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沦为叛徒成了蒋介石的鹰犬

张国焘沦为叛徒成了蒋介石的鹰犬

张国焘 南下北上  西进东进  由领袖到叛徒　　

1927年，北伐大功垂成，蒋介石、汪精卫先后退出革命，鸟尽弓藏，将中共满门抄斩。大革命失败后，张国焘远赴苏联，毛泽东选择留在国内。1931年初张国焘被中共中央派回国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赴鄂豫皖根据地，代表中央领导鄂豫皖苏区工作。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这几个中央大员的到来，彻底改变了鄂豫皖苏区的命运。他在鄂豫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并主持开展错误的“肃反”。与中央大员到中央苏区后反毛、肃反一样。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将苏区原领导人能排挤的尽力排挤。他先是改组了红4军（与朱毛红4军一样，也称红4军），将军长旷继勋拿下，换上资历较浅的徐向前。然后他又撤掉了善战的曾中生，由陈昌浩任红4军政委。接着，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始了错误“肃反”和 “打AB团”。殃及整个红4军和根据地地方政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许继慎及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舒传贤、徐百川、王效亭、方英、廖业琪、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江子英、黄刚、王长先、任难等根据地创始人、红四军高级将领及一大批营、连级干部惨遭杀害。除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被杀光。而曾中生、旷继勋没有被杀是因为中央点了名要保，徐向前幸免于难则是因为高级军事 指挥员已极度缺乏，只好留下他。而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却在审查中被杀掉，徐向前一直不敢问原因，直到多年后去了延安才知道真相。1933年夏，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再次进行“肃反”，余笃三、旷继勋、舒玉章等先后被杀，后来还有曾中生。　

   

张国焘不同于博古、夏曦，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人，威信高、口才好，有组织能力，既杀人又会用人。依靠曾中生和徐向前在鄂豫皖根据地无法坚持时，突围到川陕边界又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猛烈扩红，红四方面军人数壮大到8万人。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而此时，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经过两万里长征，到达川西北时已由10万下降到2万多人。　　

   

1935年6月中旬，毛泽东率中央红军翻过终年积雪、人烟罕至的夹金山，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此时，集结于这一地区的红军兵力达10万多人。毛泽东和张国焘同为中共一大代表、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是红军中资历最老的党员。此时两人又别为两支主力红军的领导人。　　

   

在红军发展战略方针上，毛泽东意志如钢，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只有领导抗日才能壮大红军，扩大革命。张国焘认为全国苏维埃运动已遭到重大挫折，旗子不宜再继续打下去，应该找一块能养兵的地方先站住脚，形成地方割据，再观全国形势。他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地，向南、向北、向东、向西的方向都提出过，视胡宗南军、薛岳军、杨虎城军和刘湘川军的强弱变化而定，主张红军南下川康或西进青海、新疆，反对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重申了北上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远离革命中心的退却主张。陈昌浩、徐向前支持中央的意见，张国焘只好勉强同意北上方针，会合后却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张国焘凭借雄厚实力，手握重兵，向中央要权，要求改组中央和军委，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下级党要求改组中央党并成功的特例。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为了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中央开会讨论给张国焘一个合适的职位。张闻天要让总书记职，毛泽东深谋远虑，不赞同，提议将周恩来红军总政委一职相让。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真是远虑如神。如果张闻天将总书记让给了张国焘，那中央继续北上就真坐实了“分裂红军”、“逃跑主义”之罪名，被批判的就不是张国焘了。

   

芦花会议，解决了组织问题，朱德仍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沙窝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林彪）改编的第1军、三军团（彭德怀）改编的第3军及红四方面军部队是第4军和第30 军组成，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指挥右路军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军、第31军和红一方面军的5军团（董振堂）改编的第5军、9军团（罗炳辉）改编的第32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并指挥左路军。根据中央的规定，左路军的行动方向，是经阿坝到班佑集结，向右路军靠拢。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跋涉的，跨过荒无人烟、气候恶劣、布满泥潭的草地，8月下旬，分别抵达阿坝和班佑。此时，北方胡宗南尚未完成集结布署，张国焘却不想北上了，仍坚持南下的方针，借口噶曲河水上涨，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密电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也南下。幸叶剑英提前看到此电，向中央报告。毛泽东看不可调和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紧争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中央先行北上，越过胡宗南的包围线，直入陕甘，翻过六盘山，三军过后尽开颜，革命前途豁然开朗。陈昌浩率右路军原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克服饥饿和疲劳，再次通过渺无人烟的草地，回渡南下，红军分裂了。　　

   

中央走了，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反诬毛泽东、中共中央“分裂红军、逃跑主义”， 攻击中央红军是“无止境的逃跑”、“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大、博古中央委员，开除党籍，要求中央改成“北方局”或“西北局”。 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被裹挟在张国焘这里。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不为其利诱胁迫所动。张认为南面的川军都是被红四方面军打怕的“残敌”，于是喊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饿虎出山，势如破竹。但功败垂成，百丈关一战，“重返罗网之残匪”被刘湘一战击败，损兵过半。张国焘不得不率红四方面军再次退回川康苦寒之地。更重要的是，南下赤化全川无出路，敌军围困万千重，张后来不得不北上。而此时，毛泽东已率中央红军进入陕北，直罗镇切断了敌人尾追的“尾巴”，一战奠基。不久，张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又从共产国际回来，毛泽东让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电令他北上。

     

1936年6月，贺龙、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原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中央红军的红六军团和贺龙、关向应率领的湘鄂西红二军团组成）进过长征来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通过朱德宣传真相，朱德、贺龙、任弼时、萧克、刘伯承、关向应、董振堂、罗炳辉同张国焘分裂党、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进行了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北局。６月１０日，张国焘复电中央，表示同意６月底北上，但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创一个局面。中央十分警觉张国焘退入新疆，警告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北上，宜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临、洮地区。”9月，二、四方面军历经艰辛，陆续北上，进入甘肃。在岷州西北局会议上，张国焘又主张“西进计划”，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打通青海、新疆，取得苏联支援。二、四方面军分兵北进，果不其然，张国焘带领四方面军北出甘肃后，屯兵临夏、临洮地区，意欲西渡黄河，复电“我们以快进西北为宜”。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北进配合一方面军攻打宁夏“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 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令张率部占领静宁、会宁，抵近宁夏南部，与一、二方面军靠扰，为夺取宁夏创造条件。张国焘却主张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直取永登、凉州（武威）。把西逃新疆，与中共中央北进宁夏混为一谈，辩称进军甘肃、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红四方面军占领甘北后，可接应一、二方面军渡河 ，同时打通新疆、蒙古两地国际路线。中央连续电令，在朱德等红军高级将领的坚持下，最终排除了干扰，迫使张国焘暂时放弃打通新疆计划，向静宁、会宁进击。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大会师。一年前，毛泽东在率红一方面和中央独自北上时对陈昌浩、李特等追来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说的两句话一一应验：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 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　　

     

三军会师后，中央开始执行夺取宁夏计划。中共中央早在1936年8月经与东北军协商，就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1）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2）9月底前，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九泉）。（3）10月和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夺取宁夏的准备。（4）12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期度过黄河北上，占领宁夏。（5）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兵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将全国的抗日运动推向高潮。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　　

   

 宁夏战役给了张国焘一次最好的实现西进计划的机会。他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远离中国主体，远离抗日前线，打通新疆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支持。由于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令第五军（原中央红军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渡过黄河后，擅自撤走担任钳制、阻击毛炳文任务的第四、第三十一军，从而敞开了海打战役的左翼战线，使毛炳文、胡宗南两部得以合扰，战机已失，海（源）打（拉池）战役被迫终止，宁夏战役计划落空；张国焘于是趁机向中央提出，放弃现阵地，集中全部五军、九军、三十军西进。发动平（番）、大（靖）、古（浪）、凉（洲）战役。至此，张国焘终于可以实现西进甘西计划了，向凉州、向河西走廊西进——打通新疆国际路线。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彻底失败。事实告诉人们，中共中央命令四方军西渡黄河，是为了北取宁夏，而河西部队所实行的则是张国焘的西进逃跑路线。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不能集中先占宁夏，终被各个击破。一方面军独攻宁夏 “顾此失彼”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后来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