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历史上不乏从外地迁来的客民。有的是因为吴江的工商业机会,而本身又有一技之长的,比如盛泽染坊里的绍兴师傅;有的则因为原乡天灾人祸而逃难至此,例如聚居宛平为主的苏北及河南人,照理说逃难江南各地的人多了去,为何偏偏在吴江就落下了脚。根据地方志,清末民初,恰逢当时东太湖兴起围湖私垦,因为招募逃荒者更廉价,于是一人带一户,一户引一族,多年下了在东太湖畔形成了北方人居群。
偶今朝讲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客居人群体---崇明人,因为他们出现在吴江完全是因为历史的偶然。在吴江的崇明人特点是他们大都在政府机关及文教卫生系统工作,而且出现的时间很短暂,大概就在59至63年几年间。偶是从父母言谈中经常提到某某人是崇明人,因而好奇为什么崇明人会来吴江安家落户。听父母解释后,才惊奇一个行政区划的变革,一项政策的订立,对一群人的命运影响如此之大。
崇明历史上都属于江苏,别说崇明,民国早期就连上海在行政上都曾属于江苏。崇明直到1949年后还隶属南通专区,而且崇明的地方风俗及语言都与一江之隔的启东,海门及南通相同,婚姻嫁娶更是频繁。但到了1958年,崇明县划归上海,本来衙门里再怎么变戏法,下面的小民日子照样过。但偏偏当年实施计划经济,政府经济实力薄弱,要对上海这样的直辖市全面供应物质,有些力不从心。于是便严格控制城市人口,非但严管外地进来的人口,连已经在上海落脚的无业游民(摊贩,手艺人等,其实是有业的)都要驱赶出去。
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一道奇葩的政策,即崇明划归上海时已经考入外地学校就读的崇明籍学生,毕业后不能回崇明获得上海户籍。而上海其它十来个郊县,因为以前都属于江苏省松江专区,整区划入上海,所以不受这道政策影响。对崇明籍学生来讲,当不成上海人也罢了,可竟然连分配回崇明老家都不允许,实在情何以堪呐。可能为了照顾这批人的情绪,退而求其次,于是答应他们毕业后工作可以分配到比邻上海的苏州及南通专区各县,大部分崇明人当然选择去苏州专区。于是一部分崇明人就这样来到了吴江。而崇明归上海后才入学的崇明籍学生就不用受这样的折腾,可以安心做上海人了。
以当年的平均教育水平来讲,这批崇明籍的高校及大中专毕业生绝对是高端人口,像吴江这样接收这些崇明籍毕业生的地方其实是赚到了。再说崇明话和吴江话一样都属于吴语方言太湖片的苏沪嘉小片,两者即使各说各话,交流也基本无碍。所以崇明人到吴江后很容易融入当地生活,他们的子女后代更是地地道道的吴江人。
偶印象最深的几位崇明人都是姆妈在农水局的同事,其中蒋育超、施美芳夫妇毕业自南通农校,就我的回忆,伊拉两个人讲的闲话已完全听不出崇明口音。施美芳阿姨后来调去了水产公司,伊拉有两子一女,长女蒋兰,次子蒋霆和偶同年,幼子好像叫蒋真。另外一位崇明人是农业局的丁秘书,偶记得那时人把秘书读为“bi shu”,大概秘字从“必”声。这位丁秘书当时还被外派到西非的几内亚支援当地的农业技术,他回国后,房子就分配在辉德湾的农业局宿舍里,与我家成了邻居。他这时才将妻儿从崇明乡下接来吴江团聚,所以他们家都是一口崇明话。因为父亲是南通人,我小时也曾两次长期在南通乡下陪伴祖母,所以崇明话听起来分外亲切。我只记得他们家大的是女儿,小的儿子好像叫才强。
当年来吴江的客籍人士也不会标榜争做所谓的“新吴江人”,他们融合吴江习俗后,彻底成了吴江人。倒是前几年,在与家人亲眷打电话时,得知短短数年内,外来者人口就急速上升,几乎超越了本地人口,这样就对本地文化习俗无可避免地造成稀释与排挤效应,是非对错且不论,但事实就如此。现在连想当“新吴江人”也不可得了,大家都主动或被动地成了“新苏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