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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字芝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
1912年冯友兰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8年毕业后就去了美国读书。跟胡适一样，都曾是约翰·杜威的学生。1912年冯友兰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8年毕业后就去了美国读书。跟胡适一样，都曾是约翰·杜威的学生。
1923年冯友兰回国后曾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广东大学、中州大学、燕京大学的哲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冯友兰与学者们共赴国难，担任了在西南联合大学哲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46年抗战结束后内战爆发后，在中国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他感到心灰意冷，于是离开中国，应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教授中国哲学史，并顺利取得了在美“永久居留权”。
冯友兰先生在对西方学子的授课中，以一个中国学者的渊博与自信，在中西哲学的横向比较中，他卓有成效的将源远流长的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融会贯通。他授课的讲义经整理后，定名为“中国哲学简史”在美国出版。该书一经问世就成为了西方了解和学习中国哲学的入门书籍，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发行，成为世界上许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
冯友兰在顺利取得美国永久居住权后，却突然感到无所适从，觉得自己一直在美国讲中国的旧东西，仿佛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毫无新意，这让他很苦恼和心酸。
在痛定思痛之后，他认为：“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 怀着一腔热血回国的冯友兰，将要面临的却是一个艰难的十字路口，国共内战随着时间的消逝，胜利的天平已经越来越偏向中国共产党一边，在这个时候，身为文人的冯友兰该何去何从？同为文人的冯友兰和胡适，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1948年，他婉拒了在美至亲好友的挽留，拒绝了美国大学的邀请，毅然返回了中国，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哲学教授。
当年冯友兰回国过海关时，海关人员曾对他说：“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他的护照是“永久居留”的签证）但冯友兰回答“不用了”，随手把签证交了上了船。
受到岳父影响，1924年冯友兰首次加入国民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但由于对参加革命活动缺乏兴趣，1926年自行脱党。
1934年，满怀爱国热情的冯友兰访苏归来，因其言论有“宣传苏俄”嫌疑，被北平市公安局秘密逮捕，一时举国哗然，后在各方压力下于年底被释放。
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的撞击中，经过短暂徘徊，冯友兰先生还是选择站在民国政府一边，投身于“报效党国”之中，做一个尽心尽德的中国人。1935年冯友兰再次加入国民党，并在当年当选“国大”代表，主动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讲解中国哲学。
抗战时期，冯先生就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爱国人士，当然也将蒋介石奉为抗战的领袖。蒋对他也尊崇有加，在重庆，他就享受过与蒋坐同一张沙发看戏的殊荣。这些经历，使他在北京大学反右运动中成为既定的目标。
1948年12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专门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和冯友兰等文化界名人到台湾，胡适高兴地带着夫人上了飞机，但冯友兰却不肯走。冯友兰用自己的选择，证明了对故土的热爱与忠诚。
1949年,冯友兰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拆开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上司,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送来的一张飞往台湾的飞机票。 但时以年过半百的冯友兰想都没想,直接将机票装好信封,回寄给了梅贻琦。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以务实的态度确定了新的方位——真诚欢迎共产党的到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眼看着曾寄予厚望的民国政府被推翻，他心境之漠落可想而知。但是他很快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审时度势，加入了“开国庆典”的队伍之中。应邀出席这次盛典，这对冯友兰来说，是莫大的荣誉，给他心理造成了极大的触动。
五十年代初期冯友兰对政治性事件的表态还是相当随意和大胆，但多少又带有一点自省之意，无形中又增添一层保护色彩。
1952年“三反运动”中，清华文学院党组织令冯友兰数次检查其“反共拥蒋”思想，均未过关，金岳霖作为运动积极分子动员冯友兰“彻底交待”时，他们抱头痛哭。
1953年把他列为右派分子，1954年定为“中右分子”。 期间，冯友兰虽屡屡检讨，后虽20多年遭到批判，但毫不气馁，乐观豁达，正常的政治活动未受影响。先后于1954年至1983年间，连续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75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早在新中国之初，他敏锐的意识到政权更迭新的形势，先知先觉的公开声称自己“过去的学术著作都是没有半点价值的”，是最早登报自我检讨的高级知识分子。 听说北京大学党委在反右运动开始后，就内定冯先生为“右派分子”，早早给他预备好了一顶“右派”帽子。然而，到头来，这个如意算盘却落空了。
1958年，北大党委认为冯友兰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腐蚀青年；1964年，北京市委大学部批评冯友兰“与党争夺青年”；1965年，北大社教运动中，冯友兰被批“猖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党争夺学术的领导权”；1966年初，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表态说，有冯友兰等人，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势力强大。总之，冯友兰长期遭受政治压力，而且每次都免不了接受批评。
冯友兰作为出色的哲学家，一个在民国时代倍受蒋介石器重的风云人物，解放后到文革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尤其是在那“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中，主要内容是受到批判，所受压力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没有乐观豁达的心胸，恐怕很难度过这些难关。正是这些优良的品格，最后能让他著作等身、得以善终。
在那短短的两三年间，冯友兰曾经一度获得较高的称誉，《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本是作为对立面让他讲授的，想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没想到全系教师（包括党员）听课后都很欣赏，认为讲课流利，史料熟悉，观点明晰。冯友兰的一位党员学生陈奇伟激动之余，执意要用诗一般的语言去歌颂自己的导师。只不过转眼到了1964年，冯友兰的政治行情大跌，所有曾经对冯表达过好感的人都遭到斥责。
2007年5月，时任韩国大国家党代表，后来的韩国第一任女总统朴槿惠女士，曾在韩国文艺月刊《月刊随笔》上发表一篇自己的随笔，题目是《遇见我人生的灯塔——东方哲学》。在这篇文章中，朴槿惠谈到自己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带领她走出来的是一本书，中国已故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朴槿惠对这本书给予了崇高的赞赏。
在新中国风雨如磐的政治风暴中，尤其是“反右”“文革”那种荒诞的时期，冯友兰是无处遁藏，无一是处。细细回想一遍，能煎熬着扛过那样几十年的暗淡岁月，确实不易。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权威学者锲而不舍的努力与坚守，对于我们解读曾经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则是一部绝好的教材。
有人说：哲学大师冯友兰，他用了近二十年的努力，是第一个将中国哲学梳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的人。其学术的贡献与成就超过胡适。同时他也是一个善于从全达变、自我保护的时代楷模。他的一生称得上是成功的人生，是令人钦佩的人生，他在逆境中战胜自己，为晚辈们克服困难，迎难而立树立了榜样，其示范与启迪作用不言而喻。
1990年11月26日，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在北京友谊医院安然离世，以95岁高龄寿终，结束了跌宕起伏中从全达变的智慧人生。
如今我们正在走出荒诞历史的阴霾，并且走进丰衣足食的大国时代。但是毋庸讳言，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权贵利益集团从形成到巩固，使实质性的社会改革更加举步维艰。不论未来的社会生活如何演绎，冯友兰先生就是我们笑对人生的榜样。
因为笑对人生，是一种顶天立地的从容。生活总免不了差强人愿，只有那些积极的跋涉者才能磨练出他们的铮铮铁骨。而冯友兰先生则是一位真诚的实践者！
参考文目：
孟祥才：冯友兰为何能逃脱“右派”的厄运?
冯友兰：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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