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年龄最长，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她小学刚毕业，上初中正好赶上“停课闹革命”，这些红卫兵小将在初中三年里没在课堂上过一天文化课，时间都消耗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了。那时候虽然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已经停滞，但一些重大国防科研项目仍照常进行，其地点经常选择在地广人稀的新疆，比如核武器试验。每当国家进行新的大气核试验时，姐姐他们就被组织去看护同北京相连的电话线，确保国家领导同试验基地之间的通信安全。一般一根拉有通话电线的电线杆由三人把守，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或“苏修特务的窃听”。那时候新疆昼夜温差很大，姐姐她们守护电线杆时都自带棉大衣，以便夜里御寒。对此我记忆犹新。
一九六九年，姐姐这批没有在课堂学过一天课本知识的初中生终于离开学校，发配到托克逊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
托克逊县地处南疆，距离乌鲁木齐约一百七十公里。当地公社主要种植高粱，社员以维吾尔族为主。他们基本听不懂汉语，姐姐这些知识青年同社员交流时连比划带蒙才能勉强弄懂对方。当地干旱缺水，社员们的灌溉、日常用水都来自坎儿井，那是一种为避免日照蒸发而建于地下，类似于地道的水力网。这种水力系统最早起源于伊朗，已有三千年以上历史。生产队的坎儿井渠水清澈见底，但水中游弋着一种细如粉丝全身透红的生物，长度约三四寸，打水做饭时需將这些水虫一一捡出。那地方虽说距离县城只有一二十公里，但社员的交通工具只有驴车，道路也是土路，进城采购并不方便，再加上社员普遍贫穷，一切需要花钱的生活用品在他们眼中都是奢侈品，也包括食用盐。平时社员煮饭靠从地里刮来的薄薄一层地碱代替食盐，长此以往，由于身体缺乏碘等微量元素，社员们普遍患有一种大脖子地方病，脖子上挂着足球大小的肉瘤，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知青们虽然脖子上没长这种肉瘤，但下乡半年后每位知青开始掉毛发，脸上的眉毛掉得一根不剩，看上去光秃秃的，灰头土脸十分怪异，女孩子就像庵寺里的尼姑。
上山下乡那段时间，知青们经常吃不饱饭。饿着肚子就不出工，女知青窝在宿舍里睡觉，实在饿得受不了，她们就到社员的羊圈里寻觅食物。社员把吃剩的高粱面干馕丢给自家羊圈里的羊群，姐姐她们从羊槽中把这些喂羊的干馕捡回来充饥。南疆干燥的气候再加上烈日暴晒，使这些饼子硬得像石头，必须用开水煮软了才能下咽。男知青或厚着脸皮到临近的知青点蹭饭，或翻墙入室，今天偷只鸡，明天弄只鸭，搞的四周鸡犬不宁。那年我到姐姐那儿度暑假，一位知青带我出去找吃的，他让我在一家住户门外放哨，他从窗户上翻入室内，只为弄点果腹的食物。
报纸广播天天宣传工人、贫下中农是领导阶级，但现实生活中生活在农村的贫下中农却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红卫兵小将们此时才体验到他们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更不是时代的主人。
父亲几次前往托克逊探望姐姐，自己女儿所处的那种环境让他非常心痛。
维吾尔社员为了医治脖子上的肉瘤，陆续有人来乌鲁木齐治病。父亲邀请他们在乌鲁木齐治病时到家里做客，我家再次成为社员们歇脚的驿站。记得父亲为了接待这些远道而来的穆斯林朋友，特地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用肥皂水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开水煮了一遍，以便确保它们的清真，那时候还没有洗洁精。父亲虽然只是一介平民，但在待人上确实有一种“不以富贵而骄之，寒贱而忽之”的古人风范。
五十年后，当姐姐这帮年逾七十的知青伙伴到托克逊旧地重游时，受到了维族老乡的热情招待。一些上岁数的老人在闲聊时还谈到了父亲，这不免使姐姐泪眼模糊。
一九七零年大学开始恢复招生，按照当时的规定，招收对象为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俗称工农兵学员。姐姐因为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只有一年而未能如愿。父亲不忍自己的女儿在那么苦的环境下煎熬，也是为了帮她补习文革中荒废的学业，想办法把姐姐转到乌鲁木齐市郊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改造，落户的地点正是父亲十年前打成右派时接受劳动改造的同一家生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