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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继续说道: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 (《韩非子·难势》)
韩非说即是我们承认尧舜那样的君主是圣王,夏桀商纣那样的君主的暴君,但千年才有两个这样的圣王,千年才出两个这样暴君。所以尧舜和桀纣都属于特例,而大多数君主都是中等水平的人。这些中者往上比,不及尧舜那么好,往下比没有桀纣那么坏。以两个顶端人物的事例来指导中人恐怕行不通吧。
韩非说的是事实,历史上大多数君主都是中等水平的,那么对这些大多数中等水平的君主怎么做才能行得通呐?
“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韩非子·显学》)
既然君主们都是中等水平的人,那么跟他们讲仁义之道就没有什么用,他们不会听进去,听进去也不会采纳。但儒者们却总是喜欢拿尧舜这等仁义的君主之道劝说君主,而不考虑现实的情势,不考虑现在的君主都是中人,更不考察现在的奸邪之情势。此等学说象巫祝一样没用。
韩非同时也劝说君主听那些“已治之功”也即先王之道是没有用的,聪明而现实的君主应该面对现实情势,办实事,去无用,不听那些儒者之言,不遵循仁义之道。
接着韩非用了大量篇幅反驳儒家的尧舜先王之道,最后的结论是儒家的仁义之道无用。仁义不可用,那么用贤用智呐?韩非同样坚决反对。
韩非说:“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国危亡。”(《扬权》)
聪明的君主都是去智去巧的,如果巧智不去,常态难以形成。人们习惯了用智用巧,就会引来灾祸,君主喜欢用智用巧,国家就危险了。
“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八说》)
用智的人未必有信用,因为多智影响了他的信用。喜欢用智的人,必利用形势寻找机会为自己设想,这样君主必被欺蒙,所以用智的人不可信。
仁义不可用,巧智不可用,那么用什么呐?韩非说唯有法可用。
“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说疑》
“夫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国之道废也。”《饰邪》
什么仁义,智慧啊这些都是搅乱法度的东西,而臣子用来掩盖自己的私心,装饰自己私欲,聪明的君主必须远离仁义,去掉巧智,如此才能治理好人民,国家才可安稳。
为了远仁义,去巧智,韩非建议君主只重用守法的大臣,而慎用或不用那些有智的人,以此防止犯上作乱,结党营私。
韩非再次强调:“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乱主使民饰于智,不知道之故,故劳而无功。”《饰邪》放下规矩,而用巧,放下法度而用智,是惑乱之道。只有昏君才让人们用巧用智,这是因为不懂大道的缘故,所以辛劳而无功。
去仁去义,去智去巧,这不是回到老子的道家了吗?故此有人说法家源于道家。果真如此吗?这个话题先放在这,最后再讲,因为韩非的思想中还会出现道家的痕迹,到时归在一起讲。
商鞅和韩非去仁去义,去智去巧,反对这反对那,那么还剩什么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