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散了的农村人民公社原貌

作者:yongbing1993  于 2020-2-26 22:39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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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了的农村人民公社原貌

     
 时间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地点是XX省XX市XX区(过去是XX省XX地区XX县)离县城不远的一个乡村。当时的名称为XX人民公社。
      
当时那个人民公社,有十多个大队,有些大队的名称,我还能记得,有些就记不得了。当时我生活的那个大队,有九个生产小队,各生产小队,有大有小,基本上是一个姓或者两个姓,由宗族所形成的一个自然生活小范围,生活来源基本上以农业生产为主。
       
生产小队在七十年代的时候,有三十多户人家,人口两百多一点,田和地合计不到三百亩。由于紧靠滠水,自然条件相对较好,文化基础也不错,总体上来说,当地的民风及经济状况,要好一点。
      
人民公社这种农村集体组织,是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生产及分配的最基础核算单位是生产小队。现在称呼的村民小组,就是过去的生产小队,过去一般简称生产队。现在称呼的村,就是过去的生产大队,简称大队。现在称呼的乡或镇,基本上就是过去的人民公社,简称公社。
      
 一个生产小队,一般为队长一名,会计一名,保管一名,记分员一名,他们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什么国家干部,也不是什么领导,他们是完完全全不脱离农村农业劳动的农民,与农民一样,在做好自己范围内的规定工作之后,也得下地干活去挣工分。
      
大队这层组织,有大队长,副大队长,大队支部书记,大队妇联主任,民兵连长,大队会计,赤脚医生、兽医、小学老师等,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国家干部,除了农忙时节之外,大部分时间到可以不用干什么农活。由于各生产大队的集体经济有强有弱,归属于大队集体经济的其他生产组织,是不相等的。
      
 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大队,自己有铸造厂、粮食加工厂、砖厂、门市部、农机队、船队等经营组织,其他还有福利性的卫生所、小学等。
       
人民公社这一个层面,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带有经济经营过程的一个国家基层管理单位。当时公社的经济实体部分有粮食加工厂、农机站、砖厂、五金厂、林场、渔场、商店、知青农场、种畜场等,福利性的有一个初中学校和一个高中学校、书店、合作社、粮种站、卫生院等。
      
 公社里的人,有属于国家干部的,百姓一般称呼为吃商品粮的,也有大量干着国家基层管理工作而拿工分的(布袋粮),有点像城市里的以工代干的那么一点味道。
       
人民公社这一个级别的干部,说的是脱产干部,由于那个时期的干群关系相对比较密切,这些干部在很多时候,也是隔三间五的,也参加一些具体的劳动,与基层生活还是非常密切的。至于像渔场厂长、知青农场场长这些被称呼为干部,而实际不是拿官饷的,出来管理工作之外,一样得和大家一同干活。
       
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队长,基本上都是由各生产队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一来是号召力强,二来是对农业生产相当了解。最容易被现在人所疏忽的,就是生产队队长的模范带头作用和自我约束能力,都是比较强的。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人之所以干生产队队长的这个差事,在基于一种对乡亲们的情感之上是愿意通过自己的奉献,为整个生产队能带来最大的利益。打铁还得自身硬,在很多时候,往往就具体体现在生产队队长的这个角色上。
      
生产队的记分方式为,一般性非定额劳动,一个男壮劳动力(用年岁来划分)出一天满工是十个工分(早工两个,上午工四个,下午工四个),一个女壮劳动力(也按年岁划分)出一个满工是八分(分别为两个、三个、三个)。农闲的时候,没有太多劳动量,按出勤记工。
      
农忙的时候,或者某项重体力活的时候,按定额记分。如割一亩稻多少分,插一亩秧多少分,挑一个草头多少分。这些定额工分,有一个惯例,大家都知道,记分员会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劳动量在计算之后,填写到每一个劳动者的记分本上的,最后还盖一个小章。
       
在伤痕文学中,说过去集体经济农民是在吃大锅饭,那是瞎扯,纯粹是为了政治需要在那里胡说八道。可以基本上说,过去农村集体经济下的生产过程,就是让那些不愿意干活的二流子之类痛恨不已。
       
一般来说,个别一些生产队里,有那么一两个不勤劳的二流子,是很正常的,他们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在那个时代里,他们成不了气候。

农民收入情况:
       
对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下农民的收入情况,没有过去农村生活经历的人,经常容易被一些别有企图的人所忽悠。下面,谈谈这方面的一些具体情景。
      
 农业生产的最基层实施组织单位,是连同分配在一起的生产小队。
      
 过去,一个生产队在一年之中要种什么,上面是有计划的,一层一层地将这个计划,具体落实到生产队中。是不是所有的农产品生产都要按照计划来生产呢?不是的。
      
 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地方,计划完成的量,只有两个,一个是稻谷,一个是棉花。
       
一个生产队,田和地就那么多,上面的计划来了之后,首先要保证计划任务的完成及口粮问题,余量的田和地,生产队一般都安排种植一些经济作物,用来给社员在年底分红的时候,使得大多数家庭,能有点现钱。另外,百姓过日子,自己也得消费一些农副业产品。
      
 如种一些油菜,目的是使得大家有油吃。种点芝麻、花生,分给社员,算是改善生活的需要。种点红薯,一方面是可以当蔬菜、食品,另外多余的,还可以用来养猪。
      
 用来赚点现钱的,如种点西瓜,拉到县城和武汉去卖。闲地种点麻,河堤边一侧种点蓖麻,等等,卖给供销社。
      
像种藕、养鱼之类的,有分的,也有卖的,不好说完全是为了某一个单一的需要。
      
还有为了完成种棉任务,不使得地闲着,在其中套种小麦,基本上是作为杂粮,收获之后就分给乡亲们了。
      
作为国家来说,重要粮食作物,国家那个时候抓得确实很紧。可是,有那么别有用心的少数人,用伤痕的文学所描述“以粮为主”的情景,好像中国农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部分农村都是在种稻谷、小麦、玉米的,不允许种别的,这种荒谬的谣言,是可笑到了极致。
       
一个生产队的田地,虽然都属于集体的,可是在耕种上,还适量地按照人口多少,给每一个家庭都分有自留地。
       
自留地里种什么,农民自己决定。一般情况,农民都是在保证家庭蔬菜的前提下,还适当种一些经济作物。如甘蔗、梨瓜之类的,可以拿到县里去卖。
      
 一谈到“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话题,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好像觉得那个时代的农民,什么都不能拿到外面去卖,这基本上是错误的。那个时候的管理,主要是严查无正当职业的人在那里当二道贩子,从农民那里低贱地收购之后自己再去倒卖。这种做法是有弊端,可是把那个社会说得很黑暗,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
       
另外,农民家庭可以养一些鸡鸭,养猪。一般来说,一个六七口人的家庭,养鸡鸭的数目,基本上是二三十只,养一头猪。
       
七十年代,国家还是鼓励农民家庭养鸡鸭、猪的,有这方面的宣传画。你给供销社交售一斤鸡蛋,国家除了按照收购价格给你钱之外,还给点布票、糖票的。给国家交售一头猪,按照生猪重量,给一些肉票、粮票等。
       
在当时,规定一户农民养一头猪的时候,必须交售给国家;一户农民养两头猪的时候,在向国家交售一头猪之后,可以自己宰杀一头。
       
对于农业生产,国家是通过计划、管理和引导的方式,来使得这个社会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中,去谋求国家战略性的发展。
       
具体到农民那里,简单用现在一般现金收入去衡量那个时代的农民生活状态,是很不妥当的。比较合理的度量方式,应该是农民的年收获有多大,这才是一个比较公正的方式。
     
 比方说有些农副产品,有些生产队是按照人均的方式(不管你劳动量多少)就分了,并没有计算在生产队的核算分配当中去。有些生产队,也核算了一个基本价值,如红薯一斤三分钱之类的。
      
农民实际收获的部分,大体上有这么三个方面,一个是生产队所得,二个是通过自留地所得,三个是通过养殖所得(养鸡鸭和猪)。这样说,只是一个大致的农民收获所得部分。
      
对于一些经济相对要发达的地区,农民收入还可以通过社队企业的劳动,另外再得到一部分现金收入。
     
 比方说你到大队铸造厂工作了两百个劳动日,在留有一定余地的集体发展所需要的积累资金之外,这个铸造厂在年底一核算,一个劳动日值两元钱,那么,你就另外获得了四百元钱。
       
那个时候,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有差别,大队与大队有差别,公社与公社有差别,最大的因素,就是各自的副业办得是否好的问题。无工不富这个道理,农民早知道。
      
七十年代中期,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大队,副业办得很是有起色,不亚于华西村历史回忆中所说的。
       
说起后来到大队卫生所看病(大病一般在紧急抢救一下之后就送公社医院或者县医院)统一收取五分钱,说给大家听,觉得好像这不是华西村那里的事情吗?其实,只要是发展起来了,集体经济条件下,都是这样。
       
这就告诉人们,集体经济是可以发展很好的,过着安定生活,并不是说只有单干才能完成。
       
到年底的时候,农民走亲串友的时候,都要在相互之间聊这么一个话题,那就是各生产队预计分红下来,一个工(一个工为十个工分)多少钱。
       
在七十年代,总体上来说,我从小生活的那个公社,一个工基本上在零点六元到一点四元之间。男壮劳动力,一般一年下来有六百五十个工左右,女壮劳动力,一般有五百个左右。
       
口粮分为三块,一份是基本口粮,与你是否劳动无关,都得给,壮劳动力的基本口粮一年为五百五十斤稻谷,核算大米大约是一天一斤。第二份是工分量,干得多,就得到的多。第三份是肥料量,给生产队交的肥料(粪水、猪粪、草灰等)工分高,你得到的工分粮也就越多。
      
在农业生产及收获分配这个问题上,农民比城里的人看得准,具体体现在按劳分配的问题上,自我把握的精度,高得很,别以为百姓弱了智。天底下有杆秤,生活在农村中的农民,都在心里装着呢,用不着在台上唱高调,谁是谁非,不需要由某个人来替别人说。
      
农村家庭,生活上相对困难的有没有?有。这些家庭,包含了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家庭,主要劳动力有病的家庭,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家庭。
      
作为集体经济环境下,再困难的家庭,也得保证有饭吃,孩子有学上。
      
比如说中国农村的那个典型——小岗村,不是在依靠着全国其他农村中有贡献的生产队,吃了几十年的返销粮吗?吃着别人的奉献粮,还说那个时代有罪,在这样的嘴脸下,我们还能对它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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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6 个评论)

5 回复 mali50 2020-2-26 23:03
中国原来的路线图是:
合作社—人民公社—机械化—国营农场
没有改革已是进入国营农场的阶段。现在回到解放前。
5 回复 yongbing1993 2020-2-26 23:46
mali50: 中国原来的路线图是:
合作社—人民公社—机械化—国营农场
没有改革已是进入国营农场的阶段。现在回到解放前。
是啊!  邓小平用实践自己坐实了是走资派!  正如邓的阴谋一样是用忽悠一步一步坐实的。用邓的话说,  到那时我们成功了老百姓想反也难。毛泽东反复多少次提醒,  有谁信?  用文革也没激醒。用今天话有人还说,  毛泽东是阴谋论。
6 回复 mali50 2020-2-27 00:11
yongbing1993: 是啊!  邓小平用实践自己坐实了是走资派!  正如邓的阴谋一样是用忽悠一步一步坐实的。用邓的话说,  到那时我们成功了老百姓想反也难。毛泽东反复多少次提醒,  有
是阳谋。四十年中国为世界生产了多少机械、电机和生活用品,可以使中国农村机械化多少次,国营农场几十倍。现在有什么?换来的外汇进了贪官的腰包送到国外。中国国库里只要天量债务。
5 回复 yongbing1993 2020-2-27 22:43
mali50: 是阳谋。四十年中国为世界生产了多少机械、电机和生活用品,可以使中国农村机械化多少次,国营农场几十倍。现在有什么?换来的外汇进了贪官的腰包送到国外。中国
站在中华民族的利益上看,  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应该感谢毛泽东。
5 回复 yongbing1993 2020-2-27 22:54
mali50: 是阳谋。四十年中国为世界生产了多少机械、电机和生活用品,可以使中国农村机械化多少次,国营农场几十倍。现在有什么?换来的外汇进了贪官的腰包送到国外。中国
毛泽东等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们大公无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是为中华民族奋斗奉献了终身。邓小平是个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  在他的影响下四十年来各大学培养出了这么多绝对的精致的自私自利的崇洋的利己主义的知识分子们。
5 回复 mali50 2020-2-27 23:19
yongbing1993: 毛泽东等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们大公无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是为中华民族奋斗奉献了终身。邓小平是个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  在他的影响下四十年来各大学培养出了这么多
没错。改革派不以民族利益优先,而是以西方认同优先,最后为与国之欢心葬送国家的前途。就以这次疫情来说,各国都有失误,只有中国拼命把屎抹在自己身上,不去调查真相,人云亦云,自我抹黑,以至跟着怀疑是武汉泄毒。更糟糕的是为了满足西方国家的透明要求,在没有隔离措施之前大肆渲染感染的危险,造成500万人逃离武汉,将疫情迅速扩散至全国。
4 回复 yongbing1993 2020-2-28 00:27
mali50: 没错。改革派不以民族利益优先,而是以西方认同优先,最后为与国之欢心葬送国家的前途。就以这次疫情来说,各国都有失误,只有中国拼命把屎抹在自己身上,不去调
美病毒改造监控计划始未:从中国拿走上万件样本?(图)
文章来源: 凤凰网 于 2020-02-27

文/Alex Cui (生物信息学博士,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计算生物学科学家)

“最危险的人造病毒”:病毒学家争相改造病毒研究引发公共安全担忧

2014年10月17日下午,病毒学家Ralph Baric博士没有照例来到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实验室,他正在为自己女儿周末的婚礼做最后的准备。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奥巴马政府由于对实验室使用SARS, MERS和流感等病毒,进行功能获得性(gain of function)改造的研究,对公共健康构成的潜在威胁的担忧,通过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联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布禁令,宣布中止对类似研究的资金资助[1],并要求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立即停止相关的研究,直到研究项目的风险和收益被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NSABB)和美国国家学院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的专家进行评估后方可继续[2]。

这其中就有武汉病毒所石正丽博士的研究团队与Ralph Baric博士的合作项目: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基因重组改造项目。而这一项目,也使石正丽博士和Ralph Baric博士随后因争议而成为病毒研究界的热门人物。

事实上,科学界对改造病毒的功能获得性(gain-of-function)研究一直存在争议,2011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日裔病毒学教授Yoshihiro Kawaoka与荷兰伊拉斯谟医学中心研究人员Ron Fouchier的团队为了研究病毒逃避人体免疫系统的机制,就曾分别利用基因技术对H5N1病毒进行了禽流感病毒改造实验,发现所得病毒能更容易通过空气在与人相近的哺乳动物雪貂之间传播。Ron Fouchier更是将改造后的病毒描述为是“最危险的人造病毒之一。”[3]

河冈义裕原本计划在《自然》杂志上刊登论文,但美国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却担心数据落到恐怖分子手中,危害公共安全。批评者认为,这种传播能力更强的病毒如遭泄漏,可能导致人类面临巨大的安全风险。为此,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曾一度要求相关论文不得发表,世界卫生组织也曾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讨,相关的研究被一度暂停。然而,支持者则认为,此类实验有助增进对禽流感病毒的理解,帮助应对禽流感病毒可能自然出现的变种与进化。

在多方磋商后,英国《自然》杂志[4]和美国《科学》杂志[5]在2012年先后发表了相关论文,相关研究也在2013年恢复。然而,在2014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和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的政府生物实验室连续曝出多起病毒改造项目相关的安全事故,涉及炭疽杆菌[6]、H5N1病毒[7],和天花病毒[8]等,引发了公众对因可能的病毒泄露而引发的大规模公共安全事件的担忧。
4 回复 yongbing1993 2020-2-28 00:27
当Ralph Baric博士周一回到实验室开始日常的工作时,他一下被一封邮件震惊了。那是关于政府对病毒改造项目禁令的通知。“我花了足足10秒钟才意识到,我大部分的病毒研究都会受到影响而关停。”Ralph Baric回忆说。

作为世界上研究SARS和MERS病毒的权威,Ralph Baric实验室早在2003年SARS疫情结束后就与美国范德堡大学和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合作研制出了一套用于合成SARS病毒的全基因序列的反向遗传克隆平台[9],并于2013年MERS爆发时率先用此方法合成了MERS病毒的全长cDNA克隆[9],而这一技术也是随后各大病毒改造项目所依赖的核心平台。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仅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人工构建出病毒的克隆。

而这一先进技术,也成为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与之合作的重要理由。

“病毒猎手”与石正丽团队合作: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病毒?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Ralph Baric忙于跟NIH沟通,争取让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委员会批准其完成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其中就包括他与石正丽博士研究组正在进行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基因重组改造项目。“NIH后来还是对我们这个合作项目开了绿灯,最后的评委意见是这个项目并不像禁令所禁止的那些病毒改造项目那样存在高风险。”Ralph Baric回忆说[10]。

然而,事与愿违, Ralph Baric 与石正丽研究组随后于2015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11]””Zheng-Li Shi, Ralph Baric et al. (2015) 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还是造成了极大的争议。

Ralph Baric实验室使用由石正丽博士提供的中华菊头蝠SARS样冠状病毒SHC014-CoV的纤突(Spike)蛋白与小鼠携带的SARS-CoV MA15骨架通过其反向克隆平台进行重组,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

该研究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中华菊头蝠携带的SHC014冠状病毒虽然可以感染人的细胞,但并没有足够的毒性致病,而与可以导致小鼠致病的SARS-CoV MA15嵌合之后,新的SHC014-MA15重组病毒不但依然可以感染人的细胞,还可以致病。

换句话说,如果蝙蝠携带这个重组的新病毒,就可以不经过中间宿主,直接将病毒传递给人并导致人被感染生病。该成果发表之后,更加坚定了科学界对功能获得性研究的反对意见。法国巴黎巴斯德学院的病毒学家Simon Wain-Hobson就表示,中华菊头蝠所携带的SHC014冠状病毒因为不具有致病性,本身对人类的危害有限,新制造出的重组冠状病毒SHC014-MA15不但毒性增强,这个实验本身也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的价值,一旦重组病毒从实验室泄露,没有人可以预测它的去向和可能造成的危害[10]。

Ralph Baric则认为,此实验不过是在模拟一个自然界中有很大几率会发生的病毒重组事件而已,虽然大多数蝙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并不能直接感染人类,但类似于SHC014这种携带能识别人体细胞结合蛋白ACE2的纤突蛋白的病毒,如果恰巧与携带有毒性的冠状病毒的骨架重组,那么新病毒就将跨过中间宿主的障碍,直接传染给人造成严重的公共健康威胁。

瑞得西韦2016年即可能对冠状病毒进行测试,美国政府暗中重启两个病毒改造研究计划惹质疑

来自政府方面的资金中断并没有阻止Ralph Baric对冠状病毒研究的信心,他依然积极寻找着可能的合作 伙伴来继续相关的实验。2016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制药公司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联合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治疗开发中心(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rapeutic Development Center),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和波士顿大学医学院(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发出了一款代号为GS-5734的小分子药物Remdesivir,试图对抗埃博拉病毒[12]。而这款新药也就是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中为人熟知的特效药物瑞得西韦。

2017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吉利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共同发现,该药对包括线状病毒(Filovirus)、肺炎病毒(Pneumovirus)和副粘病毒(Paramyxovirus)等多种单链RNA病毒都有不错的抗病毒效应[13]。而包括SARS和MERS病毒的冠状病毒作为单链RNA病毒,自然也在潜在的测试名单之上。于是Ralph Baric通过北卡大学联合范德堡大学开始了与吉利德制药公司的合作,在小鼠身上证明了Remdesivir对冠状病毒具有广谱的抗病毒特性,最终的研究成果于2017年6月发表在《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杂志[14]。随后,Ralph Baric联合范德堡大学, 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以及吉利德公司,由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出资六百万美元[15],实验Remdesivir对冠状病毒等的新发人畜共患病毒的抗病毒疗效[注1]。

近日,Ralph Baric博士表示他的实验室已经通过DNA合成厂商构建出了新冠病毒(SARS-CoV-2)的全长基因序列(cDNA),目前正在通过其反向遗传克隆技术人工合成新冠病毒,并会随后将病毒提供给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和美国其他医药公司及研究机构使用,用以加速开发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研发[16]。

2018年,美国政府因暗中重新开启了两个对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的资助而饱受美国社会质疑[17],Yoshihiro Kawaoka主持的关于H5N1禽流感病毒在哺乳动物中的传递性的研究也在中断数年后重新获得批准[18][19]。
4 回复 yongbing1993 2020-2-28 00:28
石正丽研究团队为何选择与美国全球PREDICT计划合作

在国内病毒界,作为中国新发病毒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石正丽博士现任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中心主任、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P4)副主任、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生物安全工作委员会主任、新发病毒学科组组长、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博士生导师。

石正丽博士长期从事新发病毒的病原学研究,在病毒的分离和鉴定、病毒的遗传进化、病毒的检测技术、病毒的分子流行病、野生动物传播的病毒的病原学、分子流行病学以及病毒的感染机理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研究经验。

自2004年,她开始从事野生动物如蝙蝠病毒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蝙蝠携带的、与人畜健康相关的新发传染性病毒如SARS冠状病毒、尼帕病毒、埃博拉病毒、汉坦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及其跨物种感染的分子机理的研究。其研究组于2004年首先试图从广东和广西的果蝠身上提取SARS相关病毒,然而在八个月的时间内一无所获。于是他们改变策略,通过对被SARS病毒感染过的蝙蝠种群进行SARS病毒抗体的检测,最终在广西和湖北的三种菊头蝠体内发现了SARS病毒的抗体,并在这三种蝙蝠体内检测到了多株不同基因型的、与SARS病毒基因组高度相似的SARS样冠状病毒,证明蝙蝠是SARS样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为SARS病毒的动物溯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这个里程碑式的工作由石正丽博士与时任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CSIRO)畜牧业动物安全实验室的研究员,现任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教授、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王林发团队、澳大利亚昆士兰农渔部的Craig Smith和Hume Field博士,以及时任国际保护医学联盟执行董事,现任生态健康联盟首席执政官的Peter Daszak博士共同研究完成,该研究随后被发表在了2005年的《科学》杂志上[20][注2],奠定了石正丽在新发病毒学界的地位。

随着研究的进行,石正丽博士逐渐认识到,对新发的动物源病毒,不断溯源找到其寄宿的自然宿主的重要性。随后,她带领她的研究团队足迹遍布于中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山洞之中,试图采集蝙蝠所携带的不同种类的冠状病毒,以期待可以找到SARS病毒的源头。

美方取走了上万件中国蝙蝠及人体等病毒样品?

2011年,石正丽博士的研究组与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资助的非营利性机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合作,通过PREDICT项目中国病原探索项目(PREDICT China Pathogen Discovery)[21],终于在云南昆明60公里外的的一个未被公布的山洞中,从中华菊头蝠的粪便里,分离并检测到了和SARS病毒高度同源的一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这项研究工作随后联合美国生态健康联盟首席执政官Peter Daszak博士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教授Jonna Mazet等研究组共同发表在了2013年的《自然》杂志上[22] [注3],首次证明了中华菊头蝠是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



图3. 庆祝2005年Science论文发表,王林发(左)石正丽(中),Peter Daszak(右)


随后,石正丽团队持续在云南的山洞中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监测,每年取样两次,并将样品与包括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副黏液病毒科(Paramyxoviridae),丝状病毒科(Filoviridae),黄病毒科(Flaviviridae)和正粘病毒科(Orthomyxoviridae)等几个不同的病毒种属进行比较,然后通过DNA凝胶电泳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随后研究人员会将扩增的DNA样品寄送到德国或美国的样品中心进行进一步的测序和鉴定,以确定病毒是否含有潜在的毒性。样品中心最后会将样品的基因序列和基因注释回复给武汉病毒所。

功夫不负有心人,石正丽博士的研究组最后终于在山洞中发现了十多株不同类型不同基因序列相似度的SARS样冠状病毒,SARS病毒所包含的基因元件均在这些病毒中有所体现,而且可以利用人、果子狸和中华菊头蝠ACE2作为其功能受体,感染人、猪、猴以及蝙蝠的多种细胞。随后的生物信息学分析也证实了SARS病毒是经过几个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重组而成,该项研究于2017年发表在《PLoS Pathogens》杂志[23]。



图4. 石正丽研究团队在蝙蝠洞布网,野外捕捉蝙蝠,处理样品


在偏远的山洞中搜寻蝙蝠可能携带的病毒其实并非一个寻常之举,与石正丽博士和武汉病毒所从2010年就开始合作的生态健康联盟,在全球范围都有类似的研究项目。

生态健康联盟是一家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直接资助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成立于1971年,总部位于纽约市,在2008年,生态健康联盟在Peter Daszak博士的带领下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第一次提出了“全球疾病热点地图”的概念,并首次描绘出了全球受新发传染病威胁最大的几个区域,随后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合作,在全球疾病热点地区大力发展PREDICT项目。该项目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新发传染病威胁(Emerging Pandemic Threats (EPT))计划的一部分。而石正丽博士作为国内新发传染病领域的专家,正是通过该计划开始了与生态健康联盟之后的病毒采集合作。出于对新发传染病病毒预防与监控相同的研究理念,双方的合作一拍即合。



图5. 1940年到2004年间全球新发传染病事件源发地图


新发传染病威胁计划旨在将动物学和人类健康专家整合起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传染病早期检测,传染病实验室诊断和迅速响应,以及降低传染病对地区和国际间的污染与危害。新发传染病威胁计划一共包含PREDICT, PREVENT, IDENTIFY, 以及RESPOND四个项目,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环,PREDICT项目起始于2009年,由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其合作伙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态健康联盟,Metabiota公司(前身为全球病毒预测公司Global Viral Forecasting Inc.),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以及来自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方面的技术支持,与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35个国家协同合作[24],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员提供培训与技术支持,对可能引发流行病的病毒以及与野生动物有着密切接触的人群进行监控与预警。

PREDICT项目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全球协作的病毒监控系统,用以监测可能造成大范围流行病的病毒爆发事件,并及时鉴别病源的类型。与传统监测手段不同的是,PREDICT并没有把监控重心放在医院等病毒可能爆发的场所,而是退一步希望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去了解病毒究竟是怎样在生态系统中与各种动物和不断开疆辟土的人类进行互动,如何在人类的身边与人类共存,并逐步进入人类的生态链之中。

PREDICT项目的研究团队遍布于全世界31个合作国之中,对一些动物与人类有着密切接触的热点地区和关键区域进行实地考察,建立由各地情报员组成的监控网络,用以监督当地主要的野味市场和农贸场所,并对市场上发现的非法野生动物贩卖和异常的交易活动进行上报,并由研究人员对热点区域可能存在的病毒进行预防性提取,对新发现的病毒进行录入,监测当地病毒的种类并评估病毒潜在的危害性,研究可能的应对方法,并对可能发生疫情进行预警[25]。

根据PREDICT项目公开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4月至2018年9月,PREDICT项目针对冠状病毒总计在中国采集了约388批次,8680件来自蝙蝠,老鼠及人体的病毒样品进行监测预警,其中PREDICT 1 项目为238批次,4874件样品,PREDICT 2项目为150批次,3806件样品。以及总计241批次PREDICT 1和PREDICT 2项目的样品检测结果。据统计,至少有上万件左右的动物及人体的病毒,被运至美国的试验室里。

这个试验室给出的结果,是绝大部分的监测结果都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此病毒样品有可能会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其中在2011年检测到了一株SARS样冠状病毒HKU3和一株SARS相关冠状病毒RsSHC014,以及在2013年检测到了一株β属冠状病毒PREDICT-CoV-57和一株温带蝙蝠β属冠状病毒时PREDICT项目都对可能发生的疫情做出了预警提醒。

而RsSHC014冠状病毒正是石正丽研究组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三株新发现的SARS样冠状病毒之一,也是日后石正丽研究组与北卡的Ralph Baric教授引发争议的2015年合作文章中构建嵌合体病毒所用到的病毒材料之一。PREDICT项目当时对此病毒的预警为“这是一株近期报道的在中华菊头蝠上发现的β属SARS样冠状病毒RsSHC014 (Genbank访问编号 KC881005)。此病毒比之前鉴定出的所有蝙蝠类冠状病毒都更接近SARS病毒,特别是其纤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

该病毒已经被Ge等人在文章(doi:10.1038/nature12711)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此病毒对人类健康有潜在的重大威胁。[26]“

2020年2月,美国病毒学家奥利瓦尔揭示了他在收集的数千只中国蝙蝠样本中的惊人发现:“我们总共发现了大约400种新的冠状病毒。这意味着有400个可能导致一场疫情爆发的候选病毒。”并直言揭蝙蝠携带新冠病毒可能直接感染人。







图8. (上)PREDICT项目在中国的样品监控网络,(中,下)PREDICT项目对中国提取样品的分析报告


中疾控主任高福联合多国病毒学家发起“全球病毒基因组计划”

PREDICT项目在中国的十年间,与石正丽博士等病毒学研究组在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采集了大量的蝙蝠相关样品,并与当地可能和野生动物有密切接触的村民进行标本的采集和血清学诊断,通过PREDICT项目对提取的病毒进行的鉴别与分类,监控病毒发展的趋势,寻找病毒传播的路径,防止病毒从蝙蝠感染人类的事件发生。

诚然,PREDICT项目的终结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在其运行的十年间,PREDICT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总计收集了超过10万件样品,鉴定出了超过一千种新型病毒,包括一种新型埃博拉病毒,并在全球亚非拉美州的发展中国家培训了大量卫生安全和传染病防护人员。





图9. (左)研究人员在广东处理蝙蝠样品,(右)研究人员在云南的山洞中搜寻可能携带病毒的蝙蝠。(下)研究人员在广西桂林漓江七星岩洞内勘察地况

PREDICT项目迄今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2009-2014年为第一阶段,称为PREDICT 1,2015-2019年为PREDICT 2,总计花费已超过2亿美元[27],仅生态健康联盟一家合作机构从2011年起就获得了超过七千四百万美元的财政拨款,2018年更是达到了一千五百万美元[28]。然而,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对外交和外国援助的财政预算进行了大幅削减。美国国务院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年度财政预算从2017年的549亿美元降低到了2018年的376亿美元和2019年的393亿美元[29],受此影响,美国国际开发署2019年的年度财政预算被削减了33%,只有168亿美元的总计预算[30]。

2019年10月,美国政府最终宣布彻底关闭PREDICT项目。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际卫生安全和发展司总监丹妮丝·卡罗尔博士表示,喜欢规避风险的官僚主义是造成这一结局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美国国际开发署更倾向于通过已经经过测试的较为完善的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比如疟疾蚊帐等项目。相比之下,PREDICT项目更像是一个科学项目。[31]”



纵观如此浩大的一场人与病毒之间的全球战役,PREDICT项目为人类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示例和思路。2018年,由Dennis Carroll博士,Peter Daszak博士,Jonna Mazet博士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博士等人发起了一项更为野心勃勃的全球病毒基因组计划(The Global Virome Project),试图将大自然中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病毒一一鉴别出来,以便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

根据PREDICT全球项目总监,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Jonna Mazet的估计,完成整个项目的总费用可能高达35-40亿美元[32]。自然界现存的病毒多达数十多万种,如果我们可以从自然界中提取到这些病毒,并进行预先分类与处理,研究其致病的机理,并对野生市场和与野生动物进行频繁接触的人群进行监控,对医院等疫情可能爆发的场所进行症候群监测,对出现特定病症的病人和数量设定预警机制,相比此次爆发的新冠疫情,或许在下一场重大疫情来临之时,我们可以比现在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

随着人类生存空间在生态系统中的逐渐扩张,人与动物的接触将更加频繁,新发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未来对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未知新发传染病将会是一个全球化问题,需要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协同监测,加强早期检测的准确度,做到快速应对与及时防控;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更加重视相关的病毒学研究课题,发展合成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培养技术与防护人才,努力将未来新发疾病可能带来的风险与影响降至最低。

【注1】:项目编号:1R01AI132178-01, 广谱抗病毒GS-5734用于治疗MERS以及其他相关新发冠状病毒 (Broad-spectrum antiviral GS-5734 to treat MERS-CoV and related emerging CoV)

【注2】:2005年研究由中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自然储存宿主在病毒传播中的作用”(项目编号:2005CB523004),中国科技部国家“863”高技术发展计划(项目编号:2005AA219070),欧盟委员会Sixth Framework Program “EPISARS” (no. 51163),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合作研究中心传染病项目(Project 1.007R),以及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Ecology of Infectious Diseases’’(Award No. R01-TW05869)联合资助

【注3】:2013年研究由中国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动物源病原体的发现及其对人类致病性研究”(项目批准号:81290050),中国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我国重要自然宿主及媒介昆虫的病毒病原调查”(项目编号 :2013FY113500),中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重要病毒跨种间感染与传播致病的分 子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1CB504701) 和“重要病毒的入侵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0CB530100),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81290341和31321001),以及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 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 Award No. R01AI079231: “Risk of viral emergence from bats; Award No. R01TW005869: “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ward No. R56TW009502: “International Influenza Funds”; PREDICT)等机构共同资助完成。

参考文献

[1]. White House. Doing Diligence to Assess the Risks and Benefits of Life Sciences Gain-of-Function Research.

[2]. Science Magazine. After criticism, federal officials to revisit policy for reviewing risky virus experiments.

[3]. Science Magazine. Scientists Brace for Media Storm Around Controversial Flu Studies.

[4]. Ron Fouchier, Yoshihiro Kawaoka et al. (2012) 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 on H7N9.

[5]. Ron Fouchier et al. (2012) Airborne Transmission of Influenza A/H5N1 Virus Between Ferrets.

[6]. USA Today. Anthrax scare is latest safety lapse at CDC labs.

[7]. USA Today. Sloppy practices by CDC scientist cited in lab mishap.

[8]. Science Magazine. Six vials of smallpox discovered in U.S. lab.

[9]. Ralph Baric et al. (2003) Reverse genetics with a full-length infectious cDNA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10]. Nature. Engineered bat virus stirs debate over risky research.

[11]. Zheng-Li Shi, Ralph Baric et al. (2015) 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

[12]. Travis Warren et al. (2016)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the small molecule GS-5734 against Ebola virus in rhesus monkeys.

[13]. Michael Lo et al. (2017) GS-5734 and its parent nucleoside analog inhibit Filo-, Pneumo-, and Paramyxoviruses,

[14]. Ralph Baric et al. (2017) Broad-spectrum antiviral GS-5734 inhibits both epidemic and zoonotic coronaviruses.

[15]. NIAID. 1R01AI132178-01. http://grantome.com/grant/NIH/R01-AI132178-01

[16]. MIT Technology Review. Biologists rush to re-create the China coronavirus from its DNA code.

[17]. The Washington Post. The U.S. is funding dangerous experiments it doesn’t want you to know about.

[18].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Two Research Projects Reviewed Under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Framework for Guiding Funding Decisions about Proposed Research Involving Enhanced Potential Pandemic Pathogens.

[19]. NIH. 4R01AI069274-09. Transmissibility of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in Mammals. https://projectreporter.nih.gov/project_info_des**tion.cfm?aid=9121375&icde=43505586

[20]. Zheng-Li Shi, Peter Daszak et al. (2005) Bats are natural reservoirs of SARS-like coronaviruses.

[21].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2011年度报告http://159.226.126.50/Public/upfile/article/201801181400404153.pdf

[22]. Jonna K. Mazet, Peter Daszak & Zheng-Li Shi et al. (2013).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that uses the ACE2 receptor.

[23]. Peter Daszak, Zheng-Li Shi et al. (2017) Discovery of a rich gene pool of bat SARS- related coronaviruses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SARS coronavirus.

[24]. USAID. Pandemic Influenza and Other Emerging Threats.

[25]. Jeffrey Marlow. The Virus Hunters.

[26]. USAID. https://healthmap.org/predict/

[27]. USAID. USAID | PREDICT: Reducing Pandemic Risk, Promoting Global Health.

[28]. EcoHealth Alliance. FY2018 Annual Report

[29]. The Washington Post. Lindsey Graham: Trump’s State Department budget could cause ‘a lot of Benghazis’.

[30]. USAID. Fact Sheet: Fiscal Year (FY) 2019 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Budget.

[31]. Vox. A crucial federal program tracking dangerous diseases is shutting down.

[32].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Emerging Pathogen Surveillance with Jonna Mazet, PhD.
4 回复 yongbing1993 2020-2-28 00:29
特朗普把新冠肺炎比作普通流感,是打的什么盘算?(视频)
文章来源: 深圳卫视 于 2020-02-27
5 回复 mali50 2020-2-28 02:12
yongbing1993: 美病毒改造监控计划始未:从中国拿走上万件样本?(图)
文章来源: 凤凰网 于 2020-02-27

文/Alex Cui (生物信息学博士,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计算生物学科学家)

是很可怕。中国却完全是按别人设想的剧本演戏,配合默契,疫情扩散不算,还差一点把武汉生物所端了。
5 回复 荆州草根 2020-2-28 07:19
作者所概述的那时的人民公社,基本是实情。
不过, 就我回乡任主要干部的大队而言,那时的主要 问题在于:
(1)“一平二调”, 除了其他方面,光劳动力就占去了约5%+。
(2) 会议太多, 占去了高达3-4%% 左右的劳动时间。
(3) 冬天的水利建设应该做,也做了很多好的(80年以后逐年失修)。但是,完全是手工,加上一些瞎指挥,至少占去25% 到35%的全年劳动时间,且在短期上,是非生产性的,又很花钱。
(4)尤其是一般不准农民搞副业(城郊除外),连房前屋后的地方,是否允许植树种菜,政策都时常变化。没有副业,只靠水稻或一些棉花,因剪刀差价格很低,农民收入也就很低。
(5)49年以后,一直到10多年前,广大农村用柴草做饭。荒湖荒山开垦成农田后,柴草的资源大幅减少,可人口却大幅增加,形成极大、极大的做饭柴草的供需缺口。致使水土流失严重,劳动力花在“砍柴”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有些年、有些地方甚至多达10%以上。 自己在美国近三十年来,仍然时常梦到没柴做饭。
(6)农业科技没有跟上,农业机械少。例如,80年后的杂交水稻,使稻谷亩产大幅提升。
(7)当时的分配方式,上面的政策主要是按大寨的“评议工分”,但其实在生产队一级,能定额就定额了。
(8) 在宏观政策上,加强农业这个基础的方式和方向,从经济学上看,至少从我所理解的经济学上看,一直弄错了。一说加强农业这个基础,就向农村加人,把城市劳动力向农村转移,58年自然灾害后是这样,文革后期也是这样。但是忘记了,土地的边际生产率的递减规律。就那么多地,不提高科技,投入再多的劳动力,其额外的粮食产出还不足以满足所增加的劳动力对粮食的需求。这就说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刘易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事实上,只有向城里转移人口、加强农业科技,而不是相反,才是当时存有大量剩余农民情况下的加强农业的方法。这条说这么多,一是因为,当时这种观念的错误,导致农村劳动力越多、农村越穷! 而是,即使今天,仍然有很多、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包括相当一些农业经济学家。一说加强农业,就谈及如何引农返田。
拙作《论中国经济大发展》对此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尤其关于联产承包制的长与短。
4 回复 古久先生 2020-2-28 09:47
如何评论毛、邓的农村政策,也许各人的观点不一样。
但如果要农民自己去判断哪个时代好,农民应该还是愿意接受邓执政后的农村政策吧,尽管邓时代的农村政策并不一定是邓本人的主意或计划、而且邓去世20多年了。
2 回复 yongbing1993 2020-2-28 22:02
荆州草根: 作者所概述的那时的人民公社,基本是实情。
不过, 就我回乡任主要干部的大队而言,那时的主要 问题在于:
(1)“一平二调”, 除了其他方面,光劳动力就占去了
“一平二调”是当时主管搞的,  发现后即时纠正了。

人民公社是新事物,  绝对不会完美无缺!  但将农民组织起来应该是个很好的尝试。人民公社这些年的实践证明优越性很多。只是想解散的人只看一些不足之处。如能坚持不断完善后,  最起码不会有今天没人去种田的恶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个大谋略,  从长远从农村发展从培养年青人.....好处实在太多了。只是可惜为反对而中断了。只看个人得失只看眼前利益不站在民族、一个人口众多、农村落后又人多地少的角度看是不被理解的。上山下乡也是古今中外首创,  肯定不完美,  应该不断完善才对。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  从国家层面出钱出力培养年青人总比放任自流自生自灭出了这么多绝对精致的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群体要好吧。

小岗村给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带来什么?  农民单干是几千年的形式。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0-2-28 22:05
古久先生: 如何评论毛、邓的农村政策,也许各人的观点不一样。
但如果要农民自己去判断哪个时代好,农民应该还是愿意接受邓执政后的农村政策吧,尽管邓时代的农村政策并不
谢谢来访和留言。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0-2-28 22:21
mali50: 是很可怕。中国却完全是按别人设想的剧本演戏,配合默契,疫情扩散不算,还差一点把武汉生物所端了。
静下心来想想的确心寒。万事开头难! 毛泽东那几代共产党人用生命鲜血亲人自己的受苦受难逃难似的下农村钻山沟爬雪山过草地没好吃没好穿无房产无存钱几千万的中华民族的优秀的英雄儿女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能在世界上站起来开了一个好头,  可惜给败了。

昨天看到一个视频,  美国一城市中的一个华人老伯甚至被黑人追打......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0-2-28 22:28
mali50: 是很可怕。中国却完全是按别人设想的剧本演戏,配合默契,疫情扩散不算,还差一点把武汉生物所端了。
毛泽东为了什么?

他继承他父业,  一定是一方大地主。

他在国民党,  一定混个大官当当。

他在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后退下不管,  造几处豪宅,  存几箱黄金白银有谁敢说一个"不"。

可他为什么不这样做?

邓小平.......
1 回复 mali50 2020-2-29 00:50
yongbing1993: 静下心来想想的确心寒。万事开头难! 毛泽东那几代共产党人用生命鲜血亲人自己的受苦受难逃难似的下农村钻山沟爬雪山过草地没好吃没好穿无房产无存钱几千万的中华
国怂有人欺负。
1 回复 mali50 2020-2-29 00:55
yongbing1993: 毛泽东为了什么?

他继承他父业,  一定是一方大地主。

他在国民党,  一定混个大官当当。

他在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后退下不管,  造几处豪宅,  存几箱黄金白银有谁
之前的走资派贪财,后来的走资派图名。剩下骨头的中国最后只剩下皮。没有了骨头,哪还有模样?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0-2-29 22:27
mali50: 之前的走资派贪财,后来的走资派图名。剩下骨头的中国最后只剩下皮。没有了骨头,哪还有模样?
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人口超千万的城市就有16座,整个国家构成一个巨型社会。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无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政府治理,都肩扛着巨大的压力和责任,各级领导和治理者必须知所敬畏,慎之又慎、戒之又戒,绝不能懈怠草率、心存侥幸。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只可惜改革开放后历届走资派大小各级官员们和砖家叫兽精英分子们,热衷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且不择手段地追求政绩和争先富赚钱圈财,   根本不顾劳动人民的生死。不得不说,这次疫情最先在湖北武汉等地发生并迅速蔓延,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从中央到当地省、市官员不良的从政心态,一味的轻松麻痹、放任恣肆,丧失了起码的警觉。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不断破坏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为老百姓着想的好的制度的后果,   用不管黑道白道乱摸石头治国人人向钱看争先富结下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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