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被复辟新文化进入民国

共和被复辟新文化进入民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12年4月孙中山辞职，孙中山当了中华民国3个月的临时总统。随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南方政府与北方的北洋政府分治了几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孙中山的共和被复辟被强奸，但使袁世凯的帝制阴谋最终受挫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袁世凯的敌对军阀和袁世凯的付总统野心勃勃的继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凯去世的一九一六年一年中，军阀割据，全中华民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就连中华民国南方政府和北洋政府分治的政府曾经行使的脆弱管理，也随着国家的分裂而不复存在”。晚清時期，經過甲午戰爭、庚子事變後，民族危機空前緊迫，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和政治制度產生強烈懷疑，激進的要打倒之，保守的也要改良之。天朝自大，頑固不變，已經成為笑柄。当时，西方列强要么是英式君主立宪制，要么是美式民主共和制。在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中，中國派出很多青少年赴日本和歐美留學，例如蔡元培、陳獨秀、魯迅、胡適等。這批青少年接受了各類西方現代思想，日後成為五四運動的思想骨幹。

于是中华民国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各界人士，便起来寻求救国之道，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有批人认为民国所以出了“皇帝” ，在于民智不开。应推行白话，以广文化。1917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組織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國語。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孔教、反文言、抵制儒家学派”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文化，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由章士钊与黄兴等人一起商议过的《甲寅杂志》创办于1914年(民国三年)，编辑和出版都在日本东京。主要撰稿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杨昌济等，关系多互为同乡、好友、同学，有的则是读过章士钊主笔的《民立报》、《独立周报》而选择投稿，有的是留日学生通过投稿而成为编辑同人,  有的是留美学生通过投稿给《甲寅杂志》 。

留学美国的胡适在1915年的《非留学篇》刊登于《甲寅杂志》。胡适作于1912年的《非留学篇》当年登于"美国留学生报"上。时年21岁的胡适在《非留学篇》中开宗明义提出“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在他看来，留学的目的在于再造一个新文明，若留学有数十年之久仍不能造就新文明，则是留学政策的失败。胡适不仅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当时留学政策的失误以及留学生群体的一些积弊，更是提出了初步的改良方案。看在20世纪初的一代留美学生中，普遍存在一种“耻感”，振兴家国的使命意识很是强烈。胡适是资产阶级学者,  他反封建反外国侵略中国,  也是不问政治者。他反对共产主义。但他没有乞求美国政府来反对中国。他起初认为美国共和好,  美国政府会公平正义,  但在孙中山的共和被复辟、一战胜利国民国在巴黎和会上美国对民国的出尔反尔使他失望。这有别于当代的邓小平盲目派遣赴美留学生中的反华反共分子们。但盲目大量派遣赴帝国主义的留学人数有得一比。自邓小平复辟后至今四十多年, 百年前先人们己经找到找对的路不走,  又复辟回旧封建旧孔儒旧自私自利的旧时代,  如今的中国也是各种思想混乱, 谁也不服谁, 民心焕散,  更是将外国文化中的糟粕带回中国大行其道,  躲在外国的留学生们鼓动外国政府反华反共。崇洋迷外、卖国求荣不减百年前。

十九世纪时，欧洲中心主义在西方学术界风靡一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思想。1898年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出版，物竞天择思想迅速流行，进化论的传播为伦理革命以及唯物史观的确立扫清了障碍。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就是用进化论的观点来"敬告青年"的。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启蒙思想家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及改造国民性理论对留日中国学生的影响也很大。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家永丰吉的《文明史》、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都涉及到“文明”、“国民性”（或精神、元气等）、“地理与文明”等，而且极力推崇法国，称其为“文明之母”，日本盛行起“法国革命热”以及文明史热潮。时在日本的梁启超受此影响，对法国大革命极其推崇，誉其为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主要动力，赞其为“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随着西方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蓬勃发展。来华外国传教士们将国外的各式各样的文化传入民国。而描绘的中国充满了落后、失败以及灾难感,  当时外国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说中国人在精神思想层面上的麻木、萎缩、愚昧，以及面对极权统治的无动于衷、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和没有信仰的国民特性。新文化运动中流行的中西文化比较理论，受西方殖民影响下，见一外国人则崇之拜之，视之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上帝。虽一外国流氓，其入中国也，其身价可以倍周孔。官吏大夫与交接者，得其一顾盼，登龙门不如也。”而八国联军占领的北京“家家户户，都高挂着顺民旗，口口声声，都高喊着洋大人。因惊生惧，因惧生媚，于是把从前扶清灭洋的排外主义，变成个托庇捧臀的媚外主义，因此人人媚外，举国如狂。”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等人建议把尚余的庚子赔款用于发展教育事业,以抵御日本势力借大批留日学生对中国的渗透，“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1907年罗斯福总统宣布将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 退还中国,作为中国向美派遣留学生的经费,所以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留学美国的学生也比较多。胡适就是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曾为新文化运动激进派的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一方面批判儒教,另一方面则推崇基督教。1917年,他在致《新青年》读者的信中说: "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日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以其利益社会之量,视孔教为广也。”

辛亥革命后，安徽独立，但社会混乱，兵痞横行。易白沙与革命党人组织青年学生为青年军，任大队军监，率军打击乱军头目，维护社会秩序。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他奔走湘、皖之间，力劝当局者响应讨伐袁世凯。讨袁失败后，流亡日本，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发表揭露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祸国殃民罪恶本质的文章，启发国人觉悟。1915年《新青年》创刊后，易白沙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孔子平议》等文章，宣传民主与科学，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新文化运动中反孔檄文之一。他率先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孔子专制主义思想的序幕，认为“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孔子为傀俑，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为了打倒思想和学术上的专制主义，他明确倡导“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体现了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湖南知识界的思想解放，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起，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期，鲁迅可说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进入二十世纪，辛亥革命爆发、新文化运动涌起，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曙光初现的变化。李大钊同志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敏锐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从中看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希望，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传十月革命过程中，他的思想认识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同志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通过批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证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需要的深刻道理。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艰难环境中，李大钊同志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1920年初开始，李大钊同志等革命家就商议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领导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3月，李大钊同志撰文号召全国的共产主义者“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要担负起“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的责任。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李大钊同志为建党所作的重大贡献，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是党成立后革命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并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掀起北方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明确提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亲自出面做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的工作，推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他认识到欲要完成中国革命，必须建立统一战线。1922年至1924年，他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重大贡献。他领导北方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配合北伐胜利进军，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大革命胜利推进作出卓越贡献。

李大钊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和战士，而且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留下大量著作、文稿和译著，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新闻学、图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守信仰、初心不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4月28日，李大钊同志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年仅38岁 。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决非由于几个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中国人民是在与各种主义的比较、实践之后，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其间贯穿始终的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更不是简单的盲从。它是思考后的选择，是对现实的回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和艰辛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种种主义，诸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

马克思主义开初只是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思潮在社会改造的浪潮中竞相传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从1919年到1923年，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三次大论战，先后战胜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思想理论的斗争中，其他各种主义很快便销声匿迹，只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并且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正是经过研究、比较和鉴别，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