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我从同学那里获悉可以合法申请加拿大移民，当即开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在新疆十四年的工作经历，使我饱览了各种社会不公和阴暗，移民让我又一次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在新疆的那段日子，断断续续一直没有放下英语，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这位同学的姐姐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我请她帮忙咨询了一些加拿大的仲介公司，这些仲介均给我回复并寄来移民合同。仔细比较后，我选择了蒙特利尔的一家仲介。
合同签订后需给仲介打一笔佣金，这让我开始犯难。社会上长期摸爬滚打，让我目睹太多的陷阱和欺诈，我们那儿又是十分封闭的边疆地区，移民这种事儿当时在新疆听起来简直就像天方夜谭，如此种种使我很难对仲介没有戒备，特别是给对方打订金。仲介在地球的大洋彼岸，万一不靠谱，我根本就无法追回损失。仲介要求的首付是三千美金，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新疆一直落后于全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当时我和妻子的工资都不高，两人不吃不喝，两年的薪资加起来才勉强超过三千美元，何况那只是他们收取的首付。加上后继的资金，怎样解决这么大一块儿资金缺口，我心里尚没有一点底数，我们当时在银行的存款折合美金也就刚过三千。在那段犹豫不决的日子里，仲介因没有收到订金经常把电话打到家里，中加两地存在时差，蒙特利尔的白天正好是乌鲁木齐的深夜，搞的我们半夜三更时常被电话铃声吵醒。那边催得越紧，我这边疑心就越重，这事儿因此就拖了下来。
一年一晃就过去了。九七年元月，仲介又寄来一封信，信里说因物价及各种费用的上涨，他们对首付做出调整，已由三千美金升至三千五百。考虑到他们一旦违约我根本无力追回首付的现实困境，透过仲介办理移民这条道儿只好忍痛放弃，毕竟三千五百美金对我和太太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太太原本就认为透过这种方式办理移民不太靠谱，但又不好泼我冷水，看到我很长时间没有什么动作，她问我移民到底还办不办，“还要办！”我告诉妻子，她十分不解，“怎么没见你有什么动静呢？”是啊，自从和仲介搭上线，我犹豫不决拖拖拉拉，其表现一点不像要办移民的样子，可是就此放弃又心有不甘。在新疆窝了这么久，我辞职离开国有单位也超过四年，眼前的机遇应该是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最后希望了。怎么办？思前想后，我决定和加拿大驻华使馆直接联系。
有了这种想法，心中已经熄灭的希望之火又被重新点燃。利用周末休息时间，我到红山邮政大楼查找加拿大、新西兰等几个主要移民国家驻华使馆的通讯地址。那是一个天高气爽的周末，积雪开始融化，湿漉漉的路面上荡漾着腾腾蒸气，街道两侧冬眠的树丛已经苏醒，枝杈上露出嫩嫩的青芽。经过一冬的沉睡，整座城市开始复苏了。邮政大楼大厅里吵吵嚷嚷，柜台前挤满办理各种业务的人群。排队时一位民工拦住我，他说他来自宁夏，给老家寄钱但自己没有文化，想让我帮他填写汇款单。填完汇款单后继续排队，排在我前面的是位三十来岁的年轻妇女，两眼炯炯有神，米黄色的羽绒大衣配一条白色羊毛围脖，十分洋气。临到柜台前，这位女士笑咪咪地用维语同柜台里的工作人员打招呼。维族柜员懒洋洋的，女顾客一句维语，柜员一句汉语，好奇特的一幕。乌鲁木齐汉族人口高达百分之八十，维族人口只占百分之十，能够使用维语的汉人少之又少，何况这位顾客从举止和气质上一看就不是新疆人。轮到我了，我问那位维族柜员，“她怎么会说维语？”，“新加坡的，来新疆三年了，正在学维语。”原来他们早就认识。
查到地址后从邮政大楼回家，我立即给这几个国家驻华使馆写信，询问移民的相关事宜。信是礼拜一寄出去的，航空挂号，礼拜四就收到新西兰移民局住北京办事处的回信，加拿大大使馆的回信是礼拜五收到的。信里详细说明了申请移民的流程和申请人应该满足的条件并附有申请表格。这么快就收到回信，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此时我整个人都因他们的回信而处于亢奋状态，一片黑暗的前景骤然间被曙光照亮。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互联网开始流行，当时公家单位的电脑大多没有联网，整个乌鲁木齐只有一家商业网吧，位于光明路师范学院正门边上。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晚上泡在网吧，依据加拿大和新西兰官方提供的信息在网上查阅资料。在新疆那十几年我一直在基层工作，两手压根儿就没摸过电脑，开机关机，怎么上网，如何把文件从网上拷贝到磁盘，怎样把它们打印出来，都是在网吧向服务员现买现卖，由他们手把手地教出来的。在网吧最后打印出来的英文资料有几百页厚，仔细比较一番，我选择了加拿大。记得加拿大政府处理移民申请的收费只有人民币八九百块，再加上我在网吧查阅资料的花费，总共不过两千多元，这和移民仲介的收费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最主要的，我不用担心上当受骗了。
有了官方资料，每天晚饭后唯一的任务就是抱着英汉字典查阅文件，两三个月下来，基本摸清了加拿大政府对移民申请人的要求和条件，感觉自己的情况符合他们的标准，这时候我可以算得上是半个移民专家了。
投递移民资料时需要很多公证材料，办理这些材料无非是多跑几趟路，公证材料总体还算办的顺利。但在办理无犯罪纪录公证时遇到了点麻烦。公证处出具公证材料首先要查验公安局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没有他们的证明公证处不给出具公证。那时候在新疆还没人知道有移民这事儿，找到辖区派出所，人家说从来没办理过这方面的业务，也没见到上级的相关文件，所以不能出具这种证明。幸亏有位同学在沙依巴克区公安分局工作，辖区派出所正好归他管。请同学吃饭说明了意图，老同学爽快地答应帮我这个忙。
九七年年初，邓小平先生病逝。记得追悼会那天我在城里办事，回家时正赶上下班高峰，天空零零星星地飘着小雪，公交车站和人行道上人山人海，路人说公交车停运了。只好随着人流在湿滑的路面上步行回家。到家后才知道疆独分子追悼会当天策划了公交车大爆炸，下班高峰时在几条主要线路上炸毁六辆公交车，死伤不少民众，乌鲁木齐整座城市陷入交通大瘫痪。几天后我去派出所取无犯罪记录证明，看到办公室里有人，但门被反锁着，怎么敲也无人回应。有些办事民众变得焦躁起来，找来派出所所长，所长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办公室大门，进去后见到值班民警正趴在桌子上睡觉，所长拍拍他的后背把他叫醒，见他醒来所长就离开了。民警睡眼惺忪，牢骚满腹地向我们诉苦，“理解一下吧，为办案我已经四十八小时没阖眼了”，难怪所长没有责怪他。因为同学的帮助，那天顺利地拿到证明，可能事情办得比较顺利，我对那个警察印象甚好，非常时期，他们毕竟十分辛苦。
我离开公家单位后个人档案就转到人才中心。由于移民表格里有个人履历一栏，需调出档案核实本人在不同单位工作的具体日期，因此要到人才中心调阅我的档案。过去人事档案是不能与本人见面的，一个人为单位工作一辈子，单位对其他有什么评价，结论都在档案里，但这些材料只能组织掌握，本人无权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离开国有单位的个人已不像原来那样凤毛麟角，人才中心对个人档案的管理也日渐松动。拿到档案后回家翻阅，赫然发现一张盖有原单位党委办公室公章的信笺，上面写着对我的定论：“xxx同志，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九三年八月系本单位员工，在任期间，该员工对我国现行体制极度不满。”在基层工作时，社会上各单位普遍缺人，我曾多次要求调换工作，但原单位都压着不放。那时候没有单位领导的同意，你是无法调换工作的，为此我曾同单位领导发生冲突。在那里摸爬滚打了十来年，离开后换来的就是档案里这样一纸评价！本想把它从档案中抽出来，转念一想，算了吧，反正自己也不可能返回公家单位了，仕途的大门早就对我关闭，爱怎么的就怎么的吧，又不影响我申请移民，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万一被查出来，那就真出不了国了。
加拿大政府要求的所有文件终于备齐，九七年七月我寄出自己的申请资料，一个月后收到对方回信，信里说他们已于九月一日正式受理我的申请，其周期需要三到八个月，由于申请人众多，期间不会再有任何回覆，请耐心等待云云。没想到这一等就将近两年。
我和太太两家亲友都知道我在办理移民，即使加拿大已经正式受理，他们依然不相信我能办成。“这样也能办成那不人人都能出国定居了？”家人这样评价我的案例。等待回音的日子远远超过移民文件中预估的周期，由于整个过程都由自己亲手操办，虽然时间一拖再拖，我并不怀疑自己能够成功。
加拿大政府终于回信了，通知我前往北京大使馆面试，时间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七日。这个消息我已经等了两年，心里悬在半空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此时我又为面试没日没夜地忙碌起来，用英文写下移民官员可能问到的问题并给出答案，每天背书般反覆咏读这些例句。那情景简直像重新参加当年的高考。
前往北京面试，需向单位请假，我和太太要移民的消息立刻在周围引起轰动，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个人还能办理移民。原本从不打招呼的人，此时照面会热情问候。说实在的，那十来年自己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和熟人碰面看到的大多是冷淡的面孔。骤然间变得这么热情，让我十分不适。
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那天我在单位上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是加拿大大使馆的，通知我延后我的面试日期。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随便一个电话就敲定呢？按照国内的习惯，最起码也应该来一纸书面通知吧？为防止意外，我决定提前前往北京，按原来的面试时间去使馆面试。
到北京在亲戚家休息数日，坐地铁去大使馆查看地址，逛王府井商业街买点东西，经过数个难眠之夜终于熬到面试那天。我们一大早就来到加拿大使馆，使馆门前已有很多人在排队。当我们排到门口，警卫核验了我们的身份及大使馆的信函后就放我们进入面试大厅。接待窗口的工作人员是一位中年华人妇女，“Good morning.”她先用英语向我们打招呼，“Good morning.”我们用英文回答，随后把使馆的面试通知递给她，并向她说明大使馆已经延后我们的面试时间，为防止出错我们还是按原来的面试时间前来面试。“那么你们是想今天面试还是延后面试？”华人职员问我，“我们还是愿意今天面试。”我对她说，查看了电脑资料后她给我们一个号码，让我们在大厅里等候。
面试官叫到我，我和太太从接待窗口旁边的小门进入办公室。移民官的办公区并不大，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电脑，电脑旁凌乱地堆砌了很多资料，桌子对面有两把椅子供移民申请人入坐，整个办公区用屏风围起来，空间很小。移民官查看了我们的资料后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之后我们就通过了，过程之简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或许这就是自己亲自办移民的好处吧，最起码证明比起委托仲介，你有更强的能力。移民官最后问我们准备在加拿大什么地方落地，我说多伦多，“为什么？”他接着问，“那里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我答，“也许吧。”他说，随后友好地向我们伸出手，“欢迎前往加拿大”，面试终于通过了，那一刻我眼前的一切都变了，非常神奇，变得那么可爱。大使馆上空迎风荡漾着枫叶旗，多么美丽的旗帜！
“我们走走吧”，离开大使馆后我向太太提议。此时我俩都思潮澎湃，我们默默地走过几条街，来到一家维族餐厅，餐厅大堂里搭有表演舞台，两名衣着露骨的维吾尔舞女正坐在舞台旁边抽烟边聊天。大堂里空荡荡的，没有几个顾客，时间还不到十一点。餐厅的墙面上挂有喀什的的风景图片，南疆特有的村落，全是土坯房，小溪旁边的胡杨树。我和太太点了一份炒面、一份拌面，太太谈起她对南疆的印象。服务员是名东北小伙儿，他问我们，“那不是外国吗？”，“哪里，那是南疆。”“老板说那是国外，我还以为是真的。”我两对他笑了笑，这顿饭味道很差，但却没有影响我们此刻愉快的心情。
亲戚住在三楼，由于兴奋过度，我连蹦带跳地一口气爬到五楼，之后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又重新返回三楼。给体检中心打电话，证实我俩的身体都符合要求。
返回新疆后，又等了一个多月，终于收到从渥太华寄来的移民纸。新的人生开始了，此刻我并不知道他是祸还是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