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确诊后很快就踏上前往北京治病的旅程。父母两张硬卧再加上我一张硬座，他们的车票是公家报销的。当时乌鲁木齐到北京的绿皮特快全程正点需要七十八个小时。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死亡之旅，即使像我这样才满十三岁的孩子。每天凌晨，我都会坐在窗边等待血红血红的太阳爬出地平线，内心像旷野中飞驰的列车，飞向不知名的远方。
到北京后父亲已经无法站立，大伯接我们来到家中。大伯在部队工作，家里居住条件相对宽敞一些，父亲被安排在客厅，客厅中间摆了一张行军床。此时父亲已经无法看书读报了，好在客厅里还有一台“北京牌”黑白小电视，父亲躺在床上可以看看电视里的新闻。江苏老家的奶奶和小叔叔也赶过来了，再加上大伯他们自己一家。房子一下子住这么多人，基本上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虽然北京的医疗条件相对较好，但大伯为父亲联系医院时才发现，让父亲住进任何一家医院基本都不太可能。很多外地的中高级干部都在排队等着在北京治病呢，哪里轮得到我的父亲。期间大伯家走马灯式地来了好多“名医”，这些“名医”依据自己多年临床的“成功经验”，开了据说能治疗癌症的偏方。母亲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一心只想着拯救父亲的生命，这些偏方都试过来了，父亲的病情依然在持续恶化。
那年母亲来加拿大探亲，我带她四处游览。Grand River河水清润潺湲，在秋叶的映衬下五彩斑斓，如练般铺向远方。母亲在车上谈起这段往事：“你爸爸当年没救过来，单位看到人已经去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把治病的费用全报了。如果你爸爸能够救活，欠公家的债我们这辈子恐怕都要还不清。”那些偏方里的很多药品和名贵补品都不在报销范围之内。
我作为一个孩子天天闷在家里实在受不了，那天溜出去在胡同里转悠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回家时午饭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大伯有些生气，教训我说，“你干嘛去了？北京这么大自己在外面瞎跑，跑丢了怎么办？你以为这是在乌鲁木齐吗？”事后大伯和父母商量，觉得把孩子一直关在屋里也不是事儿，再加上母亲没日没夜地操劳也很疲惫，就让母亲带我出去散散心。母亲带我来到天坛。初秋的北京，蓝天白云，公园里古树参天，到处是红墙绿瓦，耳边充斥着知了此起彼伏的嘶鸣声。然而此时母亲和我的心境却是灰色的，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起伏跌宕的苦难经历并没有抑制住父亲对生活的热爱。他自己也知道，生命的倒计时已经启动了，以分钟为单位。家庭、孩子、工作，未尽的事情一一从脑海中闪过，但他什么也干不了了。父亲告诉大伯他很想看一场电影，大伯立刻叫来他们部队辖属的电影放影员，在部队家属大院的两颗大树之间拉起荧幕。那天晚上放映的是“英雄儿女”，家人把父亲躺着的行军床抬到阳台上，父亲在阳台上只看了一个片头，前后大约五分钟身体就经不住了，家人又把他从阳台上抬了回来。窗外人声嘈杂，大院和周围街道的居民自己带着小凳继续坐在露天的空地上享受着电影中感人的故事。
父亲的疾病在继续恶化，他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情急之下大伯叫上司机，带着我去拜访他以前的老首长。在空旷的客厅里落座后大伯介绍我说这是他的侄儿，然后说明了来意并恳请对方帮助，老首长为大伯打了一张便条，凭借这张便条，父亲终于住进了医院。
大伯，大妈平时要上班，妈妈在医院陪护，奶奶留在家里给父亲做饭，往医院给父母送饭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我不喜欢坐公交车，每天走路去医院，单程大约四十多分钟。那天是礼拜天，奶奶、小叔叔和我一块儿去医院，他们要坐公交车，我要走路，两边发生了严重冲突。小孩子不懂事，自己完全没意识到奶奶那个时代的人大多裹过脚。奶奶气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对我说道，“看你爸爸死了以后你还能这么不听话！”当时我很冲动，很想把这事告诉母亲，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为和奶奶顶撞这事儿后悔，奶奶饱经风霜，自己的丈夫和一个儿子已经先她而去，算上父亲，她即将失去第二个儿子，我却坚持要走路去医院，根本没意识到奶奶的小脚走不了长路。
眼看着学校的假期行将结束，父亲已意识到自己离生命的尽头只是俯仰之间而已，他想在临终以前让我留在身边。父亲托大伯为我联系学校，大伯联系了几家学校，中学不收，小学倒是同意收，但认为乌鲁木齐的教育水准达不到北京的水平，只同意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复读。这意味着我要连降两个年级，父亲立即拒绝了这个方案。“天道如何，吞恨者多”，经历了短暂而又坎坷的人生，父亲非常清楚这一点。为了孩子父亲放弃了自己生命中这点最后的欲望，决定在开学之前让我返回乌鲁木齐。
临行前我到医院和父亲道别，在医院病房的走廊里就已经泪眼模糊，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躲在父亲的病房门外，我哭了很久，泪水像雨点般滴滴答答往下掉，自己还强忍着不敢出声，生怕父亲听到了难过。好不容易止住泪水，我怯怯地步入病房来到父亲面前，原先想好的话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哽咽地小声对父亲说，“爸，我明天就要走了。”父亲朝我笑了，笑得很安详，一点看不出他内心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与痛苦。“回去后好好学习。”这是父亲生前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为我买票时家里把离京的时间拖到了最后。我八月二十九号登上火车，九月一日那天抵达乌鲁木齐。学校同一天开学，我正式跨入了中学校门。
父亲于九月一日同一天病故，一九七三年。那年父亲四十七岁。
七年后，母亲收到了政府寄来的公函，“孙海涛同志于一九五七年因部分不当言论被错划为右派，现予以平反并恢复其政治名誉。”落款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党委组织处。当时我正在北京上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