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舟归来（63）：贝益民的儿子长出“外国人的鼻子”

兄弟两人中午简单吃了饭接着赶路，换成哥哥开车。

贝益民让弟弟休息一下，贝爱国于是放下座椅的靠背，闭上眼睛睡觉。

没过多久，贝爱国坐起身来，说：哥，我睡不着，咱们还是接着聊天吧，也免得你一个人开车，没人说话，容易犯困。

贝益民扭头看看贝爱国，点点头。

贝爱国说：我刚才一直在仔细地琢磨你讲的话，你讲得很好，的确，我们人的独立性，包括经济上和人格上的独立性，是我们获得幸福的基础。不过常言道，“老的喜欢小的，小的喜欢老的”，如果老一辈的和子孙辈的都住在一起，一大家家在一起，大家互相照顾互相帮助，那不也是一种幸福吗？哪个老年人不喜欢子孙满堂的？

贝益民笑一笑，说：家庭和睦，当然是一种幸福，而且不在乎家庭大小，但是所谓“子孙满堂”就一定幸福，则是被一些无聊的文人刻意描绘出来的虚假愿景，家庭和睦的前提是家庭成员的平等和独立，像《红楼梦》里的贾老太太，从来不用担心家务事，一天到晚只管快活，那种生活情境当然是假的，要不曹雪芹为什么要称她为“假”老太太呢。

贝爱国笑了起来。

贝益民接着说：其实，现在多数和子女住在一起的老人，都是被当做孙儿孙女的“保姆”在使用的，和《红楼梦》里的贾老太太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很多中国人会认为，让老年人照看孙儿是老年人的一种幸福。老年人疼爱孙儿孙女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一旦我们把照看孙儿孙女作为老年父母的责任，就得清楚地知道，你自己要承担的责任以及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对不对？

贝爱国点头说：我知道，你们家可可基本上是由你们自己一手带大的，那时候你和安安都跟老爸的关系不太好，他们也从来没有提出来帮你们带孩子，你是不是有些怨气？

贝益民说：我还真没有什么怨气，我倒是觉得我儿子“因祸得福”了。

贝爱国笑着点点头，说：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可可这些年是不是变化特别大？

贝益民点点头，笑着说：是的，变化太大了，我跟你说，他刚刚离开广州的时候身高只有不到一米七，现在都已经长到一米八了，而且身材高大，连鼻子都明显长高了。

贝爱国一听哈哈大笑起来。

贝益民接着说：你一定还记得，可可小的时候，鼻子还没有完全长好，大人们常常开他的玩笑，说他是“塌鼻子”，现在他在加拿大长高长大后，他的鼻子还真的长变了，跟我和她妈妈的鼻子很不一样。

贝爱国笑着点点头，说：想不到你们跑到加拿大去，还真沾上“洋人”的基因了。

贝益民笑着说：这当然不是基因的变化，是因为整个体质和体型的变化，以及因此产生的视觉上的感受，看上去比较厚实，比较高大，我们在广州的时候，饮食方面没有感觉到困难，但是，相比于加拿大，还是在加拿大的饮食质量要好很多，特别是在蛋白质和水果方面，比如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虽然还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不高，但是我们家庭的基本饮食从来不缺肉鱼蛋奶，而且非常充足，去到COSTCO超市买一周的食物，不会超过200块钱，但是早餐面包、鸡蛋、牛奶、硬果、肉食、海鲜、水果、蔬菜，样样齐全。

贝爱国连连点头说：真不错，真不错。

贝益民接着说：根本的原因，除了北美的饮食之外，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运动。可可刚到加拿大的时候，读初三，正是快速长身体的时候，除了饮食在加拿大有保障之外，他在这个关键时期获得的运动量，我估计是国内的孩子没有办法比了，这两年，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每天都在各种打球，周末的时候，还会要求我陪他打网球。

贝益民瞟了一眼贝爱国，笑着说：我估计这小子是想把自己练成一个网球小王子，好在女生面前炫耀，打球对他的帮助很大，他现在的身体素质和体格已经很像一个加拿大本地人了，身高更是比我高出太多，另外，可可还有一项非常重要“改变”，也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贝爱国扭头看着贝益民，好奇地问道：是什么？

贝益民说：可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以后，不仅自身形成了北美特征的体质，而且他的美感也因此发生了改变，他从来不看韩剧和“国剧”，完全不接受韩式花美男，也不喜欢现代版林黛玉，非常反感“网红脸”。

贝爱国“嗯”了一声，不停地点头。

车子从湖南进入广东境内，道路变得更平稳，南岭的风光在飞驰中绵延不绝。

贝益民看着窗外的风景，感慨地说：又回到广东了。

贝爱国笑着说：你的第二故乡。

贝益民笑一笑，把方向盘上的两只手变换了一下姿势，说：“伤心之地”，不聊它，我还是继续讲可可的故事吧。

贝益民接着说：今年夏天，可可用他自己打工赚来的前买了一台新电脑，还自己配了两个很好的音响，我让他放一些曲子给我们听听，结果让我感到有点惊讶的是，他听的音乐基本上都是黑人的RAP，没有一首传统经典乐曲，我问他为什么他的音乐基本上全都是黑人摇滚音乐，他告诉我说，他现在听音乐，比较少在乎旋律，他更欣赏节奏，黑人音乐的节奏感强而且非常有味道，还说黑人音乐的歌词简单直接粗暴，让他听起来感觉很过瘾。

贝爱国听到这里又哈哈笑起来，问道：哥，你觉得可可的这种改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贝益民说：其实我刚刚听到他说的这些话的时候，还是挺吃惊的，后来慢慢地想一想，才觉得他讲的话还蛮有道理，音乐有旋律和节奏两个部分，但是如果一定要说，到底什么东西对音乐更本质，那就一定是节奏，因为音乐起源的时候，就是只有节奏的，一个好的音乐，可能最能够打动和影响人的就是节奏，可可在跟我讲到传统中国音乐的时候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听中国歌曲了，因为这两种音乐，不仅在内容上差别太大，而且在节奏上，更是差了太多。

贝爱国说：有道理，难怪现在黑人音乐对年轻人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

贝益民点点头，说：我也觉得可可长大以后更喜爱黑人音乐，这是他自己对人生的一种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他在对音乐认识上，比我要进步，跟现代社会的节奏更合拍，这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决定性的。

贝爱国点头称是，笑着说：你讲的这个故事很生动有趣，还有吗？

贝益民笑着点点头，说：当然有，我再来讲一个吧，你看，我们中国人在称呼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很势利的，通常你做了一点“小官”之后，你的名字马上就不见了，只剩下你的姓和你的“职位”，而对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则喜欢开口闭口“诶诶”地叫，很没礼貌，很“狗眼”，对不对？

贝爱国点点头，说：的确是这样，我在这方面的体会感受太深了，在中国做生意，你怎么称呼人里面可是有着大学问，叫得好，对方高高兴兴，叫得不好，对方马上就会给脸色你看的。

贝益民说：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人的“圈子”里，等级关系和人身依附，很明显地在中国人的称谓上体现出来，包括在家庭关系中，父母和子女之间，本来应该有一个从依附关系到独立关系的转变过程，它程既是自然的，也应该是法定的，这种转变在中国，有时候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实现，但是可可这些年在加拿大，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从“依附”到“独立”的成长历程。

贝爱国很有兴趣地扭头看了贝益民一眼，示意他接着往下讲。

贝益民说：可可在中国的时候，也是一个典型的乖乖仔，称呼我都是叫爸爸，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我叫什么名字了。

贝爱国笑了起来。

贝益民也笑了笑，接着说：来到加拿大之后，我有了一个英文名字叫PETER，是可可从美国电视剧上看来的一个角色的名字，过了一年以后，我就开始发现，他有时候不再叫我爸爸，而是叫我的英文名字，再后来，读高中和到外面打工以后，他更是时常对我直呼其名。

贝爱国笑着问：你自己是什么态度？

贝益民说：我从来不制止他，也没有批评过他，我很鼓励他。

贝爱国好奇地问：你怎么鼓励他？

贝益民说：我跟他讲，你现在长大了，不用太在意叫我爸爸，因为我不希望你永远只把自己放在一个低于“父亲”的“儿子”的位置上，你要首先在意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你叫我“爸爸”，最好只是一种习惯，最多只是一种尊重。

贝爱国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有说话。

贝益民接着说：现在可可在家里的时候通常叫我老爸，在外面的时候，则会根据场合，常常会对我直呼其名，叫我“PETER”，两种称谓我都非常受用，因为那里面没有任何刻意的“等级”的宣示或者暗示，听起来感觉轻松自然。

贝爱国好奇地问：哥，为什么你儿子对你直呼其名，你会觉得“很舒服”呢？

贝益民说：可可对我称谓上的转变是很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在北美，平等、独立和自由，不是仅仅挂在嘴巴上的空洞的东西，它非常实在，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这种观念和意识，不断积累，而且天天实践，比如可可这些年暑期都参加义工活动，他做义工的机构在我们家附近，是一个以老年人为主的活动中心，七老八十的老爹爹老太太，很喜欢和青少年一起玩耍，高兴起来，都是直呼其名，仿佛也是游戏的一个内容，做义工的孩子，从来没有，也不需要一口一个爷爷奶奶的叫，他打工的麦当劳，员工之间相互称呼的时候，一定不会在姓氏后面带这“叔叔”“阿姨”或者“某某长”之类的。

贝爱国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贝益民接着说：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称谓方式，因为这种形式，可以很好的将我与我儿子之间，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朋友般的关系定义出来。

贝爱国沉默了一阵子，最后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哥，你说得很对，我现在看到了我和你在思想境界上的差距。

贝益民摇摇头，说：爱国，你不要这么讲，思维成长的过程就是我们人生经历积累的过程，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东西不同，形成的思维方式就会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成熟”，也是我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的“本能”，我只想强调，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成年人，在社会层面上，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责任和尊严。（请点击进入“作者”个人空间，查阅我的个人资料，看看我还能为你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