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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科大学要求新生在入学之前完成在工业界为时十几周的实习。在被大学录取后,利用开学前的假期,去一家中型塑料品加工公司参加实习。这家公司的老板原来是一个普通工人,后来一边工作一边在技工学校学习,几年之后通过了技工师傅考试,于是便开了一家小型的家庭企业。经过近十年的苦心经营,生意逐渐做大,公司扩大到了有二十来个工人和十来个职业培训生(也就是学徒工)的规模。
老板的儿子负责业务调配,每天给工人领班发工作单。拿到工作单后,领班和手下的工人去车间或者工地做工。一般情况下,工龄长的领班能分到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而工龄稍短的领班分到可能是现场条件比较差的工作。在传统的德国企业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等级最低的工人必须在下班后打扫车间,而实习生的等级还在职业培训生之下,他们除了每天上班前做好准备工作,下班后还要把车间打扫干净。由于整天做一些简单的搬运和清理工作,几天后便请求老板安排一些技术活,结果第二天就被派给一个技术工人当助手,去施工现场安装通风管道。
施工现场大多在楼房顶层的通风机房或者地下室内的供暖房,这些地方长年累月没有人打扫,稍有动作就会尘土飞扬。这位技术工人有个特点:每次到了现场都会一边吸烟一边看施工图纸,总要在吸完两支烟以后才会想出施工方案。工作几天之后,已经弄懂了如何计算施工用料,也掌握了焊接和安装管道技术,可以按照图纸的要求铺设通风设备。以后在空间狭窄的现场,我都会在几分钟内做出一个既节约材料又节省安装时间的管道铺设方案。每到到午餐时间,我们会在施工现场找一块稍微干净的地方,铺上几张报纸,然后席地而坐,拿出各自带来的午饭和饮料,一边吃喝一边聊天。
这个技术工人年纪大约二十出头,在公司完成职业培训后成为公司的正式雇员。他是出徒不久的新工人,每月的收入加上外出工作补贴可以维持生活开销,但他如果不去职业学校学习,参加技工师傅考试,在公司里基上本不再有上升的空间。因为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他和许多青年工人一样,白天来公司上班挣钱,晚上回家看电视、喝酒,周末去酒吧找人聊天、消磨时间。他的唯一兴趣是买彩票,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中头奖,变成一个有钱人。
有一次,跟一个西班牙人去大学医学院放射科安装管道。医院方面交给的任务是:在放射科的住院部安装一条输送放射性物质的塑料管道。院方反复叮嘱,在沿着旧管道安装新管道时千万要小心,如果不慎损坏了原来的旧塑料管道,就会酿成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为了防止不测,在去现场工作前,院方给我们发了放射性物质探测器。
这个西班牙人看上去五大三粗,原先以为他是个没有文化的外籍打工仔,后来发现他喜欢读书,也熟悉西班牙语的文学作品。午间休息时,我们经常讨论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略萨的《胡莉娅姨妈和作家》和《绿房子》等的作品。他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来德国工作不仅为了挣钱补贴家用,也想为今后上大学攒点钱。他的愿望是:攒够钱后去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找份好工作,使全家从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
后来在给德语教师信中介绍了实习经历,自然也提起了这个西班牙人。德语教师在回信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哪怕是在‘工人阶级’中仍然有受欢迎的人:他们是思想上和行为上健康的而且头脑清醒、愿意助人为乐、富有同情心的人,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他们求知欲强烈,谦虚谨慎,也许是某个思想领域中或者行为领域中的能人,也许很有音乐或者技术天赋…… 也许如同这个西班牙人一样…… 我们应当选择这样的人为同人或朋友。”这个西班牙人正是老师说的“思想健康”的和“头脑清醒”的外国打工仔。
大学读书期间,除了在不同行业的企业打工外,还在一家大公司有过流水线上打工的经历。没有流水线工作经验的人,很难体会这种工作对劳动者意味着什么:在生产流水线上,每人负责操作一台机器,劳动者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活动范围内,按照机器设定的工作频率,从机器的输入口上取下原料,完成工件的加工后,把成品放到机器的输出口上。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中,这种高速度的强体力劳动,似乎时刻都在挑战劳动者的体力极限。
有个喜欢发表议论的打工学生曾经表示:流水线上的工作有点像电影《摩登时代》中描写的美国1930年代的故事:工厂主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给每一道工序设定机器运转频率,让劳动者象机器一样无休止地工作。这部电影中,拧螺丝帽的工人必须不停地拧紧螺丝帽,最后因为重复单调劳动而变得发狂。在这位打工学生看来,这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是对劳动者的一种盘剥手段,它严重地摧残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流水线上的工人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的文化程度基本偏低,几乎都是没有受过职业培训的普通体力劳动者。流水线工作的收入高于其他种类体力劳动的收入,大家都为挣工钱而来,对工作自然没有什么积极性。1980年代初期,工人之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懒也好,勤也好,都拿十三块三毛。”这里的“十三块三毛”是指当时小时工资为十三马克三十芬尼。到了1990年代初期,虽然小时工资已经超过了十六马克,但工人们的工作态度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有一次,在操作一台电焊机时,看见电焊机旁的一块木牌上镌刻着操作注意事项:“注意焊缝(Auf Risse achten)”,它提醒操作者,不能把带有焊缝的工件送往下一道工序。不知什么人用刀刮去了字母R的笔划“﹨”,这样字母R就变成了 P,原来的警示竟变成了“注意小便(Auf Pisse achten)”。经过这样的修改,一个技术问题就变成了一个生理问题 ―― 这也许是流水线工人释放身心疲劳的一种特有方式吧。
工间休息或者在午休期间,大家都会涌入休息室,在匆忙咽下几口饭菜后开始闭目养神。因为体力消耗过大,在休息期间,工友之间很少有语言交流,所有人都在默默地等待着下班时间的到来。收工以后,浴室是交流思想的活跃场所,人们谈话的内容大多是一些与低俗的“黄段子”。有一次,在下班排队打工卡时,听到一个小青年用调侃的口说道:“‘流水线猴子’终于解脱了。”在场的人除了一阵哄笑,似乎对这类调侃早已司空见惯,没有人在乎这个比喻是否出格。
有个历史专业的打工学生向大家介绍:一百多年前,有位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过“异化”(Entfremdung)的概念,它的意思大致是:劳动对象(即产品)对真正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说,呈现为一个异己的存在。在劳动过程中,工人的异化表现在“工作之外找到自我,但在工作中却失去自我”。这个学生提出这样的疑问: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中,劳动者必须按照流水线的速度搬运并且加工零件,在单调而且极度消耗体能的工作中,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是否处于“失去自我”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流水线上的工作虽然幸苦,但它能够挣得一大笔收入,所以都不想失去工作机会,当然也不会有人公开抱怨“失去自我”。
就在打工即将结束之时,另一个车间接待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约有五十来人的团队。他们来自一家国营企业,前不久买下了德国这家公司的一条已报废的流水生产线,现在来公司学习操作流水线,掌握操作技术之后,将把整条流水线运回国内。应德方项目负责人的请求,为团队当几个星期技术翻译。在离开公司时,特地去向德方的项目负责人告别,感谢公司给了参与中国项目的机会。项目负责人表示,以后如果想来公司打工或者工作,他们愿意提供帮助。
临近大学毕业时,曾经给这家公司的有关部门发信,希望能在公司找一个毕业论文题目。公司很快安排了与一个车间负责人会面,专门讨论毕业论文的题目。那天在场的还有一位经济管理专业的女学生。车间负责人首先介绍了车间的生产情况,接下来,女学生介绍了已经做的工作。在此之前,她花了几个月时间测定了流水线上工人肢体运动所需要的时间,得到的数据可以用来分析每一个流程的最小时间消耗。最后转入了正题:这个题目涉及到优化生产原料和工时消耗,可以算是一个“有约束条件的多变量线性规划问题”,加入“肢体运动时间”的条件,目的是优化(也即尽可能缩短)肢体运动时间。
从表面上看,缩短肢体运动时间可以优化生产过程,但如果把这种主张引入生产实际,并以此来提高生产效率,那就必然会加大劳动者的身体负荷。这样的“优化”措施必然会引起广大劳动者的强烈反对。当时虽然急需生活费用,但无论如何不能为了挣钱违背良知,做害损劳动者身心健康的事。在对这个课题的性质做出判断后,给公司写了一封,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无法完成这个题目。
此后不久,一位教授给我提供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毕业论文题目,同时也给了一个教学助教的职位,这样我就可以一边做助教工作,一边专心完成毕业论文了。正是从这时候起,我摆脱多年来的经济困境,可以潜心学习并且开始做研究工作了。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打工经至今历仍然历历在目。当年为了完成学校的实习规定,也为了解决生活费用曾经在不同的企业中有过打工经历。除了打工的经济收入,最大的收获是了解到了德国的企业文化,同时也接触到了德国的工人阶层。(行云流水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