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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全面取消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城市的落户限制，全面放开放宽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城市的落户条件，调整完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重点任务》的出台意味着国家对城市发展思路的重大调整，为什么国家选择在此时进行调整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要在人口红利迅速萎缩的背景下，抓住时机让“最后一波人口红利”发挥最大的价值。
中国人口出生率快速下降、老龄化快速加剧、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将会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改变的趋势。人口既代表了消费潜力，又是产业发展的基础，而中国不仅当下需要“稳增长”，还同时肩负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时间不等人，在人口结构还有“余量”的现在，选择“晴天修屋顶”，调整城市发展思路，利用好最后一波人口红利，为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奠定发展的基础，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那么这次调整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首先需要看一下《重点任务》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
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全面落实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
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
全面推进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支持大城市知名三级医院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允许就地入市或异地调整入市。
这种变化将带来重大且深远的影响：重新分配整个中国的经济资源。经济资源与行政级别挂钩，是长期以来限制中国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有市场、活力强的地区，因得不到土地指标、基建规模受限、人口落户受限，使得经济潜力没能充分发挥；相反的，另一部分地区经济活力不足，但得到了很多倾斜性的资源支持，客观上造成了浪费。未来如能减少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并依据人口流动调整经济资源的分配，将明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加速生产率的提高。
可以预见，更加“市场化”的经济资源分配方式，将重塑中国城市格局。
特大城市现已面临经济资源与生产力彼此矛盾的巨大瓶颈。大城市的机会众多，但在特大城市生活也要面临很多“负外部性”：房价高、生活成本高、交通状况恶劣、环境污染严重等等。而限制人口流入，一方面使得规模效应难以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还会使人工成本快速上涨。流入限制更少、配套愈加完善的中等城市，将有实力与特大城市争夺人口。如果中型城市不仅在落户政策上有优势，还能同步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那么就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对人口的吸引力。
这是一种新形态的“抢人大战”，随着人口的转移流动，财富、机会，都可能随之从大型、特大型城市向中型城市重新分配。《重点任务》的出台意味着国家对城市发展思路的重大调整，那么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的经济资源过度集中、中小型城市资源不足的问题，是否能彻底扭转呢？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也有前提条件，即中型城市需要切实提出真正有吸引力的配套政策，并能同步提高基础设施的配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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