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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与江岸区房管局的行政诉讼以前，先得简介一下“国家经租房屋”的历史：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1956年在我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城市的大房主（拥有1000平方米以上产权）的房屋被公私合营（这些事已经编入《党史》，作为我党的功绩载入史册）。而有些原大房主及其后人，因拥有房屋管理经验而进入了房管系统。这批人既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及手段，又心怀不满，觉得低于1000平方米以下的私房业主的房屋依然完好无损的保存在自己的名下，所以也一直在出谋划策想让少于1000平米以下的房屋业主也和他们一样以达到心里的平衡。这也就是在房管部门管理下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房产名称，如：军产、宗教产、献产、接管产…..。这就是所谓“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从而达到糊弄老百姓的目的。也恰好在那一时间段里，负责中南五省的中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其所在地---武汉市也就从湖北省的上级变成为湖北省的下级，以至于湖北省与武汉市的关系迄今都没有理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从湖北省的上级变成为湖北省的下级，武汉市的某些人心里也不平衡，希望做出一点“成绩”出来，所以创造性地于1958年率先在全国开始私有房屋的“国家经租”。所谓“国家经租”，就是私人的房产交由房管部门负责统一租赁、统一管理，收取的租金按一定比例返还给私房业主（大约在10~25%左右），产权的性质不变。美其名曰“国家”经营租赁管理。过了五年后，房管部门声称：按比例返还给私房业主的“租金”是房管部门从私房业主手上“类似于赎买”的费用，产权也就不再属于私房业主所有。所谓“类似于赎买”也就是“类似于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了。如果谁对此不服就是挑战“类似于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挑战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挑战我党的底线。此项“工作”继而推向全国。但事实上，“国家经租”的任何收入并未进入财政局及国库。我在以后的信息公开申请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逐步解开了其中的“秘密”。确认了该类房产从未被国资委管理，也确认了该类房产作为房管部门的私产被他们攫取、变卖、变更产权到自己名下的事实。
作为全国几百万私房业主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一直在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期收回自己的房产。１９８０年时任我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先生亲自过问此事，并指示“发还私房，是党的既定政策。各级党、政、军领导部门，必须重视，切实加强领导，拟订具体方案和措施，努力开辟房源，指定负责同志认真负责抓到底，一个个地，一批批地，督促检查， 落到实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蓄意抵制的， 应严肃处理。 ”然而住建部为了保护其下属又私自发布了一系列内部文件。由于各地的私房业主希望了解这些房产的产权变更情况，自然需要获取住建部的内部文件。受到私房业主的压力后，浙江省建设厅向住建部报请涉及“经租房”的文件能不能公开的请示。2008年住建部给浙江省建设厅的建办厅函（2008）741号《复函》中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原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发的涉及私房改造的政策、文件及有关档案，经保密审查后确定为国家秘密，属于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公开的情形和范围。 ”并且注明（注：此件不作政府信息公开）。在维权的过程中，有外地的朋友给我看过这个《复函》我当时觉得与我关系不大。我针对的只是武汉市房管部门的政府信息，并没有要求获取住建部的文件。看到这个复函后，我差不多笑出声来：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被大书特书并被编入党史，而“类似于赎买“就变成为“国家秘密”，而且党史上从未提出过。党中央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国家秘密”，住建部负责的“类似于”“赎买”就变成为“国家秘密”，而且是只要“涉及私房改造”就是“国家秘密”，我想《保密法》应该“修改”了。…..
以前我和武汉市房管局打行政诉讼的时候，张国安副处长也曾经用这个741作为不公开的依据，张国安副处长用手机从电脑上翻拍，然后打印出来，这样内容几乎看不清楚。质证时我对此不予质证，张国安也无所谓，反正只要混过庭审就行。
这一次，我是起诉了江岸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该局的李遵义自认为其政策理解透彻，法律使用娴熟，又是该局响当当的实力派员工，所以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我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起诉至人民法院后，他通过他们的途径获取到741号《复函》的原件复印件，期待着用741号文件一下子把我打蒙，让我从此偃旗息鼓，也让他自己一举成名。当我拿到法院转交给我的被告江岸区房管局提供的证据和依据后，我扫了一眼证据，发现了非常清晰的741复印件。我喜出望外，不过，这种复印件按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不符合证据的基本要素，因为上面没有加盖公章。我冷冷的对法官说：请被告按照《证据规则》的要求加盖公章，方能证明这个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否则我不会质证的。
法官说：被告在答辩状上已经加盖了公章。
我说：没有加盖公章的东西不属于证据，被告属于“没有证据”。我也不会质证的。
法官叹了口气，承诺联系被告加盖公章。
过了一段时间，法官通知我到法院去拿被告加盖了公章的741.
当我拿到加盖公章的741号文件的复制件后，我感叹到：李遵义呀李遵义，你被我套了还不知道。这个是以后我可以找住建部的依据了。这份加盖了公章的741号《复函》把武汉市房管部门以及住建部完全绑到了对立面上。
以前我和武汉市房管局打行政诉讼的时候，张国安副处长也曾经用这个741作为不公开的依据，张国安副处长用手机从电脑上翻拍，然后打印出来，这样内容几乎看不清楚。质证时我对此不予质证，张国安也无所谓，反正只要混过庭审就行。
这一次，我是起诉了江岸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该局的李遵义自认为其政策理解透彻，法律使用娴熟，又是该局响当当的实力派员工，所以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我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起诉至人民法院后，他通过他们的途径获取到741号《复函》的原件复印件，期待着用741号文件一下子把我打蒙，让我从此偃旗息鼓，也让他自己一举成名。当我拿到法院转交给我的被告江岸区房管局提供的证据和依据后，我扫了一眼证据，发现了非常清晰的741复印件。我喜出望外，不过，这种复印件按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不符合证据的基本要素，因为上面没有加盖公章。我冷冷的对法官说：请被告按照《证据规则》的要求加盖公章，方能证明这个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否则我不会质证的。
法官说：被告在答辩状上已经加盖了公章。
我说：没有加盖公章的东西不属于证据，被告属于“没有证据”。我也不会质证的。
法官叹了口气，承诺联系被告加盖公章。
过了一段时间，法官通知我到法院去拿被告加盖了公章的741.
当我拿到加盖公章的741号文件的复制件后，我感叹到：李遵义呀李遵义，你被我套了还不知道。这个是以后我可以找住建部的依据了。这份加盖了公章的741号《复函》把武汉市房管部门以及住建部完全绑到了对立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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