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文革中那次偶遇城市下放居民

说是偶遇，是因为当年被我所在的工厂派去参加“慰问”他们、事出偶然，这些人此后有没有摆脱困境？再也没有听说过。

此事缘起于文革中的下放城市居民运动，记得当时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时间约在1972年左右。被下放的城市人群中，有收旧货、补锅和磨剪刀等边缘化群体，我们那儿的话，称他们是“挑八股绳的（走街串巷做生意）”。他们可能没有强壮的体力，但凭点智慧和技巧，在城里照样可以混混生活。当时的运动要剥夺他们在城中生活的权利，赶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就对这部分人造成了灭顶之灾。于是，他们中有些人在下放地兴化县，卧公路拦汽车，酿成了那时的群体性事件。

扬州市革委会迫于无奈，向各个机关单位和工厂抽人组成了慰问团去“慰问”，参加的人员既有机关干部（領头的），也有各种各样的基层人员。我在工厂政工组帮忙，和车间主任姚师傅一起去应差。自已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对世事懞懞眬眬。在兴化县城集训以后，我们分到的小组是到周奋公社。当时的兴化县全是水路，走村串户全靠周奋公社给我们派出的小船，有专人手推双桨驾驶船只，送我们到湖荡港叉中的一个个村庄。“慰问”的过程约有半个月时间，走访了多少人家已记不完全；但有几次所见，让人终生难忘。

正值初夏、是古人诗赋中喜欢吟诵的季节。和电影《洪湖赤卫队》中一样，我们一船六七人，整天在湖荡中穿行。清波徐徐，水面上芦苇丛丛，水下荇草摇芅；蓝天总飘动着白云，不时能见到巨大的风车立在岸边，风车后面是大片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只是以前从未有坐船的经历，几天下来，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只觉得床也象船一样摇荡起伏。

兴化县是江苏省著名的鱼米之乡，农村很富裕，我们去的几个村庄，村中布局与城里一样，有砖铺的巷陌、都是年代久远的砖瓦房。人们穿着得体、面色红润。可是，被下放的城市居民因为没有体力、不能下地挣工分，鱼米之乡却与他们无缘。虽然市里做的是表面文章，仅仅是精神慰问、并不发钱。但处于绝望中的最困难的下放户，却如大旱之盼云霓，我因此见到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先碰到的一家是箍桶匠，那是约五十来岁的老夫妇，没有小孩。老头因为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不敢多说，老太边哭边说道，叫我们下放农村、这儿又没有箍桶的生意做，我们怎么活呀？！而且，我们城里的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今天叫我们下放，明天船来将我们的家具装走，后天就把我们的房子没收掉了！老头也跟着说了句什么话。马上，我们团里的老朱大声训斥道：“怎么轮到你讲话？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 老头立刻闭嘴。箍桶匠的妻子在被下放后整天哭泣，我们去时她已哭瞎了双眼。那天，老太一双空洞无光的

眼睛仰视着屋顶、孤助无援、呼天喊地的场景至今犹在眼前。我们中的那位训斥人的老朱，本身也另有故事，另写了一篇《评话家王少堂的工人徒弟老朱》容当后表。

后来碰到的，是个瘸腿的鞋匠、20多岁的单身男。他骨瘦如柴，一条腿瘸得很厉害、走路时要倾弯着身軀。看到我们后只是傻笑了一下，就一瘸一瘸地跑开了。陪来的生产队长，指着他的背影对我们说，你看你看！他这个样子怎么能下放、怎么能挑担子？去年，听说有扬州城里人到我们乡下落户，大家高兴得很、这是看得起我们乡下人！落户的几家人的房子，我们连夜赶工盖、几天就盖好了。谁知道来的是这些人！他们根本不能下田，成了我们的负担！慰问团的组长问：不能挑担子就挣不到工分，他们怎么活呀？队长来气了：还不是把队里的粮食分点给他们吃，总不能饿死人呀！再问：那总要点零用钱吧，怎么解决呢？队长更来气了：给他们了点钱、不够用，就把我们给他们盖的房子的大门拆下来卖钱、大门卖了再卖门框、然后再拆窗子和窗框卖。只要能拆、他们就拆下来卖！这个小鞋匠更离谱，下放后先是和其他几家一样卖门窗，再后来是卖家具、卖鞋楦子，最后衣服棉被什么的都卖光。冬天我们怕他冻死、队里补助他棉被棉袄，到了夏天他就卖棉被棉袄——到了冬天再重新给他买棉被棉袄。现在夏天，他连自已的衬彬外裤也卖了，整天光着身体只穿个三角裤头在庄子上乱转，你说像什么话！

还碰到的一家换糖的个体户，在城里时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用麦芽糖换骨头、旧货等。挑担子换糖的人，曾是我们儿时最受欢迎的人，一听到敲鏜锣声远远地传来、我们就会尽量在家中找出些旧东西换糖解馋。那天进了他们家的门——其实已没有门、卖了，只见家徒四壁，连床也没有、估计也卖了，几只碗和一只锅只能放在泥地上。地上一张草席上睡着白白胖胖的两个小孩，他们的父亲坐在地上手拿一把芭蕉扇，忙着给孩子扇风。父亲说，乡下蚊子多、孩子给咬得睡不着，又没有蚊帐，我只能整夜用芭蕉扇给孩子赶蚊子，自已就不睡觉了。问他能不能下田干活？他绝望地摇头：我有严重的足裂和腰病，挑担子换糖还可以、但挑不动重东西。那天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位父亲天天不睡觉给孩子赶蚊子，能坚持到多久？

主题讲完了，再扯一下“低端人口”问题。建政几十年来，城市中一直生活有边缘化的群体。在计划经济时代、又历经多次政治运动，除了戴上“帽子”的人以外，一直有游离于计划经济体制外的艰难谋生的人们。现在想来，收旧货、补锅和磨剪刀等小生意人，虽然比当时被岐视的“黑五类”好一些，也是弱势群体。在资源基本都给政府控制的年代，大家都靠大锅饭分房子、加工资和看病等等，而他们大概除了能凭户口本去拿一份供应城市居民的各种证劵和孩子一样能上学以外，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中，想来谋生是很难的。这些被当时的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就是现在说得很热闹的“低端人口”。

我认为，“低端人口”当然是一种侮辱人格的说法，经不住“天赋人权”思想的阳光照耀。但是作为一种“中国特色”观念，深深扎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中，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上之人正应对的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低端人口”。其实，谁都有倒霉的时候、谁都可能成为一时性的“低端人口”；但也谁都可能“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或者说，传统文化中谁都想摆脱“低端人口”而成为“高等华人”。王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是以官场中的“低端人口”层层往上递减为基础的，四品大员虽然对百姓是八面威风，面对一二品封彊大吏还不是 “低端人口”一个，也只能是多嗑头少说话。再说开去，在学校评“优秀生”“三好生”、在单位评“先进”和“标兵”，在有了这些高人一截的人群后，其他人不就有了“低端人口”的味道。

最近官方否认了“低端人口”说法，但我用百度搜了一下，发现“低端人口”曾出现在北京市所下属的有关部门文件中。猜想，那些部门的笔杆子为将社会治理表述得“清楚”些、也为了迎合，草稿中就写进去了。而某些领导本来就有“低端人口”观念，“理所当然”地就将文件批发出去了。也怪不得他们，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有这一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