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看星斗正阑干——周树人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应该是当代文人学士不会没有读过的一篇美文。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小时候就读的私塾。私塾先生当然喜欢对对子，这也是教习蒙童的必修课之一。 字数从一字开始，三字五字七字到更多逐步增加。从善于不善于对课也能看出学生的文字功底。周树人曾以《尔雅》中的“比目鱼”应对寿先生的“独角兽”，深得先生好评。这副对子好就好在“独”并不是数字，但含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字，却藏有双的内涵。可见老师有心学生用功。再有一次，也是和“兽”字有关——寿先生出一五字对上联曰：陷兽入阱中。鲁迅即刻对出下联：放牛归林野。自然又是妙对。　

一，       历史定位不容动摇

    鲁迅先生曾经被社会学博士李银河贬低得不如其丈夫王小波——她在自己的博客里发布夸赞王小波比鲁迅等一批中国小说作家都伟大的文字。可以说是扒着软梯上天——想高攀。

    不必比对杂文，光说小说文字，鲁迅的《祝福》——白杨主演的同名电影成为经典，各类剧种由此而改编的戏曲作品每每获奖，无不体现了小说原著的光芒。另外还有短篇小说《伤逝》改编为获奖昆曲豫剧，单选这两篇就足以体现人文关怀的高度。

    王小波虽然也有一部小说《东宫•西宫》改编成了电影《东宫西宫》，在阿根廷意大利获奖，但显而易见这是另类题材。参展的这两个电影节无论如何也没法和业界一些主流电影节相提并论。

    鲁迅先生的著作文字已被剔除出中学语文课本——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删除鲁迅的《风筝》，取而代之的是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那就真是八月十五放木排——正赶潮头。当下的现实情景就是贬低前代大师往往成为文坛后起之“秀” 别出心裁冒尖的突破口。

    可无论如何，鲁迅先生的文学地位始终不会动摇。在原创大型沪剧《宋庆龄在上海》中，第一场就是关于鲁迅他逝世之后出殡。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马莉莉出演一代国母宋庆龄亲自参加，棺木上覆盖着“民族魂”的旗帜。

    这就是鲁迅先生的历史定位。基于史实的舞台剧展示更加明确地告诉了世人鲁迅战斗文字的号召力量。 

二，       无有专著也露锋芒

    《红学那些人》有关章节自然集中于涉及红学人士的有关红楼文字，不及其他评述。虽然鲁迅不是专攻红学也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学家，但是他对《红楼梦》的剖析如同他的杂文文字命中要害一样地犀利。

    鲁迅的红楼文字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其它就是一些洒落在杂文集子比如《集外集拾遗》里的评述。

    鲁迅固然并无红学专著，对古典小说《红楼梦》的见地却是极高。

    《红楼梦》根本是一部讲世情、讲人生、讲情感的“人情派小说”。所以《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为《红楼梦》开列的专章就命名为“清之人情小说”。

    《红楼梦》写世态人情博大精深。正因为红楼作者的触角涉及面之广之深，鲁迅看到并指出——红楼爱好者们阅读此书，“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

    这种观点更加明确地写在1927年1月14日记于厦门的那段著名文字记载之中——《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这样的提法实在精辟，其中最最饶有趣味的是偏偏就道学家目光如炬看见了“淫”。此类红楼各人各看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当时，而且延伸至现在，甚至会波及到可以预见的将来。反过来，正也就证明了写世态人情博大精深的《红楼梦》，其展示出来万花筒般的镜像实为一切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

    再进一步地推论出去，当代的红学人士越发从“红楼”里发掘出种种“大观”—— 其实就是鲁迅先生意犹未尽的各种“红楼附会学”。

    舒芜的“学鲁迅 读红楼”一文起始就写道——特地再次声明一下：本人认为小说《红楼梦》是一本很优秀的小说，本人强烈反对的，是附着在小说身上的“红楼附会学”，如同寄生虫一般。这种寄生物的壮大，将导致小说自身魅力的丧失。以史学研究代替对《红楼梦》的文学研究，是本末倒置。走到极端，用“红楼史学”演绎自创的红楼文学，就成为无聊的“红楼附会学”。

    鲁迅说：“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泥塘两字足够形象，足够尖刻。仿佛就和他的其他杂文一样恍如一把闪着冷光的匕首直插对手的心脏。

    鲁迅又反对红楼读者“自己钻入书中，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他尤其对于“老男人立场”深恶痛绝：“年老人看去，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满心是利害的打算，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用在当代呢，值得深思。

    鲁迅主张用文学欣赏的眼光，“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基于此种读法，鲁迅表达了他自己的阅读体会：“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 少有罣碍。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王之终于出家，他同一小器。”

    鲁迅是透过贾宝玉的眼来看《红楼梦》的。显然红楼读者既不能仿效钗黛，更不能自充宝玉，但应该学会象鲁迅那样站在宝玉的视角上鉴赏这部伟大的古典小说。

    最为昭示鲁迅式犀利的是他对焦大口无遮拦的钟爱。从焦大的谩骂得出结论说，贾府没有言论自由。封建如宁国府荣国府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何来言论自由的土壤！所以在优秀剧作家徐进笔下，越剧《红楼梦》黛玉进府时幕后伴唱势必要唱出来“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当然，鲁迅他还既不客气又不无幽默地说出来：“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真可谓爱情世界里的“道不同不与为谋”了。

    《红楼梦》敢于打破古代文学的“大团圆”结局——（这是许许多多古装戏曲的常见套路，因而落难公子必中状元），坚持了悲剧文学——（之所以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成为传世杰作），鲁迅对此深表敬意：“《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

    鲁迅他高度赞扬《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红楼这本书的艺术特色在于彻底打破“好人坏人”的脸谱化、概念化文学，倡导生活化、个性化的“写实主义”。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一句话说得何等地精妙！这也是鲁迅红学叙述的一个高度。

    诚然，“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也不得不承认鲁迅先生看这个“哈姆雷特”看得比较透。

三，       一样哀痛宝哥哥

    鲁迅先生能够占领这样的一个制高点自然根子在于他的眼光和文笔。在宁荣两府里真正能够和他心气相通的其实并非是身在底层自恃功高“敢说敢为”的奴仆焦大，而是书中的绝对主人公男一号贾宝玉。

    我们能够看到张爱玲和林黛玉的性格交叉，更能够看到周树人和贾宝玉的交集。

    有相当一部分红学人士支持贾宝玉就是作者化身，也有土默热红学主张洪升才是真正确凿的作者。那末贾宝玉有抄家之痛洪昉思有身世之悲，从这一点来联系上周树人同他的红学成就就没有什么值得惊诧之处。

    曾经都遭受到过家庭变故的巨大伤痛，用鲁迅的原话说来就是：“有谁从小康之家而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

    之所以鲁迅是用贾宝玉的眼光来看红楼，看到的着眼重点并不是大观园里的姹紫嫣红，而是看到了许多的死亡。

    这从红楼中被看到被揭示出来的许多死亡，和鲁迅他自己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那个狂人主角从字里行间看出来吃人异曲同工。

    由此再可印证，其实“狂人”他并不真狂。他只不过是从封建制度的旧中国母腹中脱胎而来的一个“新人”。就因为他彻底地叛逆了旧世界，便被这旧世界看作为是一个“狂人”。这和贾宝玉一样有类同之处：“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除开家庭背景的身世之痛，周树人和贾宝玉还另有一重渊源：那就是婚姻和爱情。贾宝玉“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周树人“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姑且不论鲁迅他对待发妻朱安女士所持的立场态度究竟是否应该批判，至少在糟糠原配这个人生大事上也一样是有着这奉“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终身之误。

    凡此种种，对照下来，众多的红学人士甚至于包括好些专门以“治”红学为生的大师们别无这等样的人生经历。胡适之大师还曾有西洋博士丈夫面对乡间文盲妻子新“三从四德”的美谈——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他们做不到像鲁迅他那样从贾宝玉的立场用贾宝玉的眼睛来看红楼，说不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样的独到论断同样就丝毫也会感到并不奇怪的了。

    还曾有过这样的对比引申：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里面，由一般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经过现实生活里男女人生境界，胸襟智能的不平等的暴露，导致悲剧之后，归到男性的道义上社会责任上深沉痛悔的自责。相比之与《红楼梦》中全新反映出来男性自惭心态，这也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的层次上，继承中的提升。

四，       现代“欣赏派”鼻祖

    总体来说，鲁迅实际上创立了现代“欣赏派”红学，特别是欣赏贾宝玉这个特定的小说人物。鲁迅是主张把《红楼梦》作为小说来看待的——就是说用文学欣赏的眼光，“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

    由此，如同鲁迅说自己在文艺领域要两面作战一样，他对当时两大类盛行的红学学派都难以苟同。

    鲁迅反对索隐派伪红学，如说：“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在这里，他所批评的“别求深义，揣测之说”，即是针对“索隐派”。

    索隐派把《红楼梦》当成“谜语大全”和“流言的种子”加以穿凿附会，鲁迅批评他们称作为“有恶意的闲人”。《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列举当时流行的各派索隐理论：明珠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即反清复明说），鲁迅均予一一辩驳，通通否定。

    鲁迅有所保留地接受了胡适“自传说”，他承认《红楼梦》带有自叙的性质：“追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

    虽然如此，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自传说”的负面影响，所以很多场合下都对它表示不满，并进一步提出了“人情说”与之分庭抗礼，明确指出读《红楼梦》要学会用文学欣赏的眼光。

    当胡适和他的“考证派”门人终于战胜“旧索隐派”，把持红学舞台的时候，鲁迅却批评“考证派”道：“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鲁迅明确指出大凡小说虚构的人物形象即使有现实生活的原型，一旦写成小说就已完全脱节。哪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仍然是你是你来我是我，各行其道，不能相互比附。套用数学术语来讲，纵有相似难能全等。鲁迅说的原话本是：“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

    今天，依然可用鲁迅的这个论点来反驳考证派及新索隐派的“原型研究”。

    鲁迅曾经很沉痛地、也是相当极端地说不要读中国书，他说读了中国书让你的心太静了，你的心都静下来了，缺少一种斗争精神，缺少一种奋进的精神。

    《中国小说史略》此一篇章中鲁迅先生在“仍录彼语，以结此篇”之前所写最后一段是“本书自说，则仅乃如实抒写，绝无讥弹，独于自身，深所忏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红楼梦》至今为人爱重，然亦常情所怪，故复有人不满，奋起而补订圆满之。此足见人之度量相去之远，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这段实质上的结语揭示并解释了《红楼梦》为人爱重以及为人不满的两重性，由此导致了红学的发展和兴盛；同时又斩钉截铁地断言任你后人再怎么编排红楼续貂红楼，都无法超越曹雪芹了。

    这一点又和生长在不同时代的张爱玲因为看到如许续书而痛苦地喊出“《红楼梦》被庸俗化了！”也算是心有灵犀，有着不无相通之处。

    高山仰止，不胜唏嘘；狗尾丛生，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