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牧区公社主要由哈萨克,维吾尔等穆斯林民众组成。按照他们的伊斯兰教习俗，未经咏经和放血的牲畜是不能吃的。正是因为这样，在食品极为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从牧区搞来了病亡的骆驼。经过一番处理后，单位职工每家餐桌上出现了想都不敢想的肉食，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职工们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问题。父亲把自己那份骆驼肉经过盐水腌制晾干后分出一部分寄往江苏响水老家和北京大伯处，这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快乐。伯母在一次闲谈中说起过这些往事。
解放战争后期，母亲已经成为苏南军区解放军护士学校的学员，父亲正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父母打小就认识，母亲对父亲的才华早已仰慕，远离亲人互有来往，自然而然他俩就走到了一起。怀着对国家未来的憧憬，父母婚后一起来到新疆。母亲说和父亲结合前护士学校一位营教导员曾经对她有所表示，但被母亲婉拒。两位老人先后都已驾鹤西去，现在，这些往事已无从查考了。
父亲是经过乱世的人，抗战时期作为一名学生，他所在的国立二十一中因形势恶化一路西撤，由苏北退至陕西蓝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他都经历过。一九五二年父母奉调入疆时新疆的剿匪工作还没结束，局面并不稳定。为防止情况出现反复，父亲携带入疆的物品中除了衣物书籍外还有部分谋生工具，这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修鞋用具。小时候家里环境差，这些东西没处存放，只好塞入床底下,日常进进出出都能看到。我们那时还小，对其早已熟视无睹，并没想到有什么深层意义。历经沧桑风雨，如今我已是耆宿之躯，方才理解父亲携带这些工具入疆的另一层含义。虽然那种情况并没发生，阴差阳错地，父母支援边疆的热血之举却以悲剧的形式落幕。
母亲出生于国民党官员家庭，参军时外祖父已随民国政府撤离，但因母亲的现役军人身份，姥姥和舅舅还是受到解放区拥军政策的优待。父母奉调入疆后,国民党早已败走台湾，全国形势也逐步趋于稳定,此时他们已离开部队转为地方干部，留在上海的姥姥和舅舅因失去了军属身份，不仅没有了原先的优惠，还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株连。舅舅考中学时成绩优异又是军属，很顺利地入读了上海中学这种名校，高中毕业时,却因他的官僚家庭背景被大学拒之门外。为了生计舅舅在上海郊区找到了民办教师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在上海教育学院完成进修。郊区公社在那个年代非常需要老师。
这一干就是十几年,不仅工资待遇低，还因不是国家职工而低人一等，个人婚姻问题也因此一直没有解决。舅舅时常给母亲来信，信中流露出他的悲观情绪，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是多余的。看到舅舅来信母亲十分焦虑，同父亲商量后父亲决定在新疆为舅舅想想办法。经过一番努力，父亲果然为舅舅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找到岗位，依然是中学老师，并且有国家正式职工身份。
得到这个消息后舅舅决定辞去教职来疆。舅舅虽是民办教师，但在业务上早已成为当地学校的骨干，这事儿惊动了公社社长和书记，两人轮番找舅舅谈话。他们告诉舅舅，虽然现在没有国家正式职工身份，那是因为国家还没有正式指标，一旦公社得到了国家指标，公社会首批解决他身份问题；再者，即使现在这种情况，舅舅也不会丟掉工作，除了没身份外，舅舅在工作稳定性方面并不存在问题。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早期六十年代，上海知识青年满怀激情响应国家号召支援新疆建设，这些人大部分都过得很惨。社长和书记以他们为例，劝说舅舅千万要冷静，一步错步步错，万万不可冒然前往新疆。社长和书记是真诚的，他们最终说服了舅舅。在得到国家指标后，公社果然第一批就解决了他的干部身份，舅舅成为国家正式职工。其实父亲为他在新疆找到的也是正式工作,干部身份,情况不会像上海知青那样差。
家里有一位远房亲戚正好就是上海知青，在塔里木流域兵团农场当农工，父亲让我叫她姑姑。姑姑所在农场距离马兰核基地很近，所有核试验都在那里进行。过去那里进行的是大气核试验，每次核爆姑姑他们都能看到。有一次姑姑在家里织毛衣，哐当一声门就被震开了，姑姑以为邻居孩子调皮，随后整个房间都被窗外的红光照亮，姑姑这才意识到又在进行核试验。按照姑姑说法，“和太阳差不多,没啥稀奇的"。
姑姑每次往返上海都在我家落脚，后来很多姑姑的同事回内地探亲时经过乌鲁木齐也来我家，家里似乎变成了他们的驿站，父亲对这些农工都能尽其所能予以接待。有时距离火车离站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这些人就会在床上休息个把钟头，家里并不介意。但那次父亲发现一位农工离开时随手顺走了压在床铺下面的二十块钱，十元一张那种。那时候还没有百元、五十元和二十元纸钞，人民币面值最大的就是十元。家里经济本来就紧张，父亲在每月家庭用度上都控制得很紧，被偷的二十元钱基本上就是全家六口一个月的伙食开销，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金额。那些农场员工的生活应该很苦,否则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不过这种事情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对家里日常生活势必造成影响。据此，父亲只能同这些团场农工断绝来往。我很喜欢这位姑姑，但自那以后再也没见过姑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