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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了的农村人民公社原貌
时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地点是XX省XX市XX区（过去是XX省XX地区XX县）离县城不远的一个乡村。当时的名称为XX人民公社。
当时那个人民公社，有十多个大队，有些大队的名称，我还能记得，有些就记不得了。当时我生活的那个大队，有九个生产小队，各生产小队，有大有小，基本上是一个姓或者两个姓，由宗族所形成的一个自然生活小范围，生活来源基本上以农业生产为主。
生产小队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有三十多户人家，人口两百多一点，田和地合计不到三百亩。由于紧靠滠水，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文化基础也不错，总体上来说，当地的民风及经济状况，要好一点。
人民公社这种农村集体组织，是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生产及分配的最基础核算单位是生产小队。现在称呼的村民小组，就是过去的生产小队，过去一般简称生产队。现在称呼的村，就是过去的生产大队，简称大队。现在称呼的乡或镇，基本上就是过去的人民公社，简称公社。
一个生产小队，一般为队长一名，会计一名，保管一名，记分员一名，他们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什么国家干部，也不是什么领导，他们是完完全全不脱离农村农业劳动的农民，与农民一样，在做好自己范围内的规定工作之后，也得下地干活去挣工分。
大队这层组织，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大队支部书记，大队妇联主任，民兵连长，大队会计，赤脚医生、兽医、小学老师等，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国家干部，除了农忙时节之外，大部分时间到可以不用干什么农活。由于各生产大队的集体经济有强有弱，归属于大队集体经济的其他生产组织，是不相等的。
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大队，自己有铸造厂、粮食加工厂、砖厂、门市部、农机队、船队等经营组织，其他还有福利性的卫生所、小学等。
人民公社这一个层面，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带有经济经营过程的一个国家基层管理单位。当时公社的经济实体部分有粮食加工厂、农机站、砖厂、五金厂、林场、渔场、商店、知青农场、种畜场等，福利性的有一个初中学校和一个高中学校、书店、合作社、粮种站、卫生院等。
公社里的人，有属于国家干部的，百姓一般称呼为吃商品粮的，也有大量干着国家基层管理工作而拿工分的（布袋粮），有点像城市里的以工代干的那么一点味道。
人民公社这一个级别的干部，说的是脱产干部，由于那个时期的干群关系相对比较密切，这些干部在很多时候，也是隔三间五的，也参加一些具体的劳动，与基层生活还是非常密切的。至于像渔场厂长、知青农场场长这些被称呼为干部，而实际不是拿官饷的，出来管理工作之外，一样得和大家一同干活。
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队长，基本上都是由各生产队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一来是号召力强，二来是对农业生产相当了解。最容易被现在人所疏忽的，就是生产队队长的模范带头作用和自我约束能力，都是比较强的。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人之所以干生产队队长的这个差事，在基于一种对乡亲们的情感之上是愿意通过自己的奉献，为整个生产队能带来最大的利益。打铁还得自身硬，在很多时候，往往就具体体现在生产队队长的这个角色上。
生产队的记分方式为，一般性非定额劳动，一个男壮劳动力（用年岁来划分）出一天满工是十个工分（早工两个，上午工四个，下午工四个），一个女壮劳动力（也按年岁划分）出一个满工是八分（分别为两个、三个、三个）。农闲的时候，没有太多劳动量，按出勤记工。
农忙的时候，或者某项重体力活的时候，按定额记分。如割一亩稻多少分，插一亩秧多少分，挑一个草头多少分。这些定额工分，有一个惯例，大家都知道，记分员会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劳动量在计算之后，填写到每一个劳动者的记分本上的，最后还盖一个小章。
在伤痕文学中，说过去集体经济农民是在吃大锅饭，那是瞎扯，纯粹是为了政治需要在那里胡说八道。可以基本上说，过去农村集体经济下的生产过程，就是让那些不愿意干活的二流子之类痛恨不已。
一般来说，个别一些生产队里，有那么一两个不勤劳的二流子，是很正常的，他们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在那个时代里，他们成不了气候。
农民收入情况:
对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下农民的收入情况，没有过去农村生活经历的人，经常容易被一些别有企图的人所忽悠。下面，谈谈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情景。
农业生产的最基层实施组织单位，是连同分配在一起的生产小队。
过去，一个生产队在一年之中要种什么，上面是有计划的，一层一层地将这个计划，具体落实到生产队中。是不是所有的农产品生产都要按照计划来生产呢？不是的。
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地方，计划完成的量，只有两个，一个是稻谷，一个是棉花。
一个生产队，田和地就那么多，上面的计划来了之后，首先要保证计划任务的完成及口粮问题，余量的田和地，生产队一般都安排种植一些经济作物，用来给社员在年底分红的时候，使得大多数家庭，能有点现钱。另外，百姓过日子，自己也得消费一些农副业产品。
如种一些油菜，目的是使得大家有油吃。种点芝麻、花生，分给社员，算是改善生活的需要。种点红薯，一方面是可以当蔬菜、食品，另外多余的，还可以用来养猪。
用来赚点现钱的，如种点西瓜，拉到县城和武汉去卖。闲地种点麻，河堤边一侧种点蓖麻，等等，卖给供销社。
像种藕、养鱼之类的，有分的，也有卖的，不好说完全是为了某一个单一的需要。
还有为了完成种棉任务，不使得地闲着，在其中套种小麦，基本上是作为杂粮，收获之后就分给乡亲们了。
作为国家来说，重要粮食作物，国家那个时候抓得确实很紧。可是，有那么别有用心的少数人，用伤痕的文学所描述“以粮为主”的情景，好像中国农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部分农村都是在种稻谷、小麦、玉米的，不允许种别的，这种荒谬的谣言，是可笑到了极致。
一个生产队的田地，虽然都属于集体的，可是在耕种上，还适量地按照人口多少，给每一个家庭都分有自留地。
自留地里种什么，农民自己决定。一般情况，农民都是在保证家庭蔬菜的前提下，还适当种一些经济作物。如甘蔗、梨瓜之类的，可以拿到县里去卖。
一谈到“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话题，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好像觉得那个时代的农民，什么都不能拿到外面去卖，这基本上是错误的。那个时候的管理，主要是严查无正当职业的人在那里当二道贩子，从农民那里低贱地收购之后自己再去倒卖。这种做法是有弊端，可是把那个社会说得很黑暗，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
另外，农民家庭可以养一些鸡鸭，养猪。一般来说，一个六七口人的家庭，养鸡鸭的数目，基本上是二三十只，养一头猪。
七十年代，国家还是鼓励农民家庭养鸡鸭、猪的，有这方面的宣传画。你给供销社交售一斤鸡蛋，国家除了按照收购价格给你钱之外，还给点布票、糖票的。给国家交售一头猪，按照生猪重量，给一些肉票、粮票等。
在当时，规定一户农民养一头猪的时候，必须交售给国家；一户农民养两头猪的时候，在向国家交售一头猪之后，可以自己宰杀一头。
对于农业生产，国家是通过计划、管理和引导的方式，来使得这个社会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中，去谋求国家战略性的发展。
具体到农民那里，简单用现在一般现金收入去衡量那个时代的农民生活状态，是很不妥当的。比较合理的度量方式，应该是农民的年收获有多大，这才是一个比较公正的方式。
比方说有些农副产品，有些生产队是按照人均的方式（不管你劳动量多少）就分了，并没有计算在生产队的核算分配当中去。有些生产队，也核算了一个基本价值，如红薯一斤三分钱之类的。
农民实际收获的部分，大体上有这么三个方面，一个是生产队所得，二个是通过自留地所得，三个是通过养殖所得（养鸡鸭和猪）。这样说，只是一个大致的农民收获所得部分。
对于一些经济相对要发达的地区，农民收入还可以通过社队企业的劳动，另外再得到一部分现金收入。
比方说你到大队铸造厂工作了两百个劳动日，在留有一定余地的集体发展所需要的积累资金之外，这个铸造厂在年底一核算，一个劳动日值两元钱，那么，你就另外获得了四百元钱。
那个时候，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有差别，大队与大队有差别，公社与公社有差别，最大的因素，就是各自的副业办得是否好的问题。无工不富这个道理，农民早知道。
七十年代中期，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大队，副业办得很是有起色，不亚于华西村历史回忆中所说的。
说起后来到大队卫生所看病（大病一般在紧急抢救一下之后就送公社医院或者县医院）统一收取五分钱，说给大家听，觉得好像这不是华西村那里的事情吗？其实，只要是发展起来了，集体经济条件下，都是这样。
这就告诉人们，集体经济是可以发展很好的，过着安定生活，并不是说只有单干才能完成。
到年底的时候，农民走亲串友的时候，都要在相互之间聊这么一个话题，那就是各生产队预计分红下来，一个工（一个工为十个工分）多少钱。
在七十年代，总体上来说，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公社，一个工基本上在零点六元到一点四元之间。男壮劳动力，一般一年下来有六百五十个工左右，女壮劳动力，一般有五百个左右。
口粮分为三块，一份是基本口粮，与你是否劳动无关，都得给，壮劳动力的基本口粮一年为五百五十斤稻谷，核算大米大约是一天一斤。第二份是工分量，干得多，就得到的多。第三份是肥料量，给生产队交的肥料（粪水、猪粪、草灰等）工分高，你得到的工分粮也就越多。
在农业生产及收获分配这个问题上，农民比城里的人看得准，具体体现在按劳分配的问题上，自我把握的精度，高得很，别以为百姓弱了智。天底下有杆秤，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都在心里装着呢，用不着在台上唱高调，谁是谁非，不需要由某个人来替别人说。
农村家庭，生活上相对困难的有没有？有。这些家庭，包含了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家庭，主要劳动力有病的家庭，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家庭。
作为集体经济环境下，再困难的家庭，也得保证有饭吃，孩子有学上。
比如说中国农村的那个典型——小岗村，不是在依靠着全国其他农村中有贡献的生产队，吃了几十年的返销粮吗？吃着别人的奉献粮，还说那个时代有罪，在这样的嘴脸下，我们还能对它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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