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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影响对华侨有多大?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经感慨地说：当时进入西欧海关时一见到我们华人，都肃然起敬表示尊重和欢迎。
美国从仁川登陆之后，“联合国军”很快就收复了汉城，而且还准备继续向北进攻。为了避免战争进一步扩大，中国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但麦克阿瑟却置若罔闻，他不无轻蔑地说：“中国人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他们不具备相应的工业实力。而三八线没有什么军事意义，它不过是一条纬度线，没有什么能阻止联合国军跨越它。”
时任国务卿的艾奇逊更是一脸地不屑：“如果中国人打算参加扑克游戏的话，他们就应该亮出比现在更多的牌。”的确，当时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和美国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中国的综合国力不如对手，军事实力也不如对手。美军是陆海空三军参战，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中国只有单一的陆军。
正因为如此，美国人才断言中国不敢出兵，麦克阿瑟更是狂妄地说：“倘若中国人过江，我将使他们遭受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但美国人打错了算盘，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在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远不如对手的情况下，靠着英勇顽强的精神和高明的技战术打法，击败了以美军为主的十六国联军，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然而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个兵不应该出。还有人认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没有打赢。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非常可笑的。先说当时中国为什么要出兵，美国作家托兰在他的著作中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朝鲜战争是美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是在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爆发的。中国出兵朝鲜，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不得已。如果苏联侵略墨西哥，那么美国在5分钟之内就会决定派军队上去。”
一个外国人都能把问题看得这么透彻，中国的一些国人却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实在令人费解。再说第二个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中国有没有打赢？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只要把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分清楚就行了。朝鲜战争始于三八线，终于三八线，的确是个平手。但抗美援朝战争却不同，志愿军参战时，“联合国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打到了鸭绿江边。志愿军入朝后，硬是把十六国联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了三八线以南地区，如果这都不叫胜利，哪什么样的战果才叫胜利呢？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抗美援朝战争带来的影响，不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场立国之战。这场战争一举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开始在世界各地受到普遍尊重。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朝鲜战争后作为亚洲人的我，在英国时腰杆才直了些，朝鲜战争前我在欧洲旅行，人们常对华人持歧视态度，可是中国出兵朝鲜并接连获胜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从此我也开始认真的学习汉语。
抗美援朝战争之前，中国留给世界的印象一直是积贫积弱，晚清我们就不说了，签订的屈辱条约一个接一个，不是割地就是赔款；民国成立后，大半时间都是在军阀内战和国共内战以及蒋介石国民党剿杀共产党及支持共产党的老百姓，中原大战更是严重损耗了国力，也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后来中国虽然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依然没有赢得足够的尊重。直到抗美援朝胜利后，世界才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空前提高，海外的华人和华侨也受到了当地人的尊重，这一切，都源自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中国的鸭绿江边。为了和平与正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从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给予积极的支持。
在抗美援朝期间，海外爱国华侨和归国华侨纷纷发表声明支持祖（籍）国抗美援朝，他们发扬华侨精神，捐款捐物。1951年10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爱国侨领陈嘉庚在会议中发言说“美帝国主义看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害怕我们强大，仇视我们强大，因而侵占我们的台湾，进攻我们的我邻邦朝鲜，轰炸我们的东北，严重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因此激起我们全国人民的义愤，踊跃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陈嘉庚先生曾率先捐款捐物，拿出50万元人民币购买冬衣支援志愿军。爱国侨领司徒美堂、蒋以谭等捐资购买飞机大炮、医疗器械。旅蒙侨胞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送去慰问金10万蒙币，印尼华侨捐赠金鸡纳霜给中国红十字会，印度华侨捐款27600多卢比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据不完全统计，在朝鲜战争期间，华侨华人捐款总数近8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大批华侨青年满怀爱国热情，纷纷投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参军潮流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一些归侨指战员随部队编入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和军队一起抗击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
卢胜，新加坡归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军政委。1952年7月率军入朝参战。第23军按照毛泽东主席“积极防御、寸土必争”的指示，取得首战丁字山战斗的胜利。卢胜与军长一起率第23军先后与敌激战109次，歼敌14768人，缴获各种枪炮558件，击落击伤敌机434架，击毁击伤敌坦克149辆，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53年，卢胜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国旗勋章。
黄登保，菲律宾归侨，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八师副师长、代师长，曾参加第一、二、三次战役和夏、秋季防御战。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0月，志愿军炮兵第八师奉命入朝。10月底，第八师参加黄草岭阻击战。当时敌人在几十架飞机的支援下，对东线黄草岭志愿军阵地发动连续猛攻。八师炮兵支援步兵打退敌人数次进攻，经过12昼夜激战，摧毁敌人坦克、汽车40余辆，歼敌2700余人。这次阻击战，有力配合了西线作战，为志愿军取得出国后的首战胜利创造了条件，黄草岭阻击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史上留下光辉一页。
林有声，马来西亚归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1师参谋长。入朝后参加了第五次、金城防御、上甘岭等战役，在朝鲜战场上他创造性地大胆设计了山地防御和坑道作战的阵地防御体系，成功经验在志愿军中广为介绍。在此基础上，他进而大担提出了运用“小兵群”依托坚固阵地实行坚守防御的战术，并创造性提出“蛛网状反坦克阵地”，在上甘岭战役等实战中均取得极大的成功。由于他在作战指挥上的功绩卓著，战后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颁发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二级国旗勋章。
叶松盛，印尼归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15师政治部主任。1951年随空15师入朝作战，1952年任空4师政委，1953年任空1师政委，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二级国旗勋章。
陈统光，泰国归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军前卫团团长。入朝后，在著名的长津湖战役中，他的团共浮美军73人，缴获及烧毁敌坦克8辆，击伤击毙敌军200余名。在朝期间，陈统光参加了第二、三、四、五次战役。
詹政权，泰国归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八中队队长。1950年12月入朝，参加了第二、三、四、五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三级国旗勋章。
陈炎创，泰国归侨，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8师工程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欲切断我方的运输线，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铁道部队。1952年12月铁道部队8师入朝。陈炎创随铁道部队在朝鲜参加了龟城至介川、球场至德川两条铁路修建工程及中朝新建指挥局平壤、高原、定川三个机务段厂房设计等工作。
云昌万，泰国归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野战医院一院副教导员。入朝后，他所在的一分院驻在万城车站附近。万城是连接前后方的咽喉，是向前方运送物资、弹药、军需供养、医疗器械，向后方转运伤病员的交通要道。1951年3月19日，清川江大桥被炸，一列车有400多名伤员，在万城下车，云昌万与大家一起紧张转运伤员，他安排能走的伤员由女同志带领步行转走，重伤员则由担架抬走。他们分秒必争在把伤员分批转到各病区。当伤病员刚转运完毕，敌机再次来袭，对着空车厢一顿扫射，云昌万与他的军医分院战友为避免了伤亡而高兴。云昌万在朝期间，曾因敌机轰炸，所坐的汽车翻到山沟而腰椎受伤，但是他休息了20余天后又投入到战斗中。朝鲜战争结束后，云昌万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三级国旗勋章。
廖逢堂，越南归侨，中国人民志愿军66军196师587团连文化教员。1950年10月随军自安东市渡过鸭绿江入朝。作为文化教员，虽然不是前沿阵地的战斗员，但是一旦战斗打响，廖逢堂就担任战地宣传，参与救护伤员、组织输送弹药等任务。在第三次战役中，196师586团的一个连，经过5个小时的殊死战斗占领了华岳山，该连被授予“首破三八线英雄连”。战后，廖逢堂随打扫战场小组到阵地寻找伤员，看到许多战士为了避免暴露目标而一动不动最后被冻僵的战士遗体，不禁为战士们的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感动。
邱应觉，马来西亚归侨，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秘书处译员，从事英语速记和翻译工作。从1951年7月10日至1953年7月27日，邱应觉在开城板门店参加中美停战协定谈判。亲身经历了停战谈判的全过程，目睹了中美停战协定的签字。他在担任译员的同时，担任谈判代表团秘书处研究组和新闻处“英文参考消息”编辑工作。在2年零17天的32次谈判中，邱应觉工作严谨认真、表现突出。后经停战代表团政治部批准，荣立三等功。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广大爱国华侨和归侨用各种方式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他们为中朝两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为了和平与正义，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