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往事（连载五）

十三

    逛“火车站对面一条街”似乎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奇怪的是，当同事们私下里毫无顾忌地调侃大叔时，在场的人中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到吃惊。这时，马田开始在众人面前卖弄学识：根据某社会学研究结果，西方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成年男子有过这类支持“第三产业”的经历；在荷兰这样一个极度自由化的国家，它与毒品消费现象类似，反映了市场经济中的需求与供应之间的关系。

    在谈到毒品消费时，一对老年夫妇露出了不太自然的表情。后来经马田介绍，认识了这对来自德国的沃尔夫夫妇。沃尔夫退休前曾在一个部门担任主任，他的太太以前曾在一所国际学校担任德语教师，夫妻二人都是高尔夫俱乐部成员，也是酒吧常客。他们在研究所人缘良好，无论对熟人还是陌生员工都很客气，也乐意为新来的德国职工提供生活方面的咨询。

    由于经常在酒吧邂逅沃尔夫夫妇，很快就和他们熟悉起来。在闲聊中，沃尔夫太太时常会提起她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的女儿，并会介绍该组织在非洲各国为当地人提供医疗服务的事迹。不难看出，沃尔夫夫妇深为有这样优秀的女儿而到自豪。

    熟悉这对夫妇的德国人都知道，沃尔夫太太对女儿的教育十分严格。为了培养女儿独立生活能力，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一所寄宿学校，与一些家长长期在国外工作的孩子们一起学习和生活。女儿在那样的环境中逐渐成长为有个人主见的、品学兼优的学生。由于从小很少和家长在一起，在本当得到亲人关爱的年龄不得不独自面对人生，他们的女儿与家长之间的感情一直比较淡漠。

    也许在学校期间受老师们的理想主义教育影响，沃尔夫夫妇的女儿中学毕业后选择了学医，她要用学到的知识拯救世上的穷人。医学院毕业后，她先在一家大医院担任实习医生，在实习期满并获得行医资格后，她先后放弃了几家大医院提供的工作机会，申请加入了一支属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援非医疗队。一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女医生，甘愿放弃职业前途和物质生活，去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极为艰苦非洲工作，大家对此都感到不解和惋惜，但也由衷地敬佩为理想而远赴非洲的举动。

    后来听德国同事偶尔谈起，这对夫妇还有一个比女儿小几岁的儿子，他也在很小的年纪被送到寄宿学校学习。然而在上中学阶段，儿子和一些有不良习气的青年混在一起，学会了吸烟和喝酒，后来竟发展到染上了毒瘾。因为多次违反校规被学校劝退后，他经常趁家长不在家时，回家来拿走家里的钱和值钱的物品。家长发现这一情况后，及时更换了门锁，此后儿子便也没有出现过。后来有人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火车站见过他们的儿子。据目击者回忆，他们的儿子已从一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街头流浪汉。

    沃尔夫太太曾经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十分自信，以为在女儿身上奏效的教育方法同样可以用在儿子身上。但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毒品消费合法化的自由化社会，家长如果放松对未成年子女的关心，放松了法律、道德、伦理和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后果可能会十分严重。如果年轻人经不起毒品的诱惑，一旦染上了毒瘾，有可能宁愿和“瘾君子”伙伴们露宿街头，也不再愿意回到家长身边。

十四

    荷兰人常以他们的自由化社会为自豪，其中也包括对某些毒品消费的相对宽容态度。在与荷兰同事谈论大麻合法化时，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人们出于各种不同原因消费毒品，比如有人为了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有人为了缓解极度的精神压力。在荷兰这样一个开放社会，完全禁止毒品流通几乎不切实际。既然无法禁止毒品流通，还不如允许一些对人体危害较轻的“软性毒品”有条件的合法消费，比如只能在规定的场所消费。

    德国同事威廉姆的太太是内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专门为吸毒者和戒毒机构提供帮助。如果警察在出警时发现有需要救助的毒品吸食过量者，他们就会与这个组织取得联系，请求戒毒医生前往事发现场对吸毒者进行紧急救治。在荷兰，尽管人们都清楚，毒品会对身心造成严重损害，但仍然有人陷入吸毒的泥潭。然而，在吸毒者因犯毒瘾面临生命危险时，一些专业医务人员仍然会尽力提供帮助，这体现了自由化社会中的人道主义精神。

    马田了解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经在中国和印度从事鸦片生意、毒害当地人民的历史，深知毒品消费会给一个社会带来严重灾难。他认为对毒品消费的宽容可能会导致毒品泛滥，因此支持在申根区国家的边界实行严格的毒品检查，以防毒品走私贩把违禁品带入这些地区。

    在荷兰工作期间，有时会在周末返回德国休息。在阿姆斯特丹驶往德国的火车上，经常会遇到荷兰警察对乘客进行例行检查。他们除了查看乘客的身份证件外，还会让缉毒犬检查乘客是否携带毒品。有一次，在驶往德国的火车上，同一节车厢里有个德国小伙子被缉毒犬查获。当警察询问他时，他坚称自己没有携带毒品，也没有消费过毒品。当警察了解到，小伙子前一天晚上去过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后，只是查看了他的身份证并记录下了个人信息，就不再继续追究了。估计这个小伙子只是去过允许合法消费毒品的酒吧，身上并没有携带毒品，所以不违反毒品管理规定。

    在德国，人们对毒品消费的看法普遍比较保守。在那段时间，德国媒体曝光了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涉嫌毒品消费。由于此事涉及到该教练及足球俱乐部的声誉，一家电视台特意邀请了这位教练参加一个相关专题的脱口秀。在节目中，足球教练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从未吸食过毒品”，并对“媒体造谣”愤愤不平。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几天后的一次毒品检测中，有关部门从教练的头发中检测出了一定含量的可卡因。迫于舆论压力，教练不得不被迫辞去了工作。

在对待毒品消费的态度上，两个毗邻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德国长期以来由保守的基督教联盟主政，保守派政治家对毒品消费普遍持反对立场，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像马田这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毒品消费一直都是敏感话题。直到进入新世纪多年以后，这一话题才开始在德国电视的讨论会中不断被提及，人们对毒品消费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许多年以后，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当那位足球教练被问及吸毒经历时，他只是尴尬地回了一句“上次出了差错”，随即便岔开了话题。

十五

    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互联网上查到阿姆斯特丹的一家中文书店，于是决定在周末去那里买书。从阿姆斯特丹火车站正门出来，转向东南方向，走过一座桥后向南进入市区。沿内河岸右侧前行，这就进入了“火车站对面一条街”。这时进入眼帘的是一排玻璃缸，里面坐着一些穿着露骨、搔首弄姿的女性，这是西方这一类“第三产业”的典型特征。走出这一片扎眼的红色地带，前面是几家亚洲超市的店面，河对岸就是那家中文书店。

这家书店的老板来自香港，多年前他在海牙和阿姆斯特丹各开了一家中文书店。进入千禧年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纸质书生意变得越来越难做，他不得不关闭了在海牙的店铺。在和老板的聊天中可以感觉到，他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可以熟练地地用普通话交流，对中国文化也有较深入的了解，而且还了解港台地区以及国内的政治动向。

这家书店出售来自中国大陆、港台湾地区出版的中文书籍，其中有中国古代和当代的一些名著，以及港台地区出版的时事政治方面的期刊，还有一些世界名著的中文译本。书店的常客大多是当地从事餐饮业的华人，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港台地区出版的期刊和海外出版的有关大陆时事政治的通俗书籍。

认识了书店老板后，经常会在周末去逛书店。每次去书店都会先翻看一阵新书，离开的时候买上几本选中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带回家。有一次，偶尔在一个角落里翻到了小说《金陵春梦》的第六、第七和第八集，在翻看时不禁想起了“文革”中的读书经历。

“文革”十年是全面禁书时期，除了一些红书外，几乎所有“文革”之前出版的书籍都成了毒草。在那个没有书读的年代，伙伴们只能在家发掘“文革”初期造反派抄家时未被掠走的残存书籍，私下里互相交换传阅。当年大家比较喜欢的读物中就有香港资深报人唐人（严庆澍，1919-1981）写的演义体小说《金陵春梦》。这部小说最早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大约在1958年，中国大陆出版了前三集（<郑三发子>、<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属于供给一小部分人阅读的“内部发行”书刊。

    初读这本书时，曾对这本书里描写的内容深信不疑，甚至经常把书里主要人物的不雅口头语“娘希匹”挂在嘴边。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从不同的文献中了解到，书中有大量不符合事实的虚构成分。一部历史小说的内容一旦失去真实性，其价值也就会大打折扣。由于知道这是一部随意编造的小说，在中文书店看到它的第六、第七和第八集时，再也没有中学时期那种想一睹为快的欲望了。尽管这部小说中充满虚构的内容，但由于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这部演义体小说仍然颇具可读性。此外，书中的一些描述，比如“开香堂”、“吃硬饭”、“长三堂子”、“仙人跳”、“吃私菜”，让年轻读者了解到民国时期的一些丑陋社会现象。

还有一次意外发现了美国作家夏勒（William Lawrence Shirer，1904-1993）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文译本，这本书也是当年伙伴们喜欢读的内部书。中学时期不了解德国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历史，只能读懂该书的大概内容和部分重要历史事件，而且也只能记住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姓名。后来在德国留学期间，通过阅读一些历史文献以及与熟悉历史的德国友人交流，逐渐对纳粹的兴起和灭亡有了大致了解。在离开德国前往荷兰工作之前，一位年迈的德国友人赠送了一些德语旧书，其中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德语译本。因为有了这本书的德译本，在书店看到它的中文译本时，打消了购买它的念头。事后想想，颇有些后悔。

 行云流水 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