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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辈子过得十分清苦。那时候一身深兰色中山装,胸前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脚上穿双皮鞋是国家干部的标准形象,可在我记忆中父亲这辈子不仅没穿过皮鞋,也没戴过手表。家里仅有的一块手表也是母亲戴着,直到一九七零年,那块有年头的老手表不工作了,父亲才为母亲添置了一块新手表,上海牌的。父亲原先烟酒不沾,抽烟的习惯是打成右派以后养成的。母亲见父亲精神上十分苦闷,为减轻父亲痛苦,主动买来香烟让父亲学着抽,父亲慢慢地染上了烟瘾。打学会抽烟后,他就一直抽莫和烟,一种新疆土产的颗粒状烟丝,抽前需自己卷制,这种烟比较经济。
按照当时规定,如果父母健在,在疆的国家职工单身四年有一次探亲假,已婚十年一次,如果父母双亡,则没有探亲假。像父亲这些来疆工作的内地人,平时省吃俭用一分一分地抠着省钱,就是为了回内地探亲时派上用场。那时新疆和内地交通不便,生活物资十分匮乏,因为十年才有一次探亲假,这些回内地探亲的人不仅要给亲朋好友送礼,还要捎带很多生活物资回疆,平时精打细算节省下来的巨款回去探亲一次基本上就花得精光。那时候三两千块钱就足以称得上是巨款了。内地人只看到新疆人有钱,哪里知道这些钱背后的辛酸。
父亲他们那批考入革大(人们对军政大学的俗称)的人, 是作为未来的管理干部培养的,但这些解放前受过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其家庭背景大都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所以多数人步入社会后并不顺利。父亲有一位革大同学,我叫他季叔叔,被单位指控贪污,情急之下找父亲求助,父亲倾其所有拿出用来探亲的存款一千多块让其应急,后来证明这事儿搞错了,但那笔钱季叔叔一直未还。他们家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其中一位老人还有法国的留学经历,不知为什么解放后就变成在家吃闲饭的了。
母亲多次督促父亲要回那笔钱,父亲一直拖着未办,直到父亲病逝。父亲去世后我们家收入一下减少一倍,生活愈加困难了,无奈之下母亲向季叔叔提到这事,见到我家的实际情况,季叔叔七凑八凑,零零碎碎好多次才把这笔钱还清。
北京的大伯在部队工作,他有一位战友赵伯伯曾经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任职,父亲和他相处甚好。通过赵伯伯,父亲在石河子结识了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父亲生前从没带这些朋友来家坐过。父亲过世后石河子的朋友来家里探访,为首的穿着军装,四个口袋那种部队的干部服,声称他们来自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是父亲的朋友,知道父亲去世特前来慰问,其穿着便服的下属随即呈上一条超过五公斤的大鱼表达心意。那时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军事化管理,普通职工属于地方编制,工资待遇却比地方上低,团级以上的干部穿军装,属现役军人,享受超出地方的军人待遇。母亲并不认识这位兵团干部,但他给家里送来的大鱼真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快乐,母亲把剔下来的鱼肉全部做成鱼肉丸子,鱼骨头熬成汤,物资那么匮乏的条件下全家人意外地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美味。事情过去近五十年,闭上眼睛,迄今我都能闻到鱼丸子的香味!
那时乌鲁木齐冬天靠燃煤取暖,家家户户需在屋内砌一种带火墙的炉灶,火墙是空心的,平时烧火做饭,煤烟通过火墙的回路几经曲折排到户外,炉火透过火墙为房间带来温暖。炉灶隔五六年就要重砌,一般家庭都是请泥瓦匠砌炉灶,我家炉灶是父亲自己砌,其散热效果一样很好。那时街上有许多铁皮店,出售用薄铁皮打制的水桶、壶、盆一类东西,主要由维吾尔匠人经营。后来每家炉灶得以改进,铁皮店开始出售铁皮打制的烤箱,被砌入炉灶后在烧火做饭的同时还可以烤制面包、土豆。文革中父亲工作的单位没多少事儿,父亲利用空余时间自己动手打制了一个烤箱,和铁皮店出售的相比,无论外观还是使用效果都毫不逊色。自有了烤箱之后,每天早晨父亲把我们盖在棉被上的衣服放在烤箱里烘烤,烤热之后再塞入我们被窝的脚头部位,等我们起床时穿上去热乎乎的,十分舒服。一般晚饭后家里温度已经上来了,这时候炉火要用加了水的湿煤压住,早晨做饭时再用铁钩把炉火重新捅燃。父亲一般都起得最早,用烤箱烘烤衣物时炉火还没被铁钩捅过,烤箱里的温度刚合适,不会把衣服烤糊。
文革中群众被挑拨分成两派,一派保皇,一派造反。父亲因曾经当过右派,为了自保处处小心,未敢加入任何一派。文革闹的厉害时两派只顾着相互争斗,单位已无人上班。父亲没事干,弄了一套木工工具,在家里干起了木工。锯、刨、凿、钻、胶,居然为家里打制了一整套家具,包括衣柜和橱柜。这套家具家里一直使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那时候我上小学,但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校要求每位学生备一杆红缨枪,商场文体部里有卖。说来奇怪,虽然文革中各种食品和生活物资奇缺,但在百货商店文体部除了红缨枪外,还有卖气枪和小口径步枪的,购买人似乎不用登记身份。我的那杆红缨枪是父亲为我做的,刷了银粉的菱形枪头,黑色枪杆,枪头枪杆接口处绑着红色碎布缨子,非常漂亮。在学校看到其他同学投来的羡慕眼光,心里真是得意。
因为家里的条件限制,能不买就不买,这样可以省钱。但经过父亲自己亲力亲为,家里添制了一样又一样用具。回想起来,让人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