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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费了很大篇幅讲完了两个法外之器“势”和“术”,说实在的我对这类东西真的是没什么兴趣可言,但又不得不讲,因为这是《韩子》一书最重要的内容,篇幅占三分之二还多,不了解一下就不会真正了解韩非。
除了“势”和“术”这两个法外之器,韩非还有一对利器也需要说说,那就是赏与罚。罚即是用刑法处罚,赏是用爵位、财物、官职等奖赏,故这对利器也叫刑与德。是叫赏与罚,还是称刑与德,不管怎么叫都是君主手中两个利器,又称二柄,是君主所持有辖制群臣的两个权柄。
要行使这两个权柄首先必须正名框定职位职责,在此韩非又一次应用了正名,其目的仍是为了对付臣子,他说:“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这即是说根据“实”来正“名”,名实相符,再据此检验官员的言行。检验官员的言行是否称职不是重点,重点是防止臣子的奸诈欺骗行为。“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异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君主为了防止臣子篡权越职为奸,必须审核正名官职,区别其职责,之后以官职授予其职责,考核其功绩。其功在其职责之内,所行合符其职就奖赏;否则就惩罚。
为了说明这个主张,韩非举了一个例子:韩昭侯喝醉了睡着了。典冠者见天寒冷给他加盖了一件外衣。韩昭侯醒来问:“谁给我加外衣?”左右回答:“典冠。”韩昭侯因此处罚典冠和典衣。处罚典衣是因为他失职,衣服是典衣负责的事,他不给君主加盖外衣是失职;处罚典冠是因其越职。典冠是负责帽子,而去加盖衣服属于越职。
韩非在讲完这个故事后说:“ 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聪明的君主就是这样蓄养臣子的,臣子不得越职邀功,不得言不当职。僭越官职就得处死,言行不当则以罪论处,这样臣子才可谨守其职言行忠贞,群臣就不会结为朋党。
真是万变不离其宗,三句话不离本行,韩非所谓“循名责实”的终极目的仍是为君主出谋划策防备臣下。儒家的君臣关系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象个君,臣好象个臣,父亲象个父亲,儿子象个儿子,各守本分。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儒家讲的都是君臣合作关系。法家的前期代表申子也提倡君臣的合作关系,他说“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只有韩非把君臣看成是对立,甚至是敌对的,作为君主一定要时刻提防着臣子。韩非一心为君主而特意离间君臣之间的关系,出尽了各种损招阴招,可见此人心底龌龊阴暗无比,被陷害致死也是死得其所。
韩非还告诉君主赏和罚一定要牢牢握在手里,不能把这两个利器让臣下使用,他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证明。一个例子齐国大臣田常用爵禄行赏大夫以收买人心,结果是田氏篡夺齐国;另一个例子是宋国大臣子罕用刑罚威慑众人树立自己的权威,结果是宋君被弑杀。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国君放弃了行赏的权柄,一个是国君放弃了刑罚的权柄,结果没有一个得好,全被弑杀夺国。
如何把握赏罚的尺度,韩非主张赏必厚,罚必重,他说:“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赏赐一定要厚,而且说话算数,说给赏必须给赏,不能说了不算。处罚一定要狠,有罪之人不敢再犯,民众也会畏惧不敢触犯。
儒家主张疑罪从轻,疑赏从重,对待奖赏与法家一致,也主张重赏或厚赏,但在对待刑罚上两家截然相反,儒家主张从轻,法家建议从重。儒家经典《尚书》上说:“明德慎罚”,平常多进行德教,对待刑罚一定要谨慎使用,不教而杀是为虐。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说的更明确:“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勿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这意思是说行赏不要乱赏,刑罚不要过度滥用,赏多了则小人得利,罚过度了则君子受害。如果不幸而过度使用,那么宁可赏乱行,而不要罚过滥,与其伤害君子,不如让小人得利。
儒家在对待赏罚,尤其是罚上是比较理智而谨慎的,法家则是过度使用,尤其是在刑罚上更是滥用。今日中国就是法家专制赏罚滥用的时代,刑罚不是为了治理社会,而用来整人,是用来草菅人命。行赏也是随意乱用,各种表彰,奖状,什么先进工作者,生产标兵,模范等等泛滥成灾,想起的带头作用甚微,导致的副作用甚重,弄虚作假,形式主义极为严重,所谓的“模范”成摆设,硬造出来的“英雄”被当猴看。
这种现象极具中国特色,在加拿大、美国没有这种现象,他们不评先进工作者,没有模范,当然也有少数单位有类似的行为,但并不是象中国那样普遍的,经常的。最为不同的是奖金,美国加拿大没有奖金,中国人却把奖金当成一种常规,奖金的数额常常高于工资,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
的确赏罚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把赏罚与战功绑在一起的是商鞅,杀人数量与爵位高低田地数量成正比,杀人越多爵位越高,得到的田地越大。把赏罚广泛地与政治相连的是韩非,行赏都是与人的政治觉悟高低,是否犯错误紧紧连在一起。韩非是专为君主一人服务的看门狗,他的所有措施都是针对大臣,赏罚也是如此,主要是针对大臣的功与过。至于平民则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俗话,这也算是中国赏罚文化的一句经典台词。在古代这句台词的使用并不常见,多是在关键时刻存亡之际。所以这句台词虽然很典型,但却不具有代表性,具有代表性的仍是韩非的赏罚制度。今日中国的赏与罚只不过是韩非的赏罚制度的延续扩展而已。
至此法家的全部内容就讲完了,下面简单讲讲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