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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下乡
上山下乡，本来是针对知识青年的一项政策。明着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实质解决就业困局。以生产建设兵团战士名目分配大学生来安置也是一种权宜之计。
韦楚雄本来是要分配到汾城纺织印染厂的——孟满彩老师主持的毕业分配小组内定的第一张分配方案。谁也没有想到马上工宣队进驻——上海汽轮机厂——立即接受这当务之急毕业分配。东方红红师筹加上逍遥派三结合的毕业分配小组不再由孟老师主持，她只是参与其事，拍板决定权在工宣队手里。
韦楚雄颇懂医道，在这关键时刻他就突然患上了从未有过的喉炎，当其时也，他嘶哑着喉咙找到工宣队老师傅痛陈自己历来喉疾缠身，实在不适合分配到干旱地区风沙漫天的北方。工宣队听到韦楚雄确实嗓子沙哑，一看名册中何梓硕父亲是右派分子，还不及杨建斌家里老爸早就摘帽至今依然戴着黑五类帽子，就正好点名由出身等级最差的他和家里是职员的韦楚雄对换。
韦楚雄替换到了湖北涨渡湖农场——这是属于锻炼一年之后铁定要再分配的类别。很不幸，湖北涨渡湖农场奋斗一年“毕业”，没有一个人分配到武汉省城——虽然省城明明有对口厂矿。县市最高级别的是宜昌襄樊，算得上是一个市级地区。地理位置最好的是黄冈，长江轮顺流而下离上海最近，也是日后湖北省黄梅戏剧院所在地。其余则有荆州孝感黄梅等地，数韦楚雄被分配到最边远的恩施苗族土家族聚居区，而且还不是恩施这个地区所在地，再直接分到下属更远的利川县。交通最为不便，优点是坐拥世界级山水资源空气清新十足的氧吧——尽管当时还没有开发旅游区。
我们都镶嵌在这个宇宙之中，蝴蝶效应无处不在；因应相循，彼此影响，直至无穷。韦楚雄何梓硕两人的命运就此在这一个碰撞点上量子交换。
湖北涨渡湖农场仅不过是当年大学生分配去向中的一个例子。从北到南，自1969年起，我国先后组建了兰州、广州、内蒙古、云南、江苏、安徽、福建、浙江、山东、湖北10个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江西、广西3个农建师。直到1970年5月，全国范围内兵团才基本组建完毕，覆盖了全国18个省区。这么多兵团不但是安插老三届中学生的好去处，而且在兵团战士的身影里也有着不少老五届的大学生。区别只在于一是工资待遇二是期限。大学生总是一年为期，而中学生则遥遥无期一直待到文革结束知青大返城。看惯了云南八大怪，尝够了三只蚊子一盘餐的思茅生产建设兵团的大学生战士之所以没有铤而走险越过边境投奔缅甸金三角地区，正由于这种区别。
即使直接分配到工矿的后来也有人难免以思想改造为名发配下乡的厄运。
在全国范围内，就山西江苏两个省份把原先好好在厂子里上班的职工“选拔”一批厂领导认为需要清除打发走的人选。山西省各厂矿按照下达名额遣送人员下乡，还好的是照样领取工资没有看到尽头的危机。江苏省变本加厉把一些资产阶级资方厂主店主注销城市户口送往农村挣工分，尤其是居心叵测地把苏州市的这类要打发的人员送往苏北宿迁地区。来自福建的电气611班赵友朋芈华莹当年分配到苏州长丰机械厂，这回雀屏中选碰上了头彩。生产技术科本身是没有决定权的。决定权在政工部门那一块。点上名卡车欢送的十名全部技术干部。没有一个是政工组下属比如组干科，劳资科，财务科，保卫科，一个也没有轮到。芈华莹她哭着说这算啥事儿啊---厂子里打发走的都是大学生，都是出身不好的。可我们两个出身有啥不好怎么也算在这批下放对象里呢。
算是革命干部造反成功的三结合对象上海市革会副主任马天水曾经说过千得罪万得罪，顶头上司不能得罪。尽管他日后患反应性精神病在精神病院孤寂地死去，这句话却是千真万确。无论古今中外，放之四海而皆准。
苏州长丰机械厂厂长任长庆假惺惺笑吟吟地来送行。他肚子里的盘算是总算如愿以偿把这一家钉子户给撵走了——用苏州话来讲末就是：从此眼皮子底下清净哉。
这十年浩劫，怪事年年有，怪事特别多——特别是集中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1969年，清华大学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建立清华大学试验农场，两千多名教职工发配来此劳动。同年10月，北京大学也在此建立江西分校。两校共六千余人在此地度过了两年多的流放生活。
北京化纤学院化纤改染整的611班郝蕙茵分配到汾城纺织印染厂，女大学生的婚姻缘分落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一名青年助教杨明远头上。牛郎织女关山遥隔两地分居。欲要团聚苦无良策，几乎要准备通过杨助教主动要求前往江西分校的办法把家属也能一并带去。就在差点儿要成行的那一个打报告之前，突然传来分校取缔全体返回北京的消息。之所以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结束了这场噩梦，据说是因为有人写信向周恩来反映意见，说不要再派人来此轮训了，以免更多人感染上血吸虫病。
郝蕙茵只能继续等待。
北大清华还算是幸运儿，没有真的连根拔。连根拔除的是北京林学院。1969年10月，林业部军管会决定撤销北京林学院。11月25日，工宣队军宣队代行革委会职权，开会宣布战备疏散，动员搬迁。但是军宣队工宣队隐瞒撤销决定，实际上是将职工骗出北京。11月28日开始全院师生员工及其家属分批迁往云南，下放到滇南、滇东南、滇西、滇西北各林业局和林场地参加劳动。他们在下放过程中，得知撤销学校的决定，师生们纷纷向国务院反映。最终，国务院于1970年下达不能撤销的决定。于是在1970年4-5月，分散在云南各地的学校人员集中在丽江，在此办学，改名丽江林学院。但由于丽江实在是缺乏办学条件，又于1972年3月，全校迁往下关，改称云南林业学院。下关此处选址问题难于解决，职工家属均临时住在白族农户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全校职工家属于1973年再度迁往昆明市安宁县建校，并开展教学活动。这几年里间，一连串的错误决定使这个学校濒于绝境。但是各种复校的意见都被批判为“复辟”活动。直至1978年底，才决定搬回北京，恢复原校名，现称北京林业大学。
北京林学院林产化学加工专业的尹瑞芳也专业不对口地分配到汾城纺织印染厂，和张青青在一起。她就是通过前往云南林业学院的途径曲线救家实现合家团圆并最终回到北京成为博导。
无论多么颠沛流离，丽江——下关——安宁——北京，最后还是安然回到京都，并且高校级别大大提升总是个好结果。可是中国科技大学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曾经启迪上海的徐老三徐景贤起来造反的中国科技大学69届大学生辛森言等不像他们的学兄学姐们从北京分配去四面八方，因为中国科技大学离开了北京连根拔起搬迁到了安徽。从此彻底告别京都。
安徽历来的极左思潮在文革中变本加厉泛滥成灾。就是这里——那个活该千带万挂牵到万挂牵到刀万剐的军代表刘万泉肆意将黄梅大师严凤英尸体再加以赤裸裸地剖腹搜查所谓藏在肚子里的发报机。
化学物理系69届辛森言出身上流人家夫子家庭。从他的取名就可以看出——都是对称型的字，以求中庸平和，不偏不倚，齐庄中正，四平八稳。他本来是理工科优秀学生的好料子，可是在文革大潮裹挟下热心探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联系和区别。
这种禁区岂能是让你们芸芸众生毛头小伙去“烟酒”的！
一伙同道在强大的压力冲击下土崩瓦解！
坊间习言的“正撞在枪口上了”说的便是时间地点人物都赶到了点子上。无论好事还是坏事。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于2月5日又同时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无可逃遁，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69届学生辛森言在“一打三反”运动遭了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