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三）

文革期间学校本来就不能正常上课，再加上停课闹革命耽误了几年，学校一恢复上课就凸显出僧多粥少的问题。学生太多而教室又不够用，刚开始上学时我们只能两个班用一间教室，上午上课，下午放假，班里五十几个学生每天只上两节课。老师即不敢放手教学生又不给学生布置作业，我们这代人的大多数在文化修养方面因此留下了终身缺陷。孩子们因此每天有大把的课余时间。到处调皮，打群架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反修医院对门是电力安装公司，我们这些孩子曾在那家公司的垃圾场捡到过一枚木柄手榴弹，文革武斗时期遗漏的。

有一次放学，我亲眼目睹一名小学毕业不久的十四五岁的孩子用那种又宽又厚的军用皮带抽打老师，老师痛苦的表情给我留下的印象终生难忘。还有一次两帮孩子打群架，隔着老远相互投石子，石子正好击中了一名路过的医院员工，孩子们见状一哄而散，我还没来得及跑就被他逮住。其实不是我投的石子，但那位职工也是一位二十来岁年少气盛的年轻人，他并不听我解释，抬手就给我一拳，挨了这记重拳，我当时就倒地晕了过去。那人走后孩子们又返了回来，同伴把我摇醒时，我已经晕倒在地上快半个钟头了。

新疆的汉人除本地汉人外多数是解放后由内地迁入的。他们包括王震率领的入疆官兵，援疆干部，上海等地的支边青年，发配到新疆接受改造的劳改犯，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自流来疆的饥民，新疆人称这部分人为“盲流”。这些盲流来自全国各地，但以四川，河南，山东，甘肃等地为主。我印象中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盲流才是解放后内地入疆汉民的主体，这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尤为明显，除了嫁入新疆的农村妇女，很大一部分是投靠亲戚朋友入疆定居的。到了文革期间组建兵团的转业官兵已经完全变成兵团人口的少数了。

反修医院的伙房有位厨师，自然灾害期间自流来疆，后成为医院的正式职工。文革后期被查出私藏一把军用手枪，开除公职并被押送回山东老家接受监督劳动，文革结束以后他再次来疆找医院领导要求平反并恢复公职，医院未予受理。

文革中孩子们花在学校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玩耍。医院食堂的墙面上被人发现写有“打倒毛”三字的反动标语，字迹歪歪扭扭，估计是小孩子所为。于是医院把孩子们都召集起来，组织他们在会议室书写“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等革命标语以便辨认字迹，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并未查出是谁书写了反动标语。

经过文革的熏陶，我们这些孩子在政治上是相当敏感的。那时候家家没有卫生设施，都靠公共厕所解决问题。公共厕所四面透风又没有暖气，故冬天出恭时十分遭罪。好在医院各个科室都有厕所并通暖气，一到冬天，医院家属们都到病房去解决问题。有一次我去病房大解，到该清理卫生时发现没有带纸，好在那时候人人口袋里都装有红宝书，一种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红皮小册子。为了应急也只好如此了，我从中撕下几页来解决问题。厕所的门年久失修，门锁早已不知去向。刚刚清理完毕，门就被人拉开，医院锅炉房的一位工人也来如厕，这下可把我魂都吓飞了。虽然那时候我才九岁，但心里十分清楚，一旦这事儿被人逮住那我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那位员工看到我面露惊恐脸色惨白，立刻警觉起来，医院的反动标语事件还余波未平呢。

“你在干什么？”

“没，没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