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 之七 对死亡的一点思考

       我的家乡  之七  对死亡的一点思考

        2月23日凌晨，公公去逝。不是肺炎，在家里自然老去，享年八十七岁。

        临终前，在汉的几个儿孙赶到老人床前，老公也通过微信视频见了老父亲最后一面。婆婆和大伯子给老人擦了身，穿上寿衣寿裤。老爷子干干净净地安详地走了。

        早上，家人在社区和卫生中心办完证明手续后，给专门受理非肺炎死亡的殡仪馆打了电话。半小时后来了四个穿防护服戴口罩护目镜的人，抬下楼装进纸棺材，直接到殡仪馆火化。两小时后家人再去办理手续，收受骨灰。

       特殊时期，丧事一切从简。

       在外的子女孙辈们都通过微信对老人表达了哀悼。大家庭的兴旺和睦让婆婆感到了一些安慰和陪伴。

       如果没有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老公原本计划此时回国探望父母。

       封城前，请的护工保姆回乡过年了。开始，大伯子每天去帮婆婆一起照顾半瘫在床的老爷子。后来各小区也封闭了，最后的这十来天，近八十岁的婆婆独自一人辛苦地照顾着老伴。

       也许是因老爷子前些日子的迹象有了心理准备，也许是这段时间看到了太多的疾病和死亡，对老爷子的逝去，婆婆和家人表现得都很平静。

        这个年龄自然老去，在传统文化中叫喜丧。

        其实，好死或善终（a good death）这个词不但中国文化中有，西方文化中也存在。

        在家中离世，有家人亲友陪伴，安详地死去应该算是“好死”。

        前几日方方的一篇日记里提到，当年重建黄鹤楼的设计者—-八十岁的向欣然先生写了一段话：

        其实，我对死亡并无太多恐惧，我已经活过了中国人的平均年龄，正常死亡是迟早的事。但是如果因染疫而死，那无异于“他杀“，我是于心不甘的！

       染疾而死于心不甘！

       这该是多少武汉人内心的想法？！这也是我们面对这场灾难深感恐慌和愤恨的源由。

       这些年，中国人越来越富裕，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小区里八十岁以上健健康康的老人随处可见。安度晚年、颐养天年是每个人认识中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场疫情却打破了我们这些年的安逸。 

       疫情初始，死亡的多是年龄大或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和中年人，后来，有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医护人员，直至一家几口人相继染病离世的消息，把人们心中的不甘、愤怨和悲伤推到了顶端。

       截至2月23日，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77030例，死亡2444例。武汉确诊46201例，死亡1856例。

       武汉市仅从媒体上公开报道的就有：华中科技大学有5位专家教授因新冠肺炎病逝：凌红、林正斌、刘筱娴、段正澄、柯卉兵。多名奋战在一线的武汉医护人员：李文亮、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准新郎彭银华、29岁的夏思思。还有令人悲伤的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凯一家四口；给国家捐遗体的病人肖贤友。

        还有我的老师、父母的老同亊、朋友的朋友.....

        方方说：时代的一粒尘，落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作家的语言就是精辟犀利！

       有朋友原订了一月㡳的机票回汉探望父母。疫情发生后，紧急退了票。和我一样，靠给年迈的父母微信对话来安慰他们也宽慰自己：待武汉封城一解除，立马飞回国看望你们。又说：熬过疫情，您们一定会活到一百岁！

        这也是我想对比我更坚强更乐观的父母说的话。

        愿老爷子安息！

        愿老天保佑武汉的父老乡亲们早日渡过这场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