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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用兵，胡雪岩经商，都是大泽龙蛇，国之奇葩。
可胡毕竟是商人，虽然戴红顶子，穿黄马褂，但哪里真懂官家？他不能忍受外商霸占中国生丝出口，遂邀人“集资同买”，他拿出银子2000万两启动商战，囤丝14000余包，超出整个沪丝年交易量的三分之二，使丝价猛涨，囤积一年，沪丝价高于伦敦。
胡雪岩于1881年发起商战，当时，左宗棠坐镇两江，助胡商战，命上海道台关闭驻沪外商丝厂，且晓谕茧产地，增抽外商厘金以限制供应，捷报、沪报、申报对此都有报道。
到了1883年，外商丝厂虽未被强行关闭，却因蚕茧供应受限制而濒死。英国驻沪领事曾哀叹，中国当局的禁令若不取消，所有的丝厂都将关闭。禁令之缘起，并非出于对胡雪岩发起商战的支持，而是美商华地玛在沪投资办纱厂，与上海织布局逐利，李鸿章因与美商的关系，也附和禁令。
然而，胡雪岩是利用此禁令而发起商战的吗？非也！商战从1881年就已开始，而禁令至1882年7月始出，故其商战，自始至终，都是个人英雄主义。但胡之商战，曾得益于此，则毋庸置疑。反过来也可以说，此禁令能贯彻实施，商战之助，也是功不可没的。相比之下，李鸿章就事论事，当华地玛计划中止，李便应美驻华公使之邀，观摩美商丝厂，禁令也就适可而止。左宗棠也不见得有意要助胡一臂之力，然其兵家本性，使他对商事亦必以战言之。三人之中，只有胡雪岩坚持商战，不惜以身家性命相搏，以一己之力搏帝国主义，置生死安危于度外。
观其商战，因自作主张，非奉朝廷之旨，所以世人皆以“投机”谈胡雪岩。世上有如此的投机者吗？投机者，无不趋利避害，避重就轻，而胡则拥银三千万两，以中华首富身家，不坐享荣华，却不惜倾家荡产，欲为国家争利权，为民族伸正义，如此而言投机，真不知何为侠义。
自古以来，我国之利权，言其大者有二，一曰丝，二曰茶。当年郭嵩焘使欧，在英轮上，听说有英国商人窃取我国茶种，带走茶农茶工，种茶于印度，忧心忡忡。他不惧英人船坚炮利，而惧我国利权之失。胡雪岩此时心情，一如当年郭氏。如果他想投机，就应该为朝廷“招商引资”，开发我国利权，任外商掠取，但求分一杯羹而已。这原本也是朝廷国策，官商路线，然而胡雪岩不取。有人说，胡雪岩是“红顶”商人，他助左西征，甘为朝廷驱使，可见他想为官场中人久矣，哪有什么“独立之精神”？话虽如此，但见其一，而未知其二。其二就是君臣之外，他还有民族大义在；朝廷之外，他更有国家正义在。
雪岩一生，义薄云天。观其赠王有龄五百金，知其侠义之天性，率性而为也。当他助左公二十万石军粮，谈笑而定杭州，这哪里是求官？是本其忠义之良心，尽心而为也。当其追随左公西征，倾家担保左公军用，岂求为中国首富耶？是本其与生俱来之民族大义，尽力而为也！此次商战，他一掷千万，所为何来？是本其国家立场，捍卫国家利权，伸张国家正义，尽其国民之天理也！
胡雪岩虽戴红顶，授江西候补道，但其本性犹在，还是江湖中人；本业犹在，还是“民企”中人。从本性到本业，一个“义”字贯彻。从江湖义气到朝廷忠义，从朝廷忠义到民族大义，他与左宗棠一致。而从民族大义走向国家正义，左宗棠“廉颇老矣”，难于进取，毕竟是朝廷的人，是官场中人，朝廷与国家还难以分清，他也不想分清，因此，不能指望左能走出朝廷。
商战到了节骨眼上，左宗棠和李鸿章都撤了，惟有胡雪岩还在。中法战事一起，朝廷召左进京，委以军事，左从此不再过问商战之事。李也回头，继续招商引资。外商丝厂也转而寻求与中方合资，国家利权勉强得以维持，而不至于完全丧失。可胡还在狙击，终于被朝廷当作肉中刺拔之。朝廷变脸，便在英雄头上浇了一盆“投机”的脏水。狙击外资入侵，也就随之变成了妨碍“招商引资”。
商战至1882年，胡雪岩还在收购生丝，囤积原材料。而李鸿章则开始收购外商丝厂，来摘商战的桃子了，一心想摆脱外商控制的胡雪岩，没想到自己反而落在李鸿章的手里，被李主宰。商战至此，性质已变，从一致对外，转向胡与李的内战，李与帝国主义合作，像当年灭太平军一样，来灭胡了。
1883年初，上海就已露了金融危机的苗头，查《晚清经济史编年》一书可知，该年1月12日，上海金嘉记源号丝栈因亏折银56万两而突然倒闭，累及钱庄40家。上海各钱庄鉴于此事，遂次第收回向各业放款，而各业因周转不灵歇业者相继而起，不过半月，歇业之商号达20余家。按照中国传统过阴历年的风俗，可说是年关难过。上海钱庄分南市、北市。正月初四一开市，南市钱庄较去年就少了一半，北市则少了三分之一。
新年异象，胡雪岩似乎尚未注意到，据夏东元撰《盛宣怀年谱长编》，是年，胡握在自己手里的生丝就有15000包，压了资金125万英镑，以当时1英镑兑库平银4两左右换算，胡投了白银约500万两，可他还不罢手，这年6月，误传意大利生丝歉收，他接着收购生丝，推动丝价节节高升，自家钱庄几无头寸可调了，便向外资银行拆借，虽拆东补西，但屹立不倒，声势依然。可有两个“没想到”给予他致命一击：一是没想到意大利生丝非但没歉收，反而大丰收；二是没想到盛宣怀背后捅了他一刀。
就在这节骨眼上，胡雪岩为西征所欠80万两，刚好到还款期，用款人是朝廷，但借款却是他本人，银行只管找他要钱。这笔还款，历年都由他先垫上，协饷一到便还他，可这一回，盛宣怀先去找了上海道台邵友濂，说李鸿章欲缓发协饷，将还款拖延20天，邵为李门下，自然照办了。
盛立即串通外国银行，向胡催款，胡将阜康银号及各地钱庄的银子调来先还上，而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的调款活动了如指掌，趁胡调空了银号，就派人去提款，挤兑阜康银号。本来钱庄市面就不好，加上中法开战，有法国军舰要来攻打上海的传言，人人自危，形成挤兑风潮，挤垮了阜康银号。
胡赶紧卖出生丝12000包，亏了银子150万两，欲救阜康，可挤兑如潮，杯水何益？市道如此，只好靠官场来救了。胡赶赴上海，找邵友濂，催发协饷，邵躲避了，给左宗棠发电报，左那边没有回音，据说，是盛宣怀派人将电报扣压了。即便如此，胡在官场朋友甚多，还有人帮忙。
挤兑，从上海总号开始。德馨，时任浙江藩司，与胡雪岩一向交好，听说上海阜康遭挤兑，料定杭州阜康挤兑会接踵而至，马上派人，去库中提出20000两银子，送到阜康，维持杭州局势。有官场维持一下，胡还不至于垮，可有人在官场也下手了。清廷据奏，问责官员在阜康银号的公私存款，问到刑部尚书文煜头上，追究一笔46万两的存款，要文煜交待。文煜回奏，自称从道员升至督抚，积俸银36万两，陆续交该号存放。于是，清廷责文煜捐银10万两，由顺天府从本地阜康银号如数提出，以充公用。接着，清廷又以该号闭歇，亏欠甚巨，将胡雪岩先行革职，并饬令两江总督左宗棠严行追究，赶紧清理亏欠，还说，胡有典当20余处，分设各省，买丝万余包，值银数百万两，存放浙省，要左一一查明清欠。
本来，胡雪岩破产对谁都没好处，因为“胡所倒约近千万两，半公卿大臣所寄放者”，恭亲王奕訢、协办大学士文煜“皆折阅百余万”，各省开报胡亏欠公款以及亏欠两江与江海、江汉关采办经费总计达240多万两，可王公大臣、各省督抚为什么还要眼睁睁地看胡倒下，而不像德馨那样去拉他一把？为什么清廷不管损失有多大，不问缘由不讲情理不去追究邵友濂为何扣压协饷，而将矛头对准他？知道什么叫杀功臣吗？这就是。一箭双雕，两个功臣一起杀。李鸿章与慈禧联手了。当年天京财宝的下落，慈禧就想查，结果查出个“刺马案”，有曾国藩在，她装聋作哑。这一回，李鸿章捅出“西征借款”案，刚好让她出一口压抑多年的鸟气，“天京财宝”案不了了之，“西征借款”案，她还不要一查到底？
胡雪岩发动商战，其自身亦有明显的缺陷，所缺有二：其一，胡非买办出身，对于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所知有限。其二，胡的重商主义，还是以农业为基础，而非以工业为主导。这两缺，使他在商战中产生了两大盲点：一是市场的盲点，当上海的丝价已经超过伦敦时，他还在盲目地收购丝的原材料；当意大利蚕丝大丰收时，他还自以为奇货可居。二是实业的盲点，胡本人从未投资过近代工业，对于近代化的工厂格格不入，发动商战，驱逐外商，还排挤了工业，当李鸿章见好就收，转向外资工厂下手时，胡仍一味霸悍，坚持商战，不肯与之合流。至此，他也就在劫难逃了。
作者：刘刚来源：水煮百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