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大学生恢复招生之后，父亲把姐姐从托克逊转到乌鲁木齐，其接受再教育的生产队正是当年他劳动改造的同一家生产队。这家生产队离我家很近，姐姐可以住在家里了。当时政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各地生产生活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姐姐的文化基础太差，为此父亲需要为其补课。数学、物理、化学再加上语文、政治、英语。他毕竟离开学校近三十年了，一人承担全部课程的辅导谈何容易。为了重新捡起这些东西，他开始寻找资料，整夜整夜地看书。父亲晚上看书熬夜靠那种廉价砖茶和莫合烟提神，我们半夜常常能听到他的咳嗽声。
当时书店里没有英文教材，父亲买来了英文版“老三篇”（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三篇著作的简称），对照中文一句一句地给姐姐讲解，然后要求姐姐强记。
记得父亲从外面找来磁铁，玻璃板及铁粉，让姐姐自己动手做物理磁场实验。当姐姐叮叮咚咚地敲响桌子的边缘时，玻璃板上面的铁粉动起来了，渐渐的，它们首尾相连，形成了一个闭环，磁场的磁力线被清晰地展示出来。玻璃板下面，两头各有一块磁铁，用胶带固定在桌面上。
姐姐上小学时数学内容最多只涉及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这些知识中国古代就有，故这门课程当时叫算术。记得我上小学时也叫算术。中学的内容很多是从国外传播进来的，所以叫数学。姐姐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涤，可能连四则运算都未必能记得。当父亲开始辅导其数学时，她理解起来就显得有些吃力。父亲给她讲解正负数概念时，用海平面做例子，海平面以下为负，以上为正；又用温度做例子，零度以下为负，以上为正。讲了几遍姐姐还没理解。当父亲举例子让她回答应该是正还是负时，我随口回答了父亲。父亲显得有些焦躁，但还是耐心地说：“你看，弟弟都听懂了，你还是没听懂。”然后又重新开始给她解释什么是正负数。
父亲白天上班，晚上还要给姐姐补课，我从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家里弥漫的莫合烟特有的味道却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父亲自己也感到时间不够用，和母亲商量后，他向单位递交了临时调换工作的报告。乌鲁木齐冬季很冷，室内需要采暖，有条件的单位有暖气供应，没条件的单位室内砌炉子自己生火烧煤取暖。那时候我们小学从一年级开始每个孩子就要排值日，轮到值日时需提前一个小时到教室把火烧起来。父亲在单位负责行政和后勤，他们单位有暖气，锅炉房也属父亲管辖。父亲递交给领导的报告大意是眼下正值冬季采暖季节，锅炉房人手严重不足，无法保障单位的暖气供应。为保障单位供暖，申请临时前往锅炉房代岗值班。
姐姐冬季农闲在家，如果父亲能如愿前往锅炉房上班，他就可以主动固定到夜班，正好其他人也不愿上夜班。除了适时给锅炉添煤加水、定期抄录各种仪表数据、检查锅炉运行状况以外，其实也没有太多事情，这些对他而言并不困难。那样，父亲就可以腾出大把时间看书并且不影响休息，白天还可以在家辅导姐姐的功课。这才是真实的动机，虽然递交上去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其实大到单位小到个人，正式向上级提出一项报告或要求时，纸面上的内容和实际隐含的动机经常南辕北辙。直到今天类似情况应该还是这样吧？
报告交上去后领导很快就回绝了。干部转工人岗位，临时性质也不符合人事管理规定；再者，即使符合规定，父亲当时所在的行政岗位也离不开他，单位认为父亲的工作比锅炉房的工作更重要。
那段时间父亲非常辛苦。工作、学习、料理家务、同时还要辅导姐姐的功课。终于，他发现自己大解时便血现象越来越严重，经医院检查后父亲住院了，医生确诊为肝癌。按规定医院只通知患者家属我母亲，但父亲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了一辈子，这种情况是瞒不过他的。那时候乌鲁木齐是一座人口不足五十万的小城，医疗水平和设施都极其有限。医生建议父亲立即动身前往北京复诊治疗，医院知道我家在北京有亲戚，或许能帮上点忙。其实父亲那时候已经是肝癌晚期了。
由于父亲的离开，姐姐上学的愿望落空了。生产小队，大队，公社一路推荐姐姐，且给予的鉴定也无可挑剔，但在县里审核时，认定家庭出身不符合要求。
父亲在石河子的朋友了解到家里的困境，建议姐姐去石河子，他们可以安排她到石河子毛纺厂当工人。父亲他们自愿来疆支援边疆建设已经落得这样的结果，母亲怎么还敢让姐姐再次离开乌鲁木齐呢？所以回绝了。
父亲这辈子历经坎坷，他为姐姐操心的事情还没结果，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他应该能预料到自己走后姐姐将得到这种结局。这是父亲短暂人生的又一次挫折。“命与仇谋，取败几时”，韩愈的这段文字应该是父亲命运的最好注脚吧？这是那个时代决定的，无法改变，即使父亲拚尽了全力。
父亲走后的那些年，姐姐知道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依靠了，只能通过好好表现来赢得组织的回报。姐姐年年被评为知青先进个人并出席县里的表彰大会，可是到招生招工时就轮不到姐姐了。父亲在世时姐姐是那些知青同学中第一个离开托克逊回到乌鲁木齐的，父亲离开后的那些年，这些同学全都陆续返回乌鲁木齐跻身于各行各业，唯独姐姐一个人还在郊区公社苦苦挣扎。直到一九七六年，姐姐才得到机会成为乌鲁木齐师范学校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那是一所中专，出来以后当老师。那年头老师并不吃香，没人与她竞争的情况下她终于如愿了。
父亲知道自己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去北京治病时身边带上一个孩子。母亲作为单位指派的陪护，同父亲一道前往北京，随行的还有我。那时候正值暑假，我十三岁，小学五年级刚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