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那时家家住房面积都很小，没有谁家会在那种条件下还去留意家居的环境。父亲把三合板锯成一块块规格不一的小方板，在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上毛主席语录，然后钉在家中墙上作为装饰。这些语录大多出自文革时期人手一册的红宝书，一种摘录了毛主席不同文章中的片言只语，然后汇集成书的小册子。因为封面为红色，人们称之为红宝书。墙上的语录有“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等等。我那时刚上小学，很多字还不认识。晚饭后，父亲会把这些语录念给我听，然后让我背诵。那时候没有多少娱乐，这也是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方式。战国名相孟尝君的故事也是那时父亲在闲谈中告诉我的。
有一次在同伴家玩到很晚，就在他家睡了。结果父母亲在家左等右等一直到半夜还不见我回来，家里人开始着急了。父亲、母亲、姐姐、哥哥，全家出动四处寻找仍未找到。父亲真感到害怕了，他匆匆前往派出所报警，民警详细问清原委后告诉父亲，小孩失踪二十四小时之后才能立案，天亮后如果还没回家你再来报案。家里人那一夜因为担心根本没睡。次日早晨，当我回到家时全家都感到十分惊喜，弄清事情原因后父母并没怪罪我，只是交代以后再有这种事情要提前给家里打招呼。过去家家孩子成堆，生活的空间又小，大人并不担心小孩子在外面玩耍会丢了，也没听说谁家的孩子被别人拐跑。
文革中有一段时间学校每天只上两节课，其余时间孩子们都在外面玩耍。家长们并没有就这事予以特别关注。那时候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多读点书不见的有多大用处。其实父亲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他适时为我买来了篮球、口琴、笛子等物品。当我在家摆弄这些乐器，慢慢掌握了“哆来咪发唆啦西”等七个音符后，父亲又为我买来了“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的简谱。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已能用笛子吹奏红色娘子军里的多段曲目了。“天方夜谭”、“西游记”、“水浒传”等作品都是那段时间读过的，后来新华书店里出现了儿童读物，父亲又为我买来“十万个为什么”和“小英雄雨来”。“十万个为什么”让我涨了不少知识，而“小英雄雨来”那本书我没读下去，写得实在没趣味，那就是一本课外政治读物。
记忆中父亲辅导我功课只有一次。上小学时我在学校功课还不错，一般的课程都能应付。学校有一位教常识的男老师，他性格独特，谁要是在课堂上开小差或有小动作，他会直接用粉笔头向那位同学的脑袋丢过去而且百发百中。这位老师那天一进课堂就宣布考试，说要检查我们的学习效果，结果我们这些毫无准备的孩子没有一个过关。这是我第一次考试不及格，回家伤心地告诉父亲后他并没介意，只是安慰我说没关系，这次没考好下次补回来就是了。暑假时父亲花了四五天时间对我的常识课进行辅导，新学期一开学，常识老师上课的第一天又宣布考试，检查我们经过一个假期是否已经忘记了老师讲授的内容。结果全班只有两人过关，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同桌。当老师点名让我俩站起来予以表扬时，班里同学大多不服气，认为那位同桌抄袭了我。
有一回课间休息时和同学打闹，相互追逐没头没脑地一下子就闯进了老师的办公室。正好班主任胡老师也在那间办公室，她是一名责任心极强的人。她把我们留下来批评教育直到很晚。回家时半路上正好碰到父亲，他去学校查看为什么我还没回家。弄清楚原因后父亲很生气，随手就甩我一记耳光。挨父亲的打，这是我记忆中仅有的一次。
父亲是一位老派的人，他主张对孩子应有适当的体罚，但体罚要有正当的理由。
母亲所在的医院分前院和后院，住院部和家属区都在同一个院内。前院有篮球场，平时课后我们这些孩子都在篮球场打球，父亲下班从外面回来我都能看到。父亲先到医院大门旁边的传达室，拿上家里订阅的报纸并检查有没有来信。一看到父亲，我就连蹦带跳地迎上去，父亲单手把我扶上前车架，一路向后院骑去，我们家住后院。伴随着习习微风，能闻到父亲身上淡淡的莫合烟味。家里订阅的报纸是“参考消息”，当时规定工人不能订阅，这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宣传调子并不一致，不过这已不是老百姓能关心的事儿了。
文革中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服饰都相差不大，以深蓝色和灰色为主，衣服款式基本上都是中性的，男女通用。家里姐弟仨我最小，身上的衣服全是他们穿剩下的，缝缝补补后我再接着穿。从幼儿园到小学临近毕业，我没穿过一件新衣服。那时物资供应匮乏，很多东西都凭票购买。小学五年级那年，我在小学的最后一个寒假，父亲用布票和棉花票买来蓝布和棉花，量了我的胸围和身高后自己用粉笔和尺子放大样，为我裁制了一套崭新的冬装。小圆领，布纽扣，那种典型的中式棉袄。那是我记忆里头一套新衣服，这套衣服穿在我身上让我显得十分另类，我并不喜欢。父亲也为他自己做了一套。春节时父亲带我来到小学算术老师和语文老师家给他们拜年，语文老师就是前面提到的胡老师，我的班主任。
算术老师用饺子招待了我们。老师话不多，看着我闷头大口吃饺子的样子，她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老师脸上的满意神态深深地映入我的脑海。在班主任胡老师家，父亲和老师足足聊了两个钟头。胡老师兴致很高，那个年代有学生家长前来拜年，她真得非常高兴。离开时她执意要送我们，一直送到老师住的那个大院门口。
那是文革最盛的时期，全社会没人看得起老师这一职业，何况还是小学老师。我的确不知道周围还有哪位家长会有父亲同样的举动。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老师们卑微的社会地位一点没影响父亲的抉择。古人说：“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在黑白曲直的价值判断上，父亲自有他的标准。父亲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君子。其实那时候父亲在精神和情感上是苦闷和孤独的，成年后，当自己有了相当的人生阅历，我才看清楚这一点。
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多少传统文化的熏陶，理解父亲领我给老师拜年的良苦用心，已经是离开校门多年以后的事了。这些年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父亲的身影一直伴随着我。只是谁也没有想到，那是人世间父亲的最后一个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