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下来后随即报名参加了政府为新移民开办的免费英文班。多伦多是一座移民城市，英文班里集中了各种肤色的学生，教我们英语的老师也来自不同国家。其实我在国内时断断续续一直没有放弃英语学习，阅读和文法方面还过得去，到英文班主要想提高自己的口语和听力。来班里后发现老师和学生说话都带有浓重的口音，再加上这里的同学英文底子普遍很差，相互交流时连比划带说，说出来的句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文法，一个单词一个单词从口中蹦出来的“ 句子”，连蒙带猜虽然能搞懂对方的意思，但距离自己想学的口语相差实在太远。这种英语班对老师也没什么具体要求，老师本身得到的报酬又低，个别老师上课时也是应付差使，一段时间后感觉自己的英文水平不仅没有进步，原有的语法知识也逐渐丢掉了。留在学校远没达到自己的初衷，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反正都是同样的语言环境，打工时也能练习口语。
身为初来乍到的新移民，我和太太在加拿大没有任何关系和人脉，找工只能透过网络、报纸等公共资源的招工信息。发了无数简历，折腾一段时间后发现用工单位对我们这些刚登陆的新移民根本不感兴趣，简历投出去后也就石沉大海了，因为我们没有“ 加拿大” 工作经验。那天我在路边免费报纸上偶然发现一家中介，距离我的住所很近，就前往那家中介去碰碰运气。这家中介的老板是位黑人，三十来岁，两鬓留著修饰得非常考究的短胡子。他让我填写表格，留下姓名、工卡号、电话等相关信息，随后又没音信了。好在这家中介离我家不远，我就天天往中介跑，询问用工的情况，得到的回复总是让我继续等。
因为没有车，我和妻子都买了公交月票，那段时间找工作，学语言，办理各种证件，购置居家必须品，每天的日程基本上排得满满的。偶然有闲暇时间，就和太太一起搭公车、转地铁，在大多伦多地区到处瞎跑。二零零零年国内除北京外，其他城市还没有地铁，我们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基本上都没见过高速公路。有家天津移民，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一家三口提着商场购置的东西，沿着大街步行回家，走着走着就步入高速公路，为此警方不仅派出警车，还出动直升飞机才使这家移民未酿出大祸。这事儿当天就上了电视媒体，成为加拿大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
对我们这些第一次踏出国门的人，多伦多的环境的确很美：处处绿草如茵，松鼠、野鸭、大雁随处可见，绿树丛中还时不时地有小鹿出没，然而当我们要在这里落地生根时却感觉不到一丝宽慰。晚饭后，我和太太出去散步，来到立交桥头，看着桥下401高速飞驰而过的滚滚车流，心里感触到的全是无助和迷茫。此时才意识到，我们不过是跨出国门的民工，能够看到的未来没有一丝光明，我俩都已年过四十，却像两片凌空飞舞的枯叶，不知道现实生活的狂风要把我们吹向何方。
中介终于打来的电话了，让我第二天早晨去他们那里接活儿。
第二天一早，我按时来到中介，大厅里已经聚集了七八个人，全是本地人。作为新移民，除了语言不好以外，我和当地人在气质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大厅里突然闯进一位外国人，不免在这群人中引起一阵骚动。诧异的目光一下子全都聚焦在我的脸上，热辣辣的。他们相互议论着，然后有位个头高一点的黑人试着用简单的英语和我沟通。
“ 你从哪里来？”
“ 中国。”
“ 来加拿大多久了？”
“ 两周。”
“ 才来了两个星期！” 大厅里又是一阵骚动。一个刚来加拿大才几天的新移民就能和他们一起被中介录用，他们的自尊似乎有点受伤。“ 你身上有钢镚吗？” 那位黑人继续问，他用手指了指立在墙角的自动售货机，机器里装有各种食品和饮料。他担心我听不懂，继续补充说“ Money，money（钞票，钞票）”，同时把头扬起来，用手比划成喝饮料的样子。“ 没有” 我摇摇头答道。人群中再次掀起一阵涟漪。“ He understands everything( 他什么都明白)”，有人这样评论，这回我真真切切地听懂了。大厅里随后又恢复了平静。
中介老板这时候从办公室走出来，挨个点我们的名，叫到的人发一张印有用工单位地址和联系人姓名的白纸，老板要求我们十一点以前赶到那里。人群陆续离开大厅，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汽车，只有我需要搭乘公交和地铁。这时已经九点多了，还需要按地图找地址，时间对我来说已经非常紧张。
乘公交、转地铁，几经折腾终于来到靠近湖滨的多伦多市中心，找到了纸上的地址。那是个高档商务区，从地铁站出来放眼四周，全是贴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阳光下十分扎眼。大学毕业后就被学校分配回老家乌鲁木齐，那个地区在国内算是比较落后的边疆地区。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十几年里，一直在基层单位摸爬滚打，这么高大上的洋氛围，我是头一回见识。
我是最后一位抵达的。找到地点时，已经迟到了十多分钟，好在用工单位的工头正在给大家分配工作。“ 他还真找到了” 那位大个子黑人对他的伙伴道，我按时在那里出现好像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
“ 你是Simon吗？”工头问我，Simon是来到加拿大后我为自己取的洋文名字。得到证实后他把手一挥，就带我们来到一栋摩天大楼门前，工头胸前挂了一张磁卡，他在读卡器前划了一下，随后大门就自动打开，进去之后每过一道门都要刷一次读卡器，最终我们坐电梯来到了办公区。
我猜应该是一家刚租了写字楼的新用户，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布置他们的办公区，把办公家具搬到规划好的地点。我们被编成两人一组，同我合作的是位二十岁出头的黑人小伙，偏瘦，一米七二左右，比我稍矮一点。我俩要把一张写字台搬到另一个房间，小伙子和我商量，面对面各抬一头，一前一后慢慢往前挪。在国内指挥别人干活早已养成习惯，我不假思索就否定了他的方案，我提出两人面朝一个方向，走在前面的背贴桌子，跟在后面的面向桌子。他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勉强同意了。
他在前面，我在后面，“ 一，二，三，” 两人同时用力，“ 走！” 没想到他那边抬起来了，我这边根本没抬起来。其实这张写字台很沉，我在国内从来没干过体力活，既没有力气，也没有相应的技巧。我这边的桌腿依然撑在地面，黑人小伙在前面一挪动，“ 咯吱” 一声，我这头的桌腿撇开了。我俩都愣在那里。从来没有国外的工作经验，我此时心里有点发慌，“ 你先在这等着，” 黑人小伙儿说完就出门找工头去了。大约五六分钟，小伙子返回来，“工头让我们先吃饭，吃完饭以后下午一点钟在楼下集合。”
在街上随便买了一支热狗，吃完以后在附近转了转，看看马上就要到点儿了，回到集合地点。工头重新一一点名分配工作。我是最后一个被点到的，工头很客气地对我说，“ 下午的工作不需要那么多人，你可以回家了。”
我在加拿大的头一份工还没开始就这样结束了，还损坏人家一件家具。我灰溜溜地搭地铁踏上回家的路，心里翻江倒海，五味杂陈。
几天以后，中介打电话通知我去取支票，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本来我对它早就不抱期望了。支票计四十八加元，去掉各种费用实际到手四十三元多一点，工作时间按四小时计算，其实我在那里前后总共干了十分钟不到。
“ 这么多钱呀！” 妻子看到手中的支票十分高兴，出国以前，她在国内科研单位工作，每月的薪资也就七八百人民币。这张支票折算成人民币差不多相当于她一个星期的工资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