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环——《红学那些人》增补修订稿篇首语

其一：龙性谁能驯——毛泽东

    《红学那些人》是审美视野下的红学景观，《红学那些人》的核心是对丰富复杂的红学现象进行情感化与情绪性的感性描述。我丝毫不怀疑《红学那些人》具有趣味可读等特色，但理性的缺损恐怕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其实《红学那些人》的作者张义春先生也曾经坦言，出于对审美视野的偏执，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以理性的目光进行审视。

    但这一篇写毛泽东红学思想的文章却表现了理性审视的深邃与积极。张义春先生对毛泽东红学是从两点进行把握的。一、毛泽东红学是毛泽东通过红学论述构建个人政治意识与思想意识的结晶，二、毛泽东红学是毛泽东借《红楼梦》大畅胸怀的产物。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广大而深远的人物，毛泽东红学自然得到红学世界的广泛关注。可惜非常遗憾，在繁杂的论述毛泽东红学思想的文章中，客观叙述的内容汗牛充栋，而深入认识似嫌不多。

张义春先生是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表现毛泽东红学的。他行文的意向是表现毛泽东红学的至大与至伟。因为张义春先生顾虑在世俗的范畴中讨论毛泽东红学会遮蔽毛泽东红学的特殊标格，所以他对毛泽东红学的定位是龙性的红学。因为张义春先生担心以具体的学术规范论述毛泽东红学会导致把伟大的毛泽东混同于几个腐儒，所以他论述毛泽东红学放弃了所谓学术规范的视野。

张义春先生关于毛泽东红学思想的论述有许多新颖的提法，如毛泽东红学是毛泽东借红学证明自我，如毛泽东红学相当是以情感判断代替理性分析，如说毛泽东对红学有兴趣值得认识，与其说毛泽东对红学有兴趣不如说毛泽东对自己固有的思想观念更有兴趣,如毛泽东认为读《红楼梦》5遍才有发言权，是精准掩盖下的含糊——这些提法闻所未闻。

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张义春先生认为，毛泽东极有可能存在“借红学而反红学”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对《红楼梦》的肯定其实是反讽。这个问题张义春先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但我们觉得还需要继续研究以期切近本质。但不管事实如何，张义春先生的这个观点是一个趣味的红学话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红学话题。倘若毛泽东真的是“借红学而反红学”，这红学研究也就太过幽默了，一部红学史也就让人哭笑不得。

其二：万古凌霄一羽毛——胡适

胡适是新红学的奠基者，该篇全部的意思就是为胡适的“祖师身份和气象”做传。张义春先生熟悉艺术表达的辩证法，他明白表现胡适这样的人物只有返璞才能归真。所以在胡适红学行状的描写上，他既不写胡适做红学的认真与刻苦，也不回避胡适红学的低级错误，而是从催逼出来的红学家与顽固坚持低级错误这两个有些让人遗憾的角度落笔。

   胡适的红学正应了两句俗语：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胡适是在无意中成就了自己的伟大。

胡适红学让孜孜以求者有所思，让急功近利者有所思——对胡适的红学描写，张义春先生是抱着神奇而不可知的态度进行的。他说：胡适的行状在一个“神”字，神通广大，神乎其神，切不可揣之以常情、度之以常理。从落笔写这一篇章的时候起，我既为其“神”而惊讶，也试图把握其何以“神”。可到头来却昏昏如也。他太博大太深邃太神奇，让人看不清也摸不透。

张义春先生对胡适的伟大极尽夸饰渲染之能，但对成就这种伟大的原因则付诸阙如。这样胡适的神人气象就脱颖而出。
     

胡适的客观红学行状似乎很迁就张义春的写作思路，不知道这算不算张义春在相当的意义上走近了胡适。

其三：觅知音故难得兮，唯天地作合——周汝昌、吴世昌

    和红学家欧阳健不谋而合，我曾经多次表示——不赞同以合传的形式写红学人物，但我同时肯定张义春先生用合传的方法写周汝昌与吴世昌是一篇好文章。

这一篇是《红学那些人》中最负盛名的一篇。想当年该文在网络发布时就给读者强烈的震撼，有人说张义春先生笔下的周汝昌与吴世昌一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黑风双煞。在多年过去以后，读者对这篇文章的欣赏依旧不减。有网友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中转载了这篇文章，在文前的说明中表示，他过些日子就要把这篇再读上一次。

这一篇最容易让人误会。因为它没有表现周汝昌与吴世昌红学的全部，因为他对所涉事实的描述也不够全面。极而言之，在张义春先生笔下，周汝昌是活脱脱的大奸，吴世昌则地地道道的傻子。这些与事实有很大差距。

不过这却不是这一篇失败的表现。《红学那些人》是审美视野下的红学景观，从这一点出发，张义春先生主要是从性格特别是以曹雪芹佚诗表现周汝昌与吴世昌的，既然张义春先生的目光仅只一隅，他所归纳的情况相反却有些真实了。

《红学那些人》有一个极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的虚写手法。在这一篇中，有一节专写周汝昌、吴世昌彼此间态度，张义春说，“在周汝昌那里，所谓的吴世昌似乎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他硬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实在没有办法，他也一言半语地说些吴世昌的长短，但表情却相当地不在意。一说完，就马上转过身去，似乎刚才什么也没说；或者嘴里念叨着吴世昌，眼光却专注着天边的云。”

像这样的描写在整部书非常多。诸如此类的文字估计最容易让人诟病。不过我觉得对此还是理解谅解为好。《红学那些人》的实质是泛学术与文化休闲，它所着眼的是给读者提供审美愉悦，并不以传达精准的红学知识为目的。

需要记住的这是一本最适合“闲读”的“闲书”。通过“闲书闲读”，有心的读者完全能够由此提升体察红学历史回味红楼精华的能力和智慧。

其四：壮心未与年俱老——冯其庸

《红学那些人》写冯其庸很成功，因为他确实写出了我印象中的冯其庸——霸气非常，力道非常。我曾经说过，张义春先生为冯其庸画像，传神之极，入木三分。
   

这一篇文章其实分为两部分，一是写冯其庸的红学成就，一是写冯其庸的性格种种。张义春先生写冯其庸的红学成就基本依照冯其庸自己的介绍，不同仅只进行了情感与情绪上的渲染。如：“冯其庸因出版《论庚辰本》而风光无限，《论庚辰本》未正式出版，冯其庸已无限风光。冯其庸的工作一结束，他的好朋友——香港《大公报》记者陈凡就找上门来，要把他的文章拿去在《大公报》上连载。此文从开始到发完，持续一月之久。当时改革开放不久，香港学界对大陆学术很鄙视，觉得大陆学者全部的本领也就是政治上跟风附会，现在见这个叫冯其庸的耍着真功夫，走着正路数，一招一式非常雄壮，他们先是心惊，后是胆颤，并望着身后广阔的大陆感叹说：‘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歌颂冯其庸者伙，但诸多笔墨无出以上之右。
     

张义春先生写冯其庸依旧发挥了善于对比的特长，在周汝昌与吴世昌部分，张义春先生是扬周而贬吴，而在这一篇，则一变而位扬冯而贬周。《红学那些人》发表后，冯其庸没有表示意见。但我估计冯其庸对张义春先生的部分描写是感到受用的，特别是他与周汝昌对比的部分。周汝昌与冯其庸放在一起，周汝昌英雄气就顿时不复存在。因为周汝昌的英雄气不复存在，反衬冯其庸红学强人的形象就呼之欲出。但《红学那些人》给冯其庸的也不全是受用，因为这一篇渲染了冯其庸霸道的性格以及他曾经在政治上不愿让人提及的内容。
     

所以对冯其庸来说，《红学那些人》是一部让其哭笑不得的著作。

这一篇仍然存在虚写笔墨，但多数可以核之以理。这一篇主要写周汝昌与冯其庸关系的紧张，或有读者以为张义春渲染太过。其实红学人物间矛盾的激烈实非局外人可以想象。此篇文章说：“周汝昌极仇恨冯其庸，以至与严中等通信不愿呼其名而以‘二马’代之。‘二马’者，‘冯’字之代称也。”——此类内容不是凭空杜撰，严中编《红学两地书》多有披露。

其五：浮云不共此山奇——王利器

    王利器是登峰造极的学术大家，但正如张义春先生所言，王利器的本领还不为普通读者所深切认识。

有了张义春先生的这篇文章，王利器的伟大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

张义春先生对王利器的描写让不少人欢欣鼓舞，在这篇文章最先出现在网络上时，就有读者称，王利器是我的太老师，我为王利器而自豪。在2011年《书摘》第九期，王利器女儿王贞一发表回忆父亲的文章，而题目则借用了这一篇的章回名目《浮云不共此山奇——怀念父亲王利器》。

有人以为《红学那些人》是二百年红学第一才子书。这个评价也过也不算为过。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是《天授“降龙手”》，张义春先生以武功写文人风流，其气魄之伟劲道之大让人触目惊心。我真诚地相信，王利器的行状中有如此一节，王利器注定要不朽的。

但这样的笔墨却委屈了周汝昌，在王利器与周汝昌的具体较量中，张义春先生的描写与事实出入不大，但放开而论，周汝昌还是有独特的本领与手段。周汝昌败在王利器手下不假，这一点并不说明周汝昌一概不高明。

此篇亦有虚写笔墨。如我们不以所谓实有其实苛责张义春先生，这些笔墨是审美细节描写的绝唱。

其六：八字占着走红运——吴恩裕

《红学那些人》每写一人就有一幅笔墨，吴恩裕这一篇是从运气好着眼的。为了突出吴恩裕的运气之好，张义春先生使用了多方面的手段，特别是一些神话般的表现手法。

《红学那些人》描写了三个红学傻子——吴恩裕、王利器、胡文彬。不过这三个红学傻子却是三种面目。吴恩裕之傻是心地宽厚不设防，王利器之傻是性情豪迈少斟酌，胡文彬之傻是智术浅短犯糊涂。

张义春先生的价值观是同情心地豁达者厌恶把聪明都放在脸上的浅薄者。所以如果张义春是以傻气勾勒一个人的底色，那这个人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张义春先生笔下，傻子最是让人叹为观止的红学人物，最能开辟让人荡气回肠，最有可歌可泣的红学事业。

其七：随机应变信如神——蔡义江

在对红学人物的认知上，蔡义江往往让我想到林冠夫。就学养以及红学贡献而言，这两个人在伯仲之间。他们都是文革前的研究生，都曾经参与过《红楼梦》新校本的整理工作。但在普通人的印象中，林冠夫与蔡义江却不可以同日而语，甚至对于林冠夫是位不错的红学家都会有折扣。
   

我曾经问张义春先生，“您如何评价蔡义江的红学成就？”张义春先生答：“蔡义江先生的学问不是我可以评价的”。张义春先生谦称没有资格评价蔡义江的红学成就，但这并不影响他写蔡义江这个人。

张义春先生关于蔡义江的介绍相当程度是以蔡义江红学事业的花絮渲染而成。这是些在严肃的学者眼里不说也罢的东西，但在客观上却回答了蔡义江当红而林冠夫默默的问题。

蔡义江的红学风头主要在于注解《红楼梦》诗词曲赋，他的这些著作前后累计印行百万册。蔡义江绝对聪明。新时期以来三十多年，通过纯学术以外的操作，蔡义江一直有活跃的红学形象。这是蔡义江名至实归的根本原因。古人云，功夫在诗外，其实红学业绩有时也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之外。

张义春先生的文章对欧阳健与蔡义江首次见面进行了描写。他说：“1998年11月18日，天津师大举办‘首届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后合影，欧阳健不愿张扬，站后排避人眼目，天津师大赵建忠以为‘欧阳健是特邀的客人’，就硬拉前面突出。欧阳健站前排不要紧，妙在隔一人即蔡义江。更妙在赵建忠没事找事，还为他们介绍，于是蔡义江、欧阳健一对冤家首次聚头。蔡义江偷觑欧阳健，见这个从牢狱中走来的汉子气度正大，心中顿有畏惧之意，握手时连说：‘冒犯！冒犯！’。”

张义春先生叙述的大体关节没有错，但写欧阳健气度正大以至让蔡义江畏惧，这值得怀疑。

其八：与人非故眼犹青——胡文彬

在张义春先生笔下，胡文彬之傻最有趣味。胡文彬主观上希望聪明而事实上经常犯傻。这是胡文彬不及王利器与吴恩裕裕的地方。该文描写胡文彬之傻多立足其对红学乱象的应接不暇，即张义春先生所谓之“在打转转中顾此失彼”是也。

胡文彬在纯粹的学术研究上有健康的心智，甚至也绝顶聪明。但胡文彬的现实生活智慧却不适合在红学世界行走。在吴恩裕部分张义春先生认为《红学那些人》写了三个红学傻子，其实俞平伯大体也在这个队伍。但俞平伯之傻从另一个方面看则转化为聪明——他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古人云：“遇诡诈之人，以至诚待之，彼术自穷”。这个观点形容俞平伯很合适。

胡文彬不是俞平伯，因为他很热情地用脑子，但胡文彬的脑子总用不在正点上，加上他的本质属于绝对的善良，所以胡文彬很有《水浒》李逵式的滑稽——越是挖空心思用脑子越是弄巧成拙。这一点在张义春先生笔下有表现，那就是他批评曲沐而不敢面对曲沐。

胡文彬的红学成就在张义春先生的笔下表现的最到位。在新红学史上，胡文彬大体排在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冯其庸之后。这一点用张义春先生的话讲，叫“特别存在”。因为是“特别存在”，张义春先生就紧紧抓住这一点完善其本来面目。

其九：旧说王侯无世种——邓遂夫

邓遂夫篇章再一次印证了《红学那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是二百年红学第一才子书。
     

这一篇需要我们高度注意的是“谢谢您给我的爱”那一部分。我觉得最高明的文章是善于变形的文章。在这一部分中，张义春先生本来是写周汝昌、冯其庸、邓遂夫三个文化人的关系。但张义春先生以男女恋爱的笔墨进行了转换。这样就把问题表达的妙趣百出。

“美好尘封在历史中，邓遂夫、冯其庸之恋终于曲终人散。邓遂夫日后以整理校注《红楼梦》早期抄本而得意，邓遂夫得意之时，冯其庸与邓遂夫关系已是仇雠。‘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 秋风怒在叛徒颜。’这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为抒发对林彪的痛恨而戏改了的李攀龙的诗。在夕阳西下燕子归来的黄昏，在罗衾不耐五更寒的黎明，冯其庸曾经咬牙切齿地吟咏过这首诗。”

这是此篇中的一段妙笔隽语，我实在不知道张义春先生是如何想出来的。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伤逝》就是以夫妻情写兄弟事。张义春先生这里是借鉴鲁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