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二）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那年我才六岁。当时新疆的党委书记是王恩茂。文革中新疆群众基本上分为两派，支持王恩茂的保皇派和反对王恩茂的造反派。机关事业及部队单位的大多是保皇派，青年学生基本上站在造反派一边。母亲所在的医院地处南梁，为新疆大学所在地，故该地区成为红卫兵小将控制的造反派地盘。但事情也有例外，由北京调往新疆的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武光就属此例。武光家住新疆大学，按理说他不属于王恩茂派别，在新疆大学这样反王恩茂的造反派基地，应该有个容身之地。但事实恰好相反，武光入疆后受到王恩茂手下的地方干部的排挤，造反派红卫兵小將们也对其进行了严酷迫害，我曾亲眼目睹武光的女儿在新疆大学院内被小孩子追逐辱骂，投掷石块，啐唾液。可见即使是反对王恩茂的造反派，背后照样可以看到操控他们的王恩茂派别的高官影子。

母亲属于保皇派，文革爆发后我们家搬到了保皇派控制的北门地区。父亲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虽已摘帽，但为了自保没有参加任何派别。虽说如此，父亲还是被人顶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差点被围堵的“革命群众”活活打死，这些都是后话。北门地区地处保皇派控制的心脏地带，但那里有一所中学，叫一中，为造反派的红卫兵学生控制。红卫兵在一中教学大楼的楼顶立了一根木杆，木杆上安有高音喇叭，整天播放着红卫兵小将撰写的战斗檄文。那只高音喇叭就成了周围保皇派群众练习枪法的靶子，高音喇叭经常因为遭受枪击而中断广播。随后就有红卫兵小将攀上楼顶对其进行维修或更换，之后又会被子弹打成哑巴。广播——中断——再广播——再中断，循环往复。虽然整个过程旋入了死循环，但枪口并没有对准更换或修理喇叭的青年学生，两派之间你来我往的争斗似乎还算文明。

我家当时住在离北门两站距离的六道湾，那里地势较高，我们小孩有时到住家小院外不远的“一炮成功”玩耍，可以俯瞰整个北门城区。“一炮成功”有一座炮楼废墟，据说盛世才时期曾经在那里发生过战事，那座炮楼被一炮轰塌，故有此名。有一次母亲在家门口洗衣服，我在院子里玩耍，一粒子弹呼啸着从我头顶飞过，那声音听起来有点像鸽哨子的声音，但音量没鸽哨子那么响。小孩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当时还感到非常高兴，好像中了什么大奖似的，兴冲冲地告诉妈妈发生的事情，母亲随即把我拉回家中。文革初期武斗时我才六七岁，武斗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就这些。

家属院搬来了一家北京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北京话，感到特别新鲜和洋气。文革中北京清理人口，许多祖祖辈辈世居当地的老北京因为没有官方认可的“正当”职业，被迫迁出了北京，搬入我们小院的这家人就属此类情况。我工作以后单位里有一位电焊女工，回族，闲聊时说过他们家的情况，就是那时候被政府由北京迁来乌鲁木齐的，当时她小学六年级刚毕业，沧桑岁月早已抹去了她的家乡口音。

文革中正常的市政工作都已停摆，冬天的马路无人铲雪，路面上铺了厚厚一层被车辆压实的冰雪。男孩子看见公路上有汽车驶过紧跑几步用手扒住车尾，能一直被汽车拖着在路面上滑行，到目的地了方才松手。离家不远的“一炮成功”地处一个小山坡的坡顶，一条很长的斜坡由山顶一直通到山底下的马路。文革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小孩无学可上，在山坡上滑爬犁成了我们这些野孩子在外面瞎皮的最佳选择。有一次我趴在爬犁上自山上往下滑，两脚分别时不时地在地面上蹭一下以控制方向。到了下面公路路口，单脚着地掌握方向，爬犁随即转弯滑向公路，猛然间发现前方驶来一辆卡车，赶紧翻身从爬犁上滚下来，卡车停下，空爬犁缓缓地滑向卡车，正好停在卡车的底盘下面。司机从驾驶室出来，从卡车车厢里翻出一枚马钉，过去盖房子木梁框架接口处常用的那种，一句话也没讲，蹲下身子从底盘下面钩出爬犁往车厢里一甩，开车扬长而去。

妈妈所在的友好医院已改名为反修医院，我记忆中随着形势发展改变地名的还有反修路，反修电影院，反修商场等，都因为之前他们带有“友好”两字。说到商场，那时候中国是不禁枪的，商场文体部不仅有卖气枪，还有猎枪和小口径步枪，顾客买枪并不需要登记，这点和今天买把菜刀都需要实名登记的环境相比恍若隔世，已经换了人间？实在理解不了。妈妈医院的职工分成保皇，造反两派，南梁地区属于造反派的地盘，母亲因此离开医院到北门的另一家医院上班，那里由保皇派控制。反修医院的财务把握在保皇派手里，这样在南梁上班的造反派员工就断了工资。有一位大夫因为家里没钱可用，自己下班后拖了把椅子到街上练摊，靠理发来贴补家用。这种行为明显地为国家政策所禁止，为此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受了不少罪。

文革中因为社会次序太乱，解放军在全国实施了军管，每个单位都派驻了军代表，各行各业呈现出恢复正常的迹象，学校也开始复课。母亲返回南梁上班，我们家也由北门搬回了南梁。我终于可以上学了，那年我已经八岁（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