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达变的智慧人生——读冯友兰

                                     

                从全达变的智慧人生——读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字芝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1895年12月4日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一个官宦家庭，冯友兰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曾在蔡元培手下当了一半多的学生。1918年毕业后就去了美国读书，跟胡适一样，都曾是约翰·杜威的学生。1923年回国后曾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广东大学、中州大学、燕京大学的哲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冯友兰与学者们共赴国难，担任了在西南联合大学哲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6年抗战结束后内战爆发后，在中国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他感到心灰意冷，于是离开中国，应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教授中国哲学史，并顺利取得了在美“永久居留权”。冯友兰先生在对西方学子的授课中，以一个中国学者的渊博与自信，在中西哲学的横向比较中，他卓有成效的将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融会贯通。他授课的讲义经整理后，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在美国出版。该书一经问世就成为了西方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入门书籍，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发行，成为世界上许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因此可以说，这部书对于许多国家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起到了开山引路的作用。如该书英文本的译者赵复三所评价：这是迄今为止无人出其右的哲学史家，对中国现当代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冯友兰先后获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不过历史发展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冯友兰在顺利取得美国永久居住权后，却突然感到无所适从，觉得自己一直在美国讲中国的旧东西，仿佛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毫无新意，这让他很苦恼和心酸。
    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心情非常窘迫，于是痛定思痛之后，他认为：“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怀着一腔热血回国的冯友兰，将要面临的却是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国共内战随着时间的消逝，胜利的天平已经越来越偏向中国共产党一边，在这个时候，身为文人的冯友兰该何去何从？同为约翰杜威的学生，同为文人的冯友兰和胡适，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1948年，他婉拒了在美至亲好友的挽留，拒绝了美国大学的邀请，毅然返回了中国，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哲学教授。
    据说当年冯友兰回国过海关时，海关人员曾对他说：“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他的护照是“永久居留”的签证）但冯友兰回答“不用了”，随手把签证交给他就上船了。当时他从美国带回了一台冰箱，是整个清华唯一的一台，全北京城也不多见，后来得知清华校医院需要，马上就捐了出去。
    受到岳父影响，1924年冯友兰首次加入国民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但由于对参加革命活动缺乏兴趣，1926年自行脱党。
    1934年，满怀爱国热情的冯友兰访苏归来，因其言论有“宣传苏俄”嫌疑，被北平市公安局秘密逮捕，一时举国哗然，后在各方压力下于年底被释放。
    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的撞击中，经过短暂徘徊，冯友兰先生还是选择站在民国政府一边，投身于“报效党国”之中，做一个尽心尽德的中国人。1935年冯友兰再次加入国民党，并在当年当选“国大”代表，主动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解中国哲学。
     抗战时期，冯先生就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爱国人士，当然也将蒋介石奉为抗战的领袖。蒋对他也尊崇有加，在重庆，他就享受过与蒋坐同一张沙发看戏的殊荣。这些经历，使他在北京大学反右运动中成为既定的目标。
    1943年以西南联大学区党部的名义，执笔起草致蒋介石的信函，为民国政府建言献策，如建议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蒋看后“为之动容泪下”。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蒋介石请他吃饭，许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他则以“一当了中委，就不好对青年人讲话了”为由婉言谢绝。
    在罗家伦主政清华大学时，他倍受器重，可在清华发生“驱罗”风波后，罗的亲信杨振声、张广舆等被迫离开，唯独冯友兰全身而退；此后梅贻琦当校长，冯又成梅的亲信，颇有些“不倒翁”的架势，由此被人戏称为“清华曾国藩”。
     1948年12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专门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和冯友兰等文化界名人到台湾，胡适高兴地带着夫人上了飞机，但冯友兰却不肯走。事后，胡适曾借此事讥讽冯友兰：“天下蠢人无出芝生右者”，“芝生”就是冯友兰。而冯友兰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回应：“胡适顶聪明，但他做了过河卒子，只得勇往直前，我却不这种约束。”关键时刻，冯友兰用自己的选择，证明了对这片蕴含丰富传统文化的中国大地的热爱与忠诚。
    1949年,冯友兰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拆开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上司,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送来的一张飞往台湾的飞机票。 但时以年过半百的冯友兰想都没想,直接将机票装好信封,回寄给了梅贻琦。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他不仅拒绝搭机南下台湾，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以务实的态度确定了新的方位——真诚欢迎共产党的到来。
   
    
    
                                            
                     

                                                                                        19482月年冯友兰经过夏威夷回国时的留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眼看着曾寄予厚望的民国政府被推翻，他心境之漠落可想而知。但是他很快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审时度势，加入了“开国庆典”的队伍之中。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盛典，这对冯友兰来说，是莫大的荣誉，给他心理造成了极大的触动。
    1949年10月5日，冯友兰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承认自己过去传授的是封建哲学，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要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写作哲学史。并表示自己将在五年之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去重新编撰鸿篇巨著《中国哲学史》。这封信写好并寄出一周后，毛主席就在百忙之中，专门给他写了回信，对冯友兰的态度表示欢迎：“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教祺！毛泽东十月十三日”。信中对他的态度给予了肯定，这个速度之快，让冯友兰颇感“意外”；另一个“意外”是毛主席信中的内容，让他感到捉摸不定。前面都比较好理解，唯独是最末一句的“老实态度”让他感到费解，按理说他承认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善莫大焉的，但毛主席此言似乎暗示了他当时的态度是不老实的，为什么？
    身为哲学教授，冯友兰此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算了解，但他选择留下来，就意味着自己的态度，将会学习和理解这个被共产党证明了的伟大的哲学思想。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了解了后，他理解了毛主席所谓“老实态度”的真正含义。其实毛是想说，真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写中国哲学史，五年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他自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就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因此，强调实事求是的毛主席，说他应当“采取老实态度”。
    五十年代初期冯友兰对政治性事件的表态还是相当随意和大胆，但多少又带有一点自省之意，无形中又增添一层保护色彩。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中方先后举办多种悼念仪式，北京高校的部分教授就表示不愿戴黑纱，冯友兰却巧妙地提出一点异议：“如果在过去我就会想，好像邻居死了家长，为什么要将灵堂设在我们堂屋里呢？不过现在我不这样想，知道这想法不对。”
    1952年“三反运动”中，清华文学院党组织令冯友兰数次检查其“反共拥蒋”思想，均未过关，金岳霖作为运动积极分子动员冯友兰“彻底交待”时，他们抱头痛哭。后党组织宣布对冯“免予处分”，但因当时的高校党委统战部认为冯友兰是右翼分子，于是，1953年把他列为右派分子，1954年定为“中右分子”。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党支部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教授”，期间，冯友兰虽屡屡检讨，后虽20多年遭到批判，但毫不气馁、乐观豁达，正常的政治活动未受影响，先后于1954年至1983年间，连续当选第二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75年，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3月应邀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同年4月11日，还与周谷城、王方铭、贺麟、金岳霖等人陪毛泽东到中南海顾年堂共进午餐等。
      同年院系调整时，为了便于思想改造，有意从全国范围内调来一批哲学资深教授集中在北大哲学系，教授总人数高达二十九人，使哲学系成为北大老教师最多的单位。因此高层就始终认为，这个系天然就存在着严重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让党委没想到的是，部分哲学系党政负责人迎合教授们的意见，也主张单纯搞哲学史、逻辑学。后任学校党委书记陆平曾恼怒地指责说：“在1958年以前，自己还不能开历史唯物主义课。本来在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就占据上风，我们已很少作斗争，加上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结果资产阶级思想任意泛滥，一时造成学生不愿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兴趣反在于唯心主义。羡慕崇拜资产阶级教授，甚至有的学生抱着这样的志愿，一生只要学到半个冯友兰也就心满意足了。”
    随着1954年底批判红楼梦研究及胡适思想的运动展开，处于挨批的位置的冯友兰是不敢说什么意见的。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在会场中得不到应有的学术尊敬，有几个年轻发言者批判他时指着名说：“我提醒你注意……”让相熟的老学者、老学生看了伤感不已，老学生卢育三跑去向主办方提意见说：“金（岳霖）先生冯先生都是全国著名的老学者，指名说‘我提醒你注意……’，这成什么话。”系主任郑昕则感慨说：“有的人发言像是吵架。”虽然在会上受到“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着自己旧有观点”的指责，作为被批判主角的冯友兰依然保持平和的心态。
    早在新中国之初，他敏锐的意识到政权更迭新的形势，先知先觉的公开声称自己“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半点价值的”，是最早登报自我检讨的高级知识分子。听说北京大学党委在反右运动开始后，就内定冯先生为“右派分子”，早早给他预备好了一顶“右派”帽子。然而，到头来，这个如意算盘却落空了。
    1958年，北大党委认为冯友兰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腐蚀青年；1964年，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批评冯友兰“与党争夺青年”；1965年，北大社教运动中，冯友兰被批“猖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党争夺学术的领导权”；1966年初，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表态说，有冯友兰等人，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势力强大。总之，冯友兰长期遭受政治压力，而且每次都免不了接受批评。
    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和反右班子曾经分析说，冯友兰他们从斗争中学到了经验，看形势办事，斗一斗，就缩一缩，因而不易抓到他们右派的证据。可以确认一点的是，冯友兰他们此后一直没有摆脱政治性的歧视和追击。1959年11月校党委书记陆平曾总结说：“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势力是强大的，不仅有首屈一指的大师冯友兰，还有一些国内的第一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决不要看见他们一时的进步表现，就放松同他们之间的斗争，过去几年学校党委因此吃过大亏。”为此，北大党委始终对冯友兰他们高挂“督战牌”，时时不得松懈。
    然而难得的是，在日后的文革初期，当冯友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毛主席也曾专门为他讲话，肯定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地位，实事求是，尊重知识分子的独特思想。毛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 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像吴晗、翦伯赞、冯友兰，批是要批的，不要整得太过分了，保还是要保的。对这类人，不要搞那些不尊重他们的办法。对于扣他们的薪水，不要扣得太挖苦了，得稍微放宽一点，有一些人是老人。”对此，冯友兰后来写了一首诗，表示了自己对毛主席的敬佩之情：“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冯友兰作为出色的哲学家，一个在民国时代倍受蒋介石器重的风云人物，解放后到文革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中，主要内容是受到批判，所受压力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没有乐观豁达的心胸，恐怕很难度过这些难关，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就是这些优良的品格，最后能让他著作等身、得以善终。比起那些在毛泽东时代，动辄就轻言身死的励志典型，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也有人对他冷嘲热讽，其实，只不过是因为个人恩怨或政治立场不同而已，若真地比较人品、人缘和节操，这些人未必比冯友兰先生强！
    北大校方在划右派阶段出手过于凶狠，处理之重在北京高校闻名，闻之色变。有材料显示：反右派斗争中北大共划右派705人，其中学生591人，占全校参加运动学生总人数的7。7％，其他高等学校学生右派一般占4％左右。哲学系学生右倾比例在全校也是比较高的单位之一。
    在1965年北大社教运动中，回顾以往哲学系斗争史，还有人愤愤不平地指出：“1957年1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冯友兰、贺麟等猖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党争夺学术的领导权。”发言者认为当年系里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党员干部表现相当软弱，对胡绳、艾思奇等同志驳斥冯友兰、贺麟的错误言论支持力度不够。能否对冯友兰及错误思想展开有效的斗争，后来一直成为衡量哲学系党组织是否具备战斗力、是否够格的标准之一。
　　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冯友兰他们集体逃过“右派”一劫，实属不幸中的侥幸。在风云变幻的“反右运动”中，冯友兰为何能逃脱“右派”的厄运？直到现在，学术界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反右运动中为什么冯友兰先生得以幸免？照当时情势，他应该被戴上“右派”帽子。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曾经是冯先生同事的石峻先生，讲了他所知道的冯先生反右运动中幸免的内情。 当时大家都尊敬冯先生，公认他是中国哲学史领域最大的权威。因为在中国，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胡适之后就是冯先生，而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早已超过了胡适。
   那时戴“右派”帽子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要党委看谁不顺眼，戴上就是了，反正是不准讲理。既然内定了，冯先生怎么能逃脱得了？石峻先生说：这就是冯先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呀！“鸣放”开始，学校组织全校老教授开会，党委书记苦口婆心动员大家给党委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许诺“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少老教授敞开思想提意见，一些发言相当激烈，如“要求教授治校和共产党退出学校”等，冯先生不动声色，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快散会时，他发言了，不仅没有说一句犯忌的话，而且还驳斥了“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的右派言论，他义正词严地说：“全国各项事业都是共产党领导，教育当然也不能例外，要求共产党退出学校是错误的。”事后学校党委研究，觉得在冯先生的发言中找不到一点“右派”言论，这怎么定他“右派”？于是党委决定，派两位党委秘书到他家，再一次引诱他发言，或许从中能够找到“右派”言论。两位秘书奉命来到冯先生家，态度诚恳地引诱他说：“听了冯先生在全校鸣放会上的发言，觉得您可能还有顾虑，不敢讲真话、心里话。我们今天奉党委的指示来您家，就是希望您打消一切顾虑，大胆给党委提意见，不要怕尖锐，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冯先生说：“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是真心话。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英明极了，伟大极了！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会上的发言就是我的真实思想。”无论两位秘书怎么启发诱导，冯先生始终不讲一句违禁的话。两位秘书回来向党委汇报，党委自然很“失望”。最后他们研究出了新的招数：从冯先生所熟悉的哲学专业入手，引诱他谈对毛主席哲学思想和著作的看法，如怎么看待《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文章。只要冯先生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稍有不敬之词，也就有理由给他戴“右派”帽子了。两位秘书根据党委的指示再次去冯先生家，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冯先生从事多年的哲学研究，您可否从学术上谈谈对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看法？例如，对《矛盾论》和《实践论》怎么看？学术上如何贯彻‘百家争鸣’的原则？您完全可以敞开思想谈。”冯先生回答说：“哎呀，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太伟大了！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博大精深，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这一辈子恐怕也难以学到手，但我决心学习一辈子！”两位秘书将冯先生的话汇报给党委，党委感到冯先生的所有发言都是“滴水不漏”，实在找不到划他为“右派”的理由。这样，冯先生自然也就幸免了。后来北京大学的“右派”名单公布的时候，学术界不少人非常吃惊：应该划为“右派”的人怎么“漏网”了呢？在反右运动中，“引蛇出洞”的策略在冯先生那里失效，未能将他诱入彀中。这件事集中表现了冯先生的政治智慧。
     石峻先生的“爆料”，使我们看到了冯先生超越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自我保护的政治智慧。这种智慧突出表现为清醒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应对技巧，使他在解放后至“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都能安然无恙。然而，智者千虑，也有失足的时候。冯先生并没有安然无恙地度过“文革”的劫难，他最后在“评法批儒”中还是被拉上了江青的“贼船”，虽风光一时，收官时却黯然神伤。
    文革初期冯友兰即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遭到批斗，工资被冻结，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家也曾被炒过，还曾参加劳改。直到1968年11月18日，被毛泽东点名保护，才恢复自由，待遇随之正常。
    细观北大哲学系1949年后的思想斗争历程，就可看出冯友兰始终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出场角色、屡批屡不倒的奇特人物，几十年来不知被扣了多少顶“反动”帽子，几番陷入落魄、无援的境地，却还能诚恳检讨之余一再反批评、再三与人“商榷”。最高领导人与各个时期的文教主政者有时又待他如上宾，基层执行者囿于统战政策又时而敬畏，令他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之后不时游离、逃脱，但是他的人生整体状态还是呈现不堪、悲怆的底色。
    反右之后北大党委系统始终保持穷追之势，一刻没有放松收集敌情。对于重点人物冯友兰的点滴信息，党委及统战部门要求冯所在的教研室支部每周口头汇报一次，双周书面汇报一次。譬如1961年初秋系里反映，冯友兰否定大跃进的成绩，说大跃进有些像竭泽而渔，一次把鱼捞光，再捞就没有鱼了。
    “与党争夺青年”是冯友兰所得的罪名之一，如挑选政治思想落后、业务好、听他们话的青年留作助教或研究生，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1959年系里就抓住冯友兰教学中的内容，如“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哲学”、“孔子讲的仁是超阶级的”等，列为学术批判的重点内容。哲学系1956级学生为运动的激荡气氛所鼓动，以教学检查的名义，准备面对面地批判冯友兰，为此悄悄地酝酿了好长时间。有一天冯友兰讲完课夹着书包要走，学生要求他留下听意见，冯友兰当即显露慌乱的神情，只能坐在黑板前候场。哲学史教研室党支部负责人孔繁闻讯赶来，对这样突然袭击的方法表示不赞同，56级几位党员学生当即找到系总支办公室，在场的总支副书记任宁芬也希望学生背靠背搞，学生坚决不答应，只好又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最终同意他们的请求。结果这个临时批判大会就在教室里仓促举行，挤满了一百多位激情难抑的学生。
    　有一大批左的、50年代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斗争性特别强，每次运动都抢在前面。北大化学系、哲学系、中文系都是这样。像冯友兰的学生斗他，特别放肆，无所顾虑；文史教育家、北大资深教授王瑶到学生宿舍去辅导功课，被学生所训；化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傅鹰教授写总结，还要让学生支书过目、批准，确实是非常无理的蔑视和歧视。哲学系尤其强悍。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整个时代训练出来的这种冲劲和狼性，官方、学校鼓励他们发挥“思想战斗野性”。
    面对这样强势的学生，冯友兰只有唯诺顺从。他已习惯了这样的低调应对，内心不断累积政治风险感而使自己的心境渐趋无奈和悲凉。1961年5月在中宣部一次近乎“神仙会”性质的教材会议上，他大胆地讲了一段话，最能显示他这一段的痛楚和不安：“我对学生不敢管，不敢有要求。有一次，要求学生在考试时记住一些事实。教学检查时，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平时对我提了意见，在考试时进行报复。并且说，你那些资料是资产阶级的资料。现在的教师相当于过去皇帝的侍读，你到学生宿舍去，学生问‘你来干吗？’你辟一个房间‘候驾’，学生不来，若问为什么，学生说‘太麻烦了，还是你到我们宿舍来吧。
   在高级党校集体编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时，哲学系编写者照抄冯友兰的著作，引用了冯友兰对春秋无神论思想、春秋辩证法思想、后期墨家的逻辑学等方面的学术观点。后来大批判时，又推翻了。
    就在那短短的两三年间，冯友兰一度获得较高的称誉，《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本是作为对立面让他讲授的，想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没想到全系教师（包括党员）听课后都很欣赏，认为讲课流利，史料熟悉，观点明晰。冯友兰的一位党员学生陈奇伟激动之余，执意要用诗一般的语言去歌颂自己的导师。只不过转眼到了1964年，冯友兰的政治行情大跌，所有曾经对冯表达过好感的人都遭到斥责。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困乏，对社会各阶层的困扰和伤害都是极大的，敏感、受压的知识界自然是愁苦难言。夹在政治运动之间，精神上的一波波冲击尚未安息，就要迎面应对贫乏困顿、身心交瘁的恶劣生活条件。在了解整个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史时，1960至1962年是至为重要的段落之一，凄楚无助、贫困交加竟然成了他们的主要生活形态。饿人的事最经得住记忆，那种锥心的作痛是难以剔除的。
    1963年春夏之后，阶级斗争的弦音愈演愈响，再也不可遏制，冯友兰的命运曲线也就自然落至谷底，只是一次次被清算、被自动纳入斗争对象的系列。有时清算还要从五十年代初期说起，可以历数哲学系几届领导班子的斗争不力、战斗涣散的错误，说到历次资产阶级教授猖狂进攻的事例。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在四清结束之际，在全系干部大会上厉声说道：“解放十多年来，哲学系在这方面的斗争到底怎样？总的看来是斗争不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是和平共处。冯友兰在这十五年来，我们并没有对他系统地深入地进行批判。1958年批判了一次，只是一个开端，还是批不彻底的。”
    此时对于冯友兰等教授的政治问题，陆平看得格外严重，态度也转为激烈：“平时他们采取渗透办法散布资产阶级毒素，形势一有变化，就出来和我们进行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一次一次反复，他们还通过教学、研究，指导研究生、助教，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草，向我们进行争夺青年的斗争。”
　　1964年5、6月间学校党委进行阶级斗争情况调查，向哲学系布置调查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冯友兰争夺青年教师、研究生的情况，而且要求三个党员教员参与此项工作。冯友兰是反面的代表性人物，是政治运动必需的参照物、说明书。他的学术观点是众人习惯性的炮轰目标，他曾力争的学术训练办法也最遭人非议、打击，譬如他曾安排研究生第一年要学1900多页的古典著作，第二年学得更多，第三年做毕业论文时要对一本古书做校注等等。有人曾欣赏冯友兰这些学术培养的办法，以肯定的口吻说：“这是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一条经验。”冯友兰是我国一代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生平在教育界和哲学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冯友兰死后,被誉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伟大儒学家,声名响彻国内外。

                                                                          

                                                                                            

                                                                                                     晚年的冯友兰先生

    2007年5月，时任韩国大国家党代表，后来的韩国第一任女总统朴槿惠女士，曾在韩国文艺月刊《月刊随笔》上发表一篇自己的随笔，题目是《遇见我人生的灯塔——东方哲学》。在这篇文章中，朴槿惠谈到自己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带领她走出来的是一本书，中国已故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朴槿惠对这本书给予了崇高的赞赏。
    她说：“就在这时，有一本书悄悄地走进我的心房，成为了人生的导师，那就是冯友兰先生所写的《中国哲学史》”“自与《中国哲学史》相遇，我恢复了心里的宁静，明白了之前所不能理解的许多事情。所谓人生，并不
是与他人的斗争，而是与自己的斗争。”
   将历史真相看得弥足珍贵的专栏作者陈徒手，历经12年的搜集整理，把一部分被淡忘，被屏蔽的历史真相重现于世。他写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和《人有病,天知否》,是两部深入解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的著作,文中运用了海量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囊括了冯友兰等多位权威学者不堪回首的坎坷经历。用真相说话，读其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率真与执着。陈徒手说，“知识分子有个天职，就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吭，是失职；若作假，是渎职。”“一定要保护自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当年最难堪、最痛心的地方。
    在新中国风雨如磐的政治风暴中，尤其是“反右”“文革”那种荒诞的时期，冯友兰是无处遁藏，无一是处。细细回想一遍，能煎熬着扛过那样几十年的暗淡岁月，确实不易。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权威学者锲而不舍的努力与坚守，对于我们解读曾经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则是一部绝好的教材。有人说：哲学大师冯友兰，他用了近二十年的努力，是第一个将中国哲学梳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的人。其学术的贡献与成就超过胡适。同时他也是一个善于从全达变、自我保护的时代楷模。他的一生称得上是成功的人生，是令人钦佩的人生，他在逆境中战胜自己，为晚辈们克服困难，迎难而立树立了榜样，其示范与启迪作用不言而喻。
    冯友兰虽是权威学者， 但没有文人的清高傲气、倔强固执，反而懂得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因而左右逢缘、应对自如，并且心胸开阔。一生虽屡有波折，但都能逢凶化吉。    
    1990年11月26日，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在北京友谊医院安然离世，以95岁高龄寿终，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一代哲学泰斗冯友兰的故居纪念馆                                   


    如今我们正在走出荒诞历史的阴霾，并且走进丰衣足食的大国时代，但是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权贵利益集团从形成到巩固，使实质性的社会改革更加举步维艰。不论未来的社会生活如何

演绎，只要我们真诚地笑对人生，就可以体会到人生的真正价值。因为笑对人生，是一种顶天立地的从容。生活总免不了差强人愿，只有那些积极的跋涉者才能磨练出他们的铮铮铁骨。经历过矛盾和艰辛的人们会逐渐成熟起来

。而冯友兰先生则是一位真诚的实践者！

    　

     参考文目：

    孟祥才：冯友兰为何能逃脱“右派”的厄运?

    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202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