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君主制-8

谈谈君主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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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启蒙运动实际上是在受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的深刻影响之后开始的，光荣革命是当时英国权力高层，议会与国王之间为了权力所发生的没有流血的革命。但是在这之前，议会与国王之间的争斗是流过血的，为此一个英国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1649年查理一世)。在这之后，英国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没有君主的共和时期，但却是没有君主的专制独裁时期(克伦威尔时期)，直到此时英国人终于明白他们到底需要和反对的是什么，所以在独裁者死了以后，很快就又恢复了君主制。也就是说，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在英国议会汲取了前面历史经验教训之后成功进行的。从今天英国王室显赫的地位可以看出，当时英国议会革命的对象，并不是王权本身，而是绝对的王权，也就是绝对的权力。整个事件实际上是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直到光荣革命结束，历时473年。其中诞生于1258年的英国议会在其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

简单回顾一下，首先就是1215年大宪章的订立，参与订立大宪章的有三个参与方，一个是大宪章的起草者当时英国的教宗，另一方是当时英国的封建贵族，再有一个就是当时英国的约翰王。也就是说当时希望限制王权的不只有当时英国的封建贵族，还有当时英国的教会。即在当时的英国，教权与王权是相互独立的。当时英国的封建贵族之所以能够挑战王权是因为得到了教权的帮助和支持。教权与王权的相互独立，这原本是早期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人类早期的社会是建立在教权与王权相互独立，这种自然的二元权力结构基础之上的，就像人是两条腿走路一样，早期的人类社会本身就存在着权力的相互影响和制衡。欧洲文明之所以能够走向成功，就是由于欧洲始终保持了教权与王权相互独立这种自然的二元权力结构。

而在中国就完全不同了，不知道中国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单一王权的权力结构，从中国最古老的古典文献《易经》可以看出，中国在远古时期存在着只有神权才能够从事的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的活动，神权是早期的教权，中国最早的教权也就是宗教到底是什么？或许是受到“人定胜天”思想的影响。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教权的权威最终是由王权确立的，就是那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根据儒家的教义，任何敢于挑战王权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有违儒家道德理念。儒家大谈道德，这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确定道德标准的根据是什么，这种确定是否合理公正具有公信力。儒家利用了中国在先秦时期教权的缺失和社会教育水平低下，人们认知水平差的特点，为了服务王权，根据王权的需要制定道德标准。所以在中国，谁要是挑战王权，首先就会受到来自教权的强烈压制和无情打击，因为教权是为王权服务的，由此可见儒家在中国社会中的真正作用。

在君权神授和王权至上的国家，比如中国，以及当时的法国，出现国王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公开处死，这完全就是颠覆普遍认知常识的事件。英国议会的出现，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和光荣革命的成功，这一系列事件对毗邻的法国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冲击是巨大的，现代启蒙思想由此而在法国孕育和向欧洲和世界传播。实际上议会这种政治权力机构的出现，在欧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公民大会，之后还有古罗马的元老院。在欧洲的政治文化传统上本身存在着议会的基因，而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上缺少的正是议会的基因。

到此人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上起码有两个重大缺失，一个是独立的教权，另一个是议会，而这些都是制约王权的重要因素。

王权所体现的是代表少数集团的家族化寡人政治，而议会所体现的是代表国家所有成员的社会化政治。王权所具有的只是个人或少数人智慧，议会所具有的是社会群体智慧。王权的判断主要来自于别人的通告，而议会的判断很多来自于议员自身的观察和切身体验。现代社会在人口规模和种群分布上要比几千年前庞大和繁杂的多，继续沿用由少数人统治的王权政治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现代社会的管理只能依靠在广大民众自我管理基础之上的议会政治。

到了20世纪，在经历了19世纪先进的欧洲文明的强烈冲击之后，中国开始努力的向先进的欧洲国家学习，也开立议会，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议会，最终都成为独裁者们的装饰和工具，议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的主流传统文化中没有议会的基因，所以学习只能是停留在形式上。在中国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高贵的家族，党派和官僚体系的作用是统治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底层民众。只有在存在人人平等观念的社会，才会有社会民众自我管理，各自发挥各自作用这样的意识，而这就是产生议会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人对于现代西方世界认识诸多的障碍中，最主要的就是人人平等这个基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意图阻碍人人平等理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进而阻碍整个先进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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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开始，中国以一种弱势的姿态进入由欧洲人开辟的全世界崭新的时代，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在这两千多年中，别人特别是欧洲人在不断地发展进步，而中国始终还停留在两千多年前，没有进步反而出现倒退。这种弱势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坏事，这可以让中国人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过去。

20世纪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世纪，随着欧洲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社会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发展，西方对整个世界和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整个世界的联系更加的紧密，这同时也增加了独裁者们的信心。20世纪前50年整个世界最大的特征是空前的战争，其中包括末世王权为了扩张所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主要大国内部进行时代转型所导致的内战。那些发动王权扩张战争的国家，最终在外力强力干预与影响下，都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而进行社会转型的大国也行进在民主社会的途中。这是整个世界从君主时代向民主时代转型的过渡阶段。

战争这是君主时代常见的社会现象，也是民主时代需要尽量避免出现的社会现象，因为战争对社会的破坏太大。民主具有解决社会矛盾更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战争的出现。在君主时代，当一个王朝丧失了军事能力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只要看看19世纪的清王朝和13世纪的宋王朝就可以了，军事能力的丧失对一个王朝来说是致命的。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廷的官僚权贵们所总结的经验教训是，武器不如人，所以积极筹办洋务运动。然而这样的经验教训在20世纪的中共面前是完全不成立的，因为中共在建国之前，面对的战场上所有对手的武器装备都要比中共好，但是最后成功的是中共而不是它的对手。

从1911年清王朝灭亡到1949年中共建政，38年的时间是中国战乱和内忧外患不断的阶段，从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对中国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亟需解决就是如何提高军事能力。起初中国国民党在当时苏联的帮助之下开设了黄埔军校，培养军事人才，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打败当时的北洋军阀。当时苏联对中国的帮助除了国民党的黄埔军校之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黄埔军校的学员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到1927年4月，国民党进行清党，开始一心一意消灭共产党，把中共逼上了梁山，迫使中共深入到中国广大的农村去发展力量。此时的中共在严酷的血雨腥风中，为了生存而与国民党进行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这同样是提高军事能力的活动，而且是直接在战场上，通过残酷的战争实践来提高军事能力，基于中国农村广大丰富的人力资源，或许也只有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才有能力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自身的军事能力。

从国民党一心一意要消灭中共，中共1927年8月1日举行武装暴动，开始自己的武装军事历程，直到中共建国成功，22年艰难的武装军事实践，为中共培养了大批各级优秀的军事人才，中共高层对于战争的认识也更加的深入，打破了很多普通人对于战争的常识性认知。作为他们的领袖毛泽东在后来的总结中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是关于在战争中人与武器作用的认知。在军事人才的产生上，中共众多杰出的军事人才，比如毛泽东，彭德怀，粟裕，韩先楚等一大批，没有一个上过正规的军事院校，他们杰出的军事才能都是在几十年艰苦的战争实践中学到的。在1946年开始的国共内战中，国民党那些在军事院校培养出来的将领，最终都成了中共没有军事院校背景的军事将领们的手下败将，由此可见在军事作战领域不能迷信课堂教育，要更注重实践。

从1946年开始的国共内战，中共把国民党完全赶出中国大陆，表明起码在中国国内，中共的军事能力是完全满足中国民众要求的，而接下来的朝鲜战争，中共的表现又向整个世界表明，中国已经找回了19世纪由满清王朝完全丧失的军事能力，此后中国的军事行动也少有败绩，这根本保证了中国和平的国际环境。

中共建政之前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具有强大的军事能力，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与中国最底层民众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军事对手，中共都可以利用这种社会关系，也就是底层民众的支持取得胜利。而清王朝之所以丧失军事能力，根本原因在于其丧失了中国广大底层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在于君主专制对广大民众严酷的压迫。无论是清王朝还是国民党在对外战争中弱势表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当权者与广大民众恶劣的社会关系。在日本侵华时期，国民党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完全可以写入历史教科书。

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就已经人心尽失，在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中，国民党根本就没有获胜的可能，对此中共心里有数，而国民党的权贵们却还天真地抱着幻想。抗战结束后，中共就等待国民党首开内战的第一枪，从而根本打败国民党。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其军事能力主要由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决定，因为他们人数最多是战争直接的参与者。但是中共为了获得广大底层民众的信任不是没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牺牲地主和富农们的利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农民暴动的传统，在均贫富思想的影响下，地主富农官宦权贵往往都是这些暴动的牺牲品，再加上中共所信奉的马列主义所提倡的阶级斗争。

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什么是政治？政治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社会不同阶层和各个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的政治是在特定的社会状态下，充分发挥社会特定阶层和组织的作用。在社会不同的状态下，社会各阶层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在战争时期谁能够组织动员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再加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谁就拥有了战争获胜的法宝，即使敌人拥有强大的武器和战术，也难以战胜。

接下来再看看在中国教科书上说的所谓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19世纪中国之所以受到西方列强的侵扰，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王朝军事能力的完全丧失，如果当时满清王朝有着强大的军事能力，那大清王朝就是当时的帝国主义，西方列强是没有能力侵扰的，所以帝国主义这种说法完全就是弱者推卸责任的一种说法。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理论上说不应该是一个弱国，中国的弱主要来自于中国御用官宦权贵文人的思想观念，而中国的强来则自于中国实干的最底层民众。

在工业化推动的热兵器-使用飞机大炮的时代，各个不同产业的民族在军事上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原来冷兵器时代游牧与狩猎民族在军事上的天然优势基本上不复存在，而农耕民族的人口优势却愈发的凸显出来。所以从技术上讲，近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军事上的衰败是时代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