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时的记忆— 我的左邻右舍 ( 二 ) [2023/11]
- 我的同桌 [2023/09]
- 55+社区新居琐记 [2024/04]
- 阿尔巴尼亚纪行 [2024/08]
- 重游苏州 [2023/12]
- 麦琪的故事 (7)冬季里的艰辛 [2023/08]
- 麦琪的故事 (8)命运的转折 [2023/09]
- 悔恨的往事 [2023/10]
- 访波恩—贝多芬故居想起的…… [2023/09]
- 儿时的记忆 — 我的左邻右舍 (一) [2023/11]
- 儿时的记忆 — 我的左邻右舍 ( 三 ) [2023/12]
- 奇特的数学教授 [2024/05]
- 苏州话 苏州人 苏州城 [2024/04]
- 友情两代人 [2024/03]
- 过新年的联想 [2024/07]
- 江湾五角场记忆 [2024/05]
- 童年趣事 [2024/11]
- 抄家劫难记 [2024/11]
- 新旧家具的联想 [2024/02]
- 端午节—外婆的粽子 [2024/05]
- 麦琪的故事 (5)乡村的女孩子们 [2023/08]
- 麦琪的故事 (3)夏收的日子 [2023/08]
“文革”运动开始不久,报纸上出现了“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很快这些口号就打破了上海T大学宿舍区居民的正常生活。有一天,家门口贴出了大字报,上面写着“奇装异服不准穿!”贴大字报的是邻居家的几个小女孩,当时她们都还是小学生。
母亲从事教育工作,一向注重外在形象,无论何时外出,总是身着适合季节的服装。然而,在那些身穿绿色服装、腰间系着宽皮带、留着男孩短发的女孩眼中,母亲的几件旗袍成了异类,被视为“奇装异服”。她们的大字报矛头直指这些旗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母亲不得不将旗袍收起,最终迫于无奈,将它们都处理掉了。
不久后,社会上兴起一波抄家风。刚开始,抄家行动针对的是“有问题”的人,比如一些“反动学术权威”、曾经为国民政府做过事的人,参与抄家的除了红卫兵大学生外,还有一些青年教师和学校的校工。他们打着“破四旧”和砸烂“封资修”的幌子,乘机搜刮受害人家的财产。金银首饰、古玩、收藏品、黑胶唱片、书籍,这些都是他们洗劫的目标。
外祖父曾收藏过许多古典音乐的黑胶唱片,这在当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艺术品,成为“破四旧”运动中被清除的目标。为了避免这些唱片成为抄家时的“罪证”,外祖父选择自行处理这些唱片。当他在门前的花园里销毁唱片时,邻居家几个小女孩偷偷跑去学校,向造反派红卫兵举报了这一情况,结果招来一帮人上门抄家。在这次抄家行动中,外祖父年轻时购入的许多世界名著被没收,直到数年后发还抄家物资,他才得以拿回部分藏书,而剩余的书籍已下落不明,最终没能追回。
为了防备红卫兵抄家时找到不利的“封资修”物证,父母开始清理家中物品。父亲出身在农村的贫困家庭。参加工作后,祖母从农村来上海,随身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 那是她在农村的所有财产。祖母去世后,她生前存放个人物品的纸箱一直没有被打开过。检查纸箱时,除了祖母不舍得花的零用钱、一卷零碎的补丁布、老家亲友的一些来信外,还意外发现了一枚民国时期铸有头像的硬币,这让他们感到担心:如果这枚硬币落入造反派之手,必然惹出大麻烦。那天晚上,父母假装在宿舍区内散步,直到很晚,在确定四周没有人时,才把硬币投入一条小河中。
接下来的第二波抄家潮中,造反派打着查“黑材料”的旗号,专门针对被批斗的教师和干部,目的无非是趁机捞点油水。那时常能见到红卫兵拉着板车穿行于宿舍区,抄家后满载而去。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底,造反派多次抄过我们家,其中两次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一次是在1967年春。那天,多名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闯入家中,声称是来查“黑材料”的。他们一上来就用命令的口吻要求:“金银财宝交出来!”这句话暴露出他们是冲值钱的物品而来。“文革”前,父母随时准备去边远地区支教,考虑到减轻日后搬家时的负担,家中的许多家具(包括床、书架、小书桌、几把椅子和几张木凳)都是从父亲单位租借的。造反派看到家里并无红木家具、沙发、茶几一类的值钱家具,而且小孩都身穿打补丁的服装,大概明白这里并无油水可捞。
尽管母亲解释家中并无金银财宝一类物品,他们仍然翻找了一番,接着又把目光转向书橱和写字台。在一通乱翻后,他们找到了一封未发出的母亲写给市委信访处的信,信中表达了对“文革”运动的不理解,及对学校中破坏公物和学生打老师行为的不满。此信激怒了造反派,他们冲着母亲怒斥:“你男人有问题,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最终,他们空手而归。然而,从此以后,我们家成了邻居眼中的“牛鬼蛇神”,甚至一些邻居家的小孩也对我们投以歧视的目光。
另一次抄家发生在1967年底的一天晚上。那次,学校干部W某某带着一群造反派学生上门,试图找到可以“定罪”的所谓“黑材料”。他们先把我们小孩和家长隔开,然后命令父母打开书橱和抽屉,任由他们翻找。然而,早在“文革”初期,父亲已将所有办公文件和资料移交给了机关的档案保管员,平日也从不留任何日记一类的文字。造反派一无所获,只得草草收场。最后,他们把我们单独叫到一边,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冷冷地说:“你们的父亲有问题……”当年,那些造反派正是以这类借口为抄家寻找所谓的“合法”理由。
那时我还在小学,极度害怕这些闯入家门的红卫兵大学生,几乎不敢抬头正视他们。后来,那些曾经参与抄家的学生相继离校,如今已无法得知他们的姓名和去向。尽管互联网普及已将近三十年,但我却从未在网上读到任何一个当年参与抄家的学生为自己的行为公开道歉的文字。而那个带人抄家的干部W某某,“文革”结束后隐瞒了带人抄家的恶劣行径,不了解情况的学校新任领导一度打算安排他到某系任职,但由于老师们的强烈反对,一致要求他对过去的劣迹做出解释,学校最终更改了对他的工作安排。
五十多年过去了,身为“文革”受害者家属,我写下当年被抄家的经历,是希望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回忆,还原那个动乱年代的一些真实事件,并希望后人能从这些回忆中获得对动荡年代的反思。
行云流水 文 2024年10月 德国
附记:年长一岁的兄长读完此文后感慨道,这是为后世避免重蹈覆辙留下一段有益的记录。他回忆印象最深的是 —— 母亲见要抄衣柜里的一包书信,愤然厉声喝道:“小将们,这不能动!张春桥同志有指示,私人信件不在查抄范围内的。” 闻听此言,那些不怀好意的来者因畏惧中央文革大员的指令,便住手了。后来母亲说,那些是父母年轻时的几十封通信,原想收藏到老,临终前看后烧掉,然而在随时会飞来横祸的“红色恐怖”中,只好忍痛将它们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