“活埋”。祖孙二人被赶下了已挖好的深坑中，然后填土。当填到一半深度时，因为小孙子个矮，先感到了呼吸困难，就对奶奶说：“奶奶，我憋的哄”。奶奶说：“忍着点吧，一会就好了”！残忍所及令人发指！

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本名查良镛，其家族历史上才人辈出。

祖父查文清是清末“进士”，曾历经官场。祖父去世后留下了庞大的家业，虽历经变故而衰落，到金庸出生那年，查家还有3600多亩土地，100多户佃农。其父查树勋震旦大学毕业。后来办了“查氏义庄”，兴办教育，扶危济困，资助穷人，在本乡口碑极好。“土改运动”的工作队进驻后，发动群众，打到“地主”。由于其父一贯行善积德，对村民友好，且年年资助穷人，所以没有一个人控诉他。土改工作队见打击行动无法开展，遂想出损招，指使一残匪将一只手枪偷偷藏入查家，然后揭发其“窝藏枪支”，藉此将其父枪决。

后来，虽有邓小平当面向金庸表示了“歉意”。但是“土改”的孽行是不容宽恕的！其罪恶将载入史册！

“土改”颠覆了“勤劳致富”这个人世间天经地义的道德伦理，是“逆天之道”。应该把它永远的钉在现代中国历史的耻辱架上，而不是把它作为所谓“土地革命”的光荣史来歌颂和炫耀它。它断然否认富人也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蓄意挑动、制造社会矛盾，是对人间正道的劫持。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草莽文化的“现代版”。致富了就有罪吗？这个伤天害理的逻辑，难为现代文明所认同。

随着老家的解放，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这时在县城里的家中只剩下了奶奶和两个姑姑。随着“土改”运动的发展，原籍小山村的农民来到城里，把奶奶和姑姑以及全部家什强行遣回故里，和老家剩余的家产一起由穷人瓜分。听姑姑说：那天在瓜分现场摆满了各类家什，许多人兴致勃勃的来围观、遴选。其中一个后生凑过来悄悄的问我姑姑：“三姑，那两个暖壶那个好哇？”。那年头，村里的一般人家是没有暖壶的，而我家有两个暖壶。家什分完了，原来的宅院也被没收，给奶奶和姑姑安排了一处茅草房。民间称之为“扫地出门”。由于爷爷不在，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只靠奶奶做些零活，免强度日。

解放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祖父在S市定居下来。奶奶、姑姑和时已三、四岁的我也碾转来到S市，这样一家人又重新得以团聚。后来两个姑姑都有了工作，这个新家基本上稳定下来。

爷爷因为没事可做，闲赋在家。恰逢一位原在老家县城里开药店的高姓朋友(此人原是中共的“地下党”），现为S市政府秘书长.这个高爷爷正在受命组建S市的“建筑公司”，遂邀我爷爷去当了“管理员”。担任这个职位时间不长，由于周围作为新生力量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做事的风格也迥然不同，祖父感到有些不适应，遂主动退职。

历史进入了50年代，新的社会环境已基本形成，国家进入恢复期。随之而来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象征着国家开始了全面经济建设的复苏进程。

这时人心振奋，全国人民以空前的热情，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到了50年代中期，全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这时祖父脸上总能看到开心的笑容。

身处稳定的新社会，爷爷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对共产党充满认同感。爷爷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从全达变者为英豪”。更可贵的是他一生坚持思想上追求进步，他说过：从有共产党那天起，我就看它得成世。

在他的鼓励下，两个不满20岁的姑姑194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后来她们都成为了党的干部。为了提高业务水平，50年代末，三姑还利用业余时间在“天津函授大学”中文系进修了汉语。

在这个干部家庭中长大，两位姑姑积极努力的上进心给童年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新月异的新社会氛围让祖父深受鼓舞。为了能及时了解国家的巨大变化，阅读当地的“劳动日报”是他每天的头等大事。从第一版一直看到最后一版。他还特地买了一台新出品的“北京牌”电子管收音机。这时我已上小学，每次放学回家，常听到他说起刚获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好消息。爷爷孩子般的兴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高兴之余，他还写过一首小诗：“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爹娘恩情重，比不上毛主席。”对党和毛主席心悦诚服。

进入60年代，日常必需品尤其是粮食的短缺，使生活日渐困难，开始了历时三年的所谓“灾灾年”。填饱肚子成为人们最迫切的愿望。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活现状，爷爷千方百计的用一些“代食品”安排调剂，一家人总算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大家都挨饿，爷爷从未抱怨过。

63年以后，终于出现转机。就在生活困难的状况得以缓解的时候，打击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并且愈演愈烈。直到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革”烽烟骤起，四海之内已无静土。狂热的“红卫兵”把群情激愤的火种撒遍全国。”革底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甚嚣尘上。“学校停课闹革命”，各级政府纷纷倒垮，包括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在内的各级领导人顿时成为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的“代理人”。把他们“揪出来”，押上批斗大会的前台，一时充斥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斗、抄、轰”使“文化大革命”的肆孽走向高潮。有数据显示：文革中，全国共有约1千万户人家被抄；其中北京市有11万4千多户；上海市“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在僻远的云南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家被强行遣返回原籍，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打土豪、分田地”时的暴孽场景。

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文革”中有“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个家庭整个被毁。”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1968年的夏秋之交，“文革由轰轰烈烈的“大批判”的喊口号进入了真刀真枪的“斗、抄，轰”阶段。姑姑当时正在学校当“书记”，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批斗她的“海报”赫然贴在周边的墙上。正在关押中的姑姑被挂上了“走资派”的牌子，“爷爷”被挂上了“逃亡地主”的牌子（“逃亡地主”相比“地主”罪更大），爷俩双双被押上了大礼堂的批斗大会。在他们身后是面对麦克风的“造反派”“红卫兵”激烈的声讨，台下“打到”“低头认罪”的口号声此伏彼起。

几天后，爷爷连同全部家什被强行遣送回原籍，被安排在了那个小山村外的一处孤立小茅屋。

接下来还是没完没了的“批斗”。在附近小学校的“批斗会”上，一些未成年的孩子斗志激昂的摩拳擦掌，一边用羁了大疙瘩的“井绳”没头没脸的抽打，一边大叫：“老地主，你不是买过枪吗，枪哪去了？”。下面顿时响起了“老地主，把枪交出来！”，“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的呼喊声。

接二连三难以承受的折磨与冲击，看不到尽头的肆虐让爷爷深感绝望，如此残暴的世道已不足眷念。就在一次称之为“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的1969年“五一节”第二天深夜，他选择了悬梁自尽。为他77岁的坎坷的人生划上了凄惨的句号。

爷爷的一生经历了清王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在历史转折剧烈的风云变幻中，他总能够审时度势，从全达变，始终保持一身正气，坚守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为人处世之道。为晚辈树立了正直的楷模。是他积极正确的抉择，让全家人躲过了许多灾祸。

“阶级斗争”的浩劫是国家的不幸。然而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祖父这样一位崇尚进步，支持革命的老人，早在20年前就已经被没收了生活及生产资料，“扫地出门”的人，20年后再踩上一脚，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血雨腥风的政治动乱中，最终死于强暴。无论如何都是天理难容的罪恶！一个蓄意挑动社会矛盾，造成无数人家破人亡，而自己却感到“其乐无穷”的领袖人物，真的“伟大”么？？？

今天，我们摆脱了阶级斗争的魔咒，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终于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然而，越是身处幸福之中，越是对当年那昏天地黑的岁月充满憎恶。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让我们永远保持敬畏之心。失误与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其刻意的回避和篡改。

千家万户团圆日，思亲最是节庆时。今年是祖父诞辰132周年，当年的暴风骤雨早已成为了历史。相对宽松、富余的社会环境足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献上一束洁白的百合花来表达孙辈的怀念和敬意吧！

不忘历史，才有未来。几滴眼泪洗不掉历史的尘埃，然而，爷爷从全达变，一身正气的品格却永远是晚辈宝贵的精神财富！

                     附：台湾土改的启示

蒋介石战败退守台湾后，认真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大陆的土改政策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国以绝对平均主义均田，是农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大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合理的，但“ 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因此决定在台湾实行温和的社会改良。

台湾当时的土地制度非常不合理，还是带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特色的土地制度，占户数约百分之十二的地主占据了台湾百分之五十六的耕地，台湾政府当局只占据了百分之二十一的耕地，而占台湾总人口88%的农民只拥有23%的耕地，而且都是一些山区贫瘠的土地，大多数农民只能给地主当佃农。

地主剥削也极其残酷，其苛重程度一般达到农民收获量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国民党为了巩固其在孤岛的政治统治，从1949年起，以和平渐进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

这次台湾土改分三步依次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从法律条例限定租额，地租不得超过全年主产品收获量的 37.5%，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第二阶段的“公地放领”，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公地”出售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农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由承领农民分10年20期平均摊还，不必负担利息。

第三阶段是“耕者有其田”，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农民，地价按耕地正产品的2.5倍计算，以实物土地债券(占70%)和公营企业股票(30%)作为补偿。实物土地债券由台湾当局委托台湾土地银行发放，年利率为4%，在10年内分20期偿清本息；公营企业股票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四大公司(水泥、造纸、农林、工矿)的股票。

在本次土地改革中，农村地主的损益情况各有不同，其中大地主收益最大。他们从水泥、造纸、农林、工矿四大公司中，获取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的工商巨头，如台湾原来的四大封建地主——辜振甫、林伯寿、林犹龙和陈启清，就是依靠土地改革起家而成为台湾地主财团的实力派。辜振甫控制的“台湾水泥公司”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成为垄断岛内水泥市场的集团企业。同时，也有部分中小地主，在应征土地取得资金或股票后，转营工商业，其中不少因经营不善而被兼并，或趋于破产，甚至一部分地主将所获土地征购款挥霍一空，最后沦为普通农民。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一句话从侧面揭示了土改的核心要义。

台湾在土地改革后，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村中农户的主体，其积极性大为提高，成为了推动台湾农业发展的主力。

台湾土改政策与大陆的不同，彰显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治国理念的迥异：共产党土地革命讲求的是快准狠，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声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而国民党则强调和平土改，地主不能吃亏。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主张阶级合作。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国民党代表全民的利益。共产党主张消灭私有制，国民党主张保护合理的私有制。

台湾的农村土地制度一直被世界公认为是做得很好的典范。这个土地改革的成功，使台湾的社会稳定。所以说台湾土改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是温和的，而不是激烈的，是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台湾土改是一个没有流血的土地制度。

                                                                                                                                     写于2024年春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