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朝天放了一个大“哑炮”

我马上给武汉市市长热打了个投诉电话，然后等在他的办公室门外。过了不到十分钟，他的办公室的门开了，他装作若无其事的开门出来左右看看，我冷冷的看着他。我真还蛮佩服他，挨了批评居然一点表情变化都没有。……

终于，在市房管局处长们的强烈抵制下，“处长接待日”寿终正寝了，谁都不肯再出来接待，即使我在房管局碰见处长们随便问他/她什么都可以，只要问一下“处长接待日”，处长的口就紧闭了。我心里暗自好笑，张叉叉副处长，你的脸终于被你自己丢尽了。我又写了一篇评论《攒了几个月的劲，武汉市房管局朝天放了一个大哑炮》：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大张旗鼓的宣传：在该局局长的领导下重新恢复了该局创新的“处长接待日”，也以大字报的形式将处长接待日的接待人员公示出来。11月1日是“处长接待日”的第一天。许多群众得到消息后早早的来到市房管局信访接待室准备与第一个接待的张国安处长面谈。公示的是9点至11点，从9点起就没有见到一个接待者。有业主拨打027-85482065向该局发文内设机构“办公室”电话咨询（办公室主任余俐的办公室），一女性官员非常不耐烦的说“找信访处”并马上挂了电话。再拨此号码，该女性仍然不耐烦的说“我们协调”，马上又挂了电话。继续拨打此号码，居然接到传真机上了。另有业主与12345武汉市市长热线联系，对方也是将“协=调”作为答复。直到11点半夜没见到一个领导。没想到呀没想到，攒了几个月的劲，武汉市房管局又朝天开了一个大哑炮。11月2日吴守春处长仍然未出现。唉，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周玉珍局长，您终于知道水有多深了。周玉珍局长呀，我继续以同情的眼神看着您……！也向周玉珍局长弱弱的问一句：“处长接待日”还搞不搞？

同时我也向省长信箱、省长信箱、市治庸办（治理“慵、懒、散”）投诉。不管我怎么写，怎么说，都没有人敢“接条”（“条”是口条即“舌头”的意思。武汉俚语：接下嘴，）。我小的时候，因为没有比我年长的哥哥可以帮助我，遇到校园暴力按理也只能忍受，但我偏不认命。如果我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会等到上课的预备铃响起来的时候，从座位上起身给施暴者一记重击。如果他不敢还手，则他没有面子，以后欺负我的时候得掂量掂量；如果还手了，最不济请家长，我父亲知道原委也不会惩罚我的。现在，张副处长相当于施暴，我当然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慢慢的，武汉市房管局可笑的违法行政行为在武汉市行政机关这个层面传开了。

我在针对武汉市房管局在信息公开答复上未加盖公章的行政复议申请输了以后，我经常给市房管局写信息公开申请。我深信：“证明对手错误比证明自己正确容易太多太多了”！一步一步的来，慢慢找出他们的错误。信息公开申请就是一个非常有力和有利的武器。我经常向武汉市房管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也就经常去武汉市法制办递交复议申请，就经常拿到武汉市法制办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有一天，我在签收《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行政复议卷宗里有当时的武汉市胡绪坤副市长在《行政复议决定书》送审稿上的签名。我问法制办的工作人员：副市长管这些事？工作人员答道：“当然！你以为我们法制办自己能够作出《决定书》？《决定书》是市政府的决定，副市长当然要看要签字。”哇塞！原来让副市长认识我的方式，行政复议申请居然也是一种。

我是个懒人，也不是学法律的，随便看看法律法规就找有利于自己的条款作为依据去做，做错了再改，咱老百姓嘛，错一点无所谓。我想到什么就提出什么申请，随便写，随便提出复议，反正次数多了，副市长也会认识我的。一天，武汉市法制办的张革文处长给我电话，请我去一下。

我到了法制办，张处长向我解释说：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政府信息”应该是手边上的“信息”，像“问”问题之类的应该不属于“信息公开申请”，而是属于“咨询”类。

我想了想说：把疑问句改成肯定句不就行了？

张处长说：不完全是这样。

我在回家的路上仔细想了想，到家后又把《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找出来仔细的阅读了一下。第二条对“政府信息”是这样定义的：“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简单的说就是行政机通过“制作”或者“获取”的方式得到的“记录”、“保存”的政府信息。即使是私人的信息，包括字据被行政机关“获取”并被“保存”，就是政府信息。当然，怎么提出申请才不容易被别人钻空子说是“咨询性”问题呢？

正在这个时候，北京有位朋友在同时提出几十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前，把申请交给（名字好像是）“中国信息公开联盟”的北大教授，教授让他的研究生把申请全部做了修改。我在仔细的琢磨研究生为什么这样修改后，终于明白了如何提出信息公开申请才不容易让别人钻空子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