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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特殊化
毛主席曾对肖劲光说过这样一句话：“劲光呀，我希望你记住我的话，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那些搞特殊的人，迟早要搞垮自己的。”其实，毛主席不仅自己“搞”特殊，而且还让自己的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搞”特殊，“搞”得无以复加，“搞”得无与伦比，“搞”得日羞月愧，“搞”得鬼哭神泣。完全可以这样说，毛主席“搞”的特殊，简直“搞”到了极致！
那么，他究竟“搞”了哪些特殊呢？
一是他“搞”了不配专车的特殊。早在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和爱戴，专程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党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主席配一辆，主席知道后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在毛主席的坚持下，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二是他“搞”了送儿子上劳动大学的特殊。5岁便离开、24岁才与毛主席相聚的岸英，从莫斯科一回到延安，毛主席就直接送他上了劳动大学。8个月后，毛主席看到身穿一套旧灰布衣服、头上用白羊肚毛巾扎着个英雄结、两条又粗又黑的胳膊闪着黝黑的光彩、脸也晒得黑不溜秋的、手上还磨起厚厚的老茧、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青年农民模样的儿子时，欣慰地说：“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你劳动大学毕业了！”
三是他“搞”了开后门送儿子上抗美援朝战场的特殊。1950年，美国发动了一场灭绝人性的侵朝战争，中朝边境上空，布满了战争阴云，党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任命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参战，毛主席身边许多人包括彭总考虑到主席为革命已失去了好几位亲人，怕再失去毛岸英，均表示反对。毛主席为了满足岸英入朝作战的心愿，破例为其要彭总开后门，在家宴上举杯替儿子求情，感动了彭总，终于使其成为志愿军第一兵。不久，毛岸英光荣牺牲。当毛主席获悉噩耗，痛惜之余，发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四是“搞”了绝不允许儿子违反婚姻法的特殊。1948年的一天，十七岁的刘思齐和二十六岁的毛岸英来到毛主席办公室，陈述了结婚的想法。当得知刘思齐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时，毛主席说：“噢，还不满十八周岁，你们着什么急啊！到了满十八周岁后再结婚嘛，反正我都同意了。婚姻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方可结婚，再等一等，好吗？”思齐同意了，但岸英还想不通，他对爸爸说：“我今年二十六岁了，我想结婚以后好好工作和学习，就不操这个心了。”毛主席有点生气：“你是不是想让我现在就同意你们结婚呢？”岸英说：“是的。”毛主席很严厉地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你不遵守婚姻法，还能叫谁遵守婚姻法啊？婚姻法刚刚公布，就违犯它，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直到1949年10月15日，毛主席才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五是“搞”了“不要使政府为难”的特殊。1949年，毛主席刚进京，便收到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信，他希望毛主席能在北京给其安排工作。接信后不久，毛主席回信希望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毛主席同时又写信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嘱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六是“搞”了我的亲戚“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的特殊。1954年4月29日，毛主席针对亲属中有的来京看望他回乡后，骄傲起来，不大服从地方政府领导，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对我的亲戚应“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七是“搞”了“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子”的特殊。1953年，毛主席到武汉视察，由于此前曾多次去过武汉三镇，这次特意提出要去汉阳，但武汉的同志考虑到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也没有渡江的轮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对毛主席的汉阳之行。毛主席没讲别的话，只反问一句：“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子？”反问的含义很显然：党的主席和党的其他干部只是责任不同，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八是他“搞”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的特殊。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降工资，不吃红烧肉。毛泽东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后，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降为404.80元，降幅达到33.64%。同时，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跟老百姓一样饥肠辘辘，腿脚常常浮肿。
九是“搞”了73个补丁睡衣一穿就是20年的特殊。从1953年到1962年，毛主席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一件打着73个补丁的睡衣，一穿就是20年。对此，毛主席是这样看待的：“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多一发子弹”；“没关系，穿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十是“搞”了子女与工农子弟划等号的特殊。50年代后期，李敏、李讷考上大学后，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她们过着与工农子弟划等号的生活，吃住在学校，同普通群众的子女一起，七八个人住一间宿舍，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一样下乡参加劳动，回家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时候，她们才能得到回家见见父母的机会。而就是在这种时候，她们也还是照例去机关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讷参加学校的活动，天黑才离校回家。警卫员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瞒着毛主席用车接了她，毛主席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警卫员，并质问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独自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十一是“搞”了“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的特殊。也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有一天，一名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几天后，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严肃批评了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主席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十二是“搞”了“礼品一定要送仓库”的特殊。1964年，瑞士总统送了两块金表给毛主席。当工作人员向他征询是否留下时，毛主席说：“这种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种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另外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民主人士黄炎培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主席，茶场同志听后，精选了上等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回京后将茶叶送给了毛主席，并说明了情由。毛主席了解情况后，委托别人把这罐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表示了感谢。
十三是“搞”了替身边工作人员退赔土特产的特殊。毛主席特别警惕身边出现“贵族”、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三令五申，“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敲响警钟：“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在我身边，职务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 1959年9月，当他了解到身边工作人员收受地方赠送土特产的事实后，大发雷霆。立即开展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对一些工作人员的职位进行了调整，使他们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锻炼和改造，并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费，按照实际收受情况，一共退赔了3万多元。
十四“搞”了为革命失去11位亲人的特殊。众所周知，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主席的一家，先后牺牲了6位亲人，如47岁的弟弟毛泽民、28岁的妻子杨开慧、28岁的儿子毛岸英、29岁的小弟毛泽覃、24岁的堂妹毛泽健、19岁的侄儿毛楚雄。不仅如此，还有5位亲生子女有的不知去向，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过早夭折。如下落不明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生下来便分离的第一个女儿、失踪的第五个儿子、先天不足而夭折的第六个儿子、无法寻找的第七个女儿。
象毛主席这样“搞”特殊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恕不一一陈述……
毛主席真的没“搞”特殊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毛主席不仅“搞”特殊，而且还大“搞”特“搞”。凡是有“搞”特殊的时机和场合，毛主席都不会放过，都会迎“特”而上，“特”得不近人情，“特”得难以理喻。
不过，需要我们辩分明的是，毛主席“搞”的特殊，究竟是有利于国家，还是有利于私家；是有利于民众，还是有利于个人。由上述可见，毛主席“搞”的特殊，有利于共产党信仰的传递，有利于全民意志的统一，有利于党的形象的树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崛起。
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能像毛主席这样“搞”特殊，改革还会有寒气吗？开放还会有秽气吗？官场还会有戾气吗？精英还会有媚气吗？社会还会有瘴气吗？百姓还会有怨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