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父亲也有过迷徨的时候，混日子成为打发时光的最佳选择。别人花钱买来鱼缸养鱼，父亲弄些角铁、玻璃板和腻子自己做个鱼缸。社会上流行泡红茶菌养身，父亲就找来大口径玻璃瓶跟着培植红茶菌。白天在单位熬钟点，晚上在邻居家打牌，到了礼拜六晚上，经常一玩就是一个通宵。那时候每周只有礼拜天休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国家才引进了国外的双休日。文革期间，一个普通老百姓即使能看透国家形势又能怎么样呢？何况父亲头上还戴着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母亲医院有一位护士，其丈夫因为对文革不满给中央写匿名信，后被公安机关侦破，他戴着几十公斤重的手铐脚镣被连拖带架地携往卫生系统各单位轮流批斗，最后押赴刑场实施枪决。那情景，即使我们这些当时只有七八岁的孩子，迄今都记忆犹新。
哥哥因为学校停课，再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一步步偏离了正道。那时候各省的物资供应主要靠铁路运输，铁路沿线有一些盗窃团伙，专靠扒窃火车物资维生。人员构成以逃犯和一些家庭出身不好，性格强悍又不愿接受监督改造的农村青年为主，这些人当时都是专政机关镇压的对象。哥哥不知通过什么途经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对他们浪迹天涯的亡命人生充满了浪漫幻想，他曾绘声绘色地对我描述过这些人的传奇，那是他最向往的生活，当时哥哥也就十三四岁。
哥哥喜欢打架，为了和别人斗狠，哥哥用锡、铅等易熔金属浇制指模，套在手上再戴上手套加以掩饰，以便在斗殴中占据优势。邻居家有个孩子，比哥哥大一岁，就曾因一点小事挨过哥哥的拳头。那孩子的父亲是市卫生局局长，母亲是医院儿科主任，两人都是抗战期间投身革命的老干部。为这事儿他母亲堵在我家门口叫骂，诸如缺家教的东西，你一个右派子女还想翻天吗等等。妈妈因为理亏只能躲在家里任由人家发泄。其妹妹后来碰巧和我同班，我俩关系很好，她母亲待我也十分热情。其实这事自始至终都是哥哥没道理，从邻居父母对我的态度上看，人家还是讲道理的。
哥哥在外面闯祸，回家没少挨揍。“趴下！”父亲喝到，哥哥随即趴在床边，父亲抡起扫把，拖鞋一类东西对着哥哥的屁股就是一顿猛抽。那是父亲惩罚哥哥的固定方式，对哥哥的身体不会造成伤害。后来情况愈发严重，哥哥闯祸后为了逃避挨揍干脆躲在外面不回家了。我那时还小，八九岁左右。每当哥哥躲在外面不回来，我总是手拿夹了咸菜的馒头哭着喊着四处寻找哥哥，生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
当时全国各地挖了不少防空洞，说是为了防止与苏联爆发冲突。防空洞里昏暗潮湿，到处爬着蛐蛐和蟑螂。哥哥闯祸后为了躲避挨打，经常在防空洞里过夜。那次哥哥又没回家，父亲一早拎上哥哥的早点，骑自行车四处寻找哥哥。哥哥刚从防空洞里出来就被父亲碰到，父亲并没责怪哥哥，默默地递给哥哥早餐，哥哥狼吞虎咽地吃着夹有咸菜的早点，他清晰地看到了父亲眼中的泪花。哥哥讲述给我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样地眼中饱含泪水。父亲被打成右派时三十出头。正是一个有志青年意气风发的年龄、有知识有学问，然而残酷的现实彻底碾碎了父亲心中的梦想。把三个孩子带大，让他们好好成长已经成为父亲生活中唯一的寄托，父亲的眼泪中隐含着多大的痛苦和期待，不知哥哥能不能看到？
林彪事件后，国家恢复了高中教育，哥哥正好赶上头一批。当时新疆规定只招哥哥他们那批初中生的百分之四十上高中，其余的百分之六十需上山下乡。哥哥自然属于那百分之六十的范畴。当时姐姐还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农村的情况父亲十分了解。哥哥自身的那种状况，一旦远离家长的监护，还不知会闹出多大的麻烦。为了让哥哥继续读书，父亲把哥哥送回江苏老家。父亲在江苏老家有一位舅舅，我们这些孩子管他叫舅爷爷，也是一位抗战时期投身革命的老干部，当时在江苏淮阴市一所中学当校长。哥哥在淮阴市上了一个学期课程后，父亲把他接回乌鲁木齐，安置在另一所中学读完高中。这期间哥哥和初中那些同学中断了来往，身上的那股野劲也收敛了不少。
哥哥高中毕业那年，正当他一步步走向正道时，父亲病逝了。父亲过世后，母亲担心哥哥再闯祸，自己又无力管束哥哥，因而又一次将哥哥送回内地。哥哥前后在北京，河北待过。在河北期间，哥哥依然不断和别人动粗，然而他待的那地方民风剽悍，自古就英雄好汉不断。古人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哥哥当年并不懂这个道理，当他重犯同样的错误时，尝到了比他更硬的拳头。生活的磨砺终于让他明白了“与其素厉，宁为无勇”的道理。最终哥哥辗转回到了江苏，个性也变得越来越胆小怕事了。社会这个大熔炉终于教会了哥哥本本份份地生活，这样对他其实是最合适的。
亲友们早已忘记了哥哥以往的过失，但想到小时候他给父亲和家人带来的困惑，迄今还常常令我难以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