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靠什么能做到三十年来总物价稳定不变？一个国家能在三十年内让物价稳定不变对谁有益处?  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写过一本著名的书——《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书中说，在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中，中国消费品价格平均每年上涨约0.5%，总物价基本保持了稳定不变。同样在这本书里，莫里斯·迈斯纳说共产党人承袭的国民党留下的最后的遗产是：“世界历史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财政崩溃。”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所创造的总物价稳定不变的局面，是在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取得的。

民国时期国民党的资本家大佬们玩坏了的金融和经济，究竟是一副什么样子?从大量的历史记载中很容易获取真相，那时花钱都是用麻袋装的，用绳子捆的，用车载的，都是用万、百万、亿来计量的，遍地都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有人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1948年4月中旬的一天，一个客人在饭馆里吃了一碗标价两万元的米饭，他想吃第二碗的时候，被饭馆老板告知，米饭已经不是第一碗的价了，每碗涨到两万五了。媒体曾报道过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美国《时代》杂志特派员白修德，曾在他的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对那时的通货膨胀做过一些披露：“中国的通货发行额自一九三七年十五万万元增加到一九四六年的一万万万元。物价随着通货上升，至抗日胜利时，物价比战前高了二千五百倍。”

“通货膨胀成为民国的最大问题时，有一位政府的高级官员讥讽地说，‘中国的困难是在于蒋介石委员长一点也不懂的经济学，蒋的财政部大臣也是一样。’但奇怪的是委员长却写了一本经济学的书，那是一本空虚而又含糊的书，充满了无知的理论，连他自己的御用学者都要受不住，在政府里头的较聪明的人便大着胆子把这小册子收回来，不让它散播出去，由于禁售，反而使得它成为收藏家上乘的资料。”“政府机关里的诚实的公务员们，一天天为通货的膨胀所吞噬着，薪水却固定不变。在重庆的流亡者发现他们自己陷入了飞涨的物价和半静止的薪水之间的深渊。物价爬到了战前水准的500倍，而且还在继续高涨。”

白修德在描写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到被解放的城市的那些官僚政客们的丑态时写道：“他们坐视印刷机滚出一卷卷的毫无价值的纸币，而物价却攀腾直上，官僚们在夜总会跳舞，在华贵的旅馆里喝酒，上海的工人团体眼看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官员们在跳舞场里举行他们的第一届工人团体大会。旧有的无赖，在国民党某些最有权势的人士领导下又抛头露面了。”

而莫里斯·迈斯纳对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做了下面的概述：“战时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达到了天文数字。国民党在城市统治的最后六个月期间，人们的生活费用平均每周上涨25%。例如在北京，共产党进入城市的前一年，面粉的价格就上升了4500倍(德克.博德《北京日记》)在这样的条件下，货币最终变得毫无价值。南京政府颁发的货币政策方案只是产生了大量毫无价值的新的纸片，经济生活已基本上退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境地，以此来取代货币的交换功能。”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的通货膨胀将人民置于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最终导致了人心的丧失，加速了其政治权力破产的历史进程。

1947年2月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中国时局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将迎来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的新高潮，他分析到：“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施行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在著名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中同美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相结合，使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于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于恶化，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分子日益丧失了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毫无财产的人，罢工、罢课等项斗争因之不断发生。中国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威胁着各阶层人民。”

1947年5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撰写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主席再次分析了因通货膨胀造成的新的革命形势，他说：“蒋介石政府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被空前的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所加强了。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

国民党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终于导致了全面崩盘，把自己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美国的资本势力双双狼狈败退，对于它们的不甘心和祭起的封锁的破旗，毛主席写了一篇雄文——《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打一场通货膨胀的歼灭战，把人民从恶性通胀的苦头中解放出来，自然就成了毛主席在施政过程中优先考虑的选择，他要克服“这点困难”，他要征服这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降服不了的猛兽。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主席的雄心壮志也开始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了。1949年11月13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义，专题讨论物价问题，他说要有决心，要逐步平衡预算，对财经问题应在党中央通过一个决议。1949年11月2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九五○年全国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以便在新的一年里减少现钞发行量，平抑全国物价，减少财政赤字，安定民生，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1949年11月29日至3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一九五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等，关于财政概算，他算了一笔账：“去年预算增加五倍，今年增加一百多倍，各部门为了工作，预算都很大，但这个家当就这么大，只有这些钱，因此必须把支出和收入碰一下头。总收入和总支出都是五百九十四亿斤(市斤)小米，每斤合洋钱五分，总共等于二十九亿五千万银洋。在收人项目内，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税收占三十八点九，合计尚差一百一十二亿斤小米，就要靠发行公债来弥补这个赤字。在支出项内，明年准备养九百万人，其中军队五百七十万人，其他人员(包括留用人员)三百三十万人。所有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在业务以外都要进行生产。后年可以准备三百万人转入生产。现在，我们的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

关于发行折实公债，毛主席说：“今年票子发得多，又加上防疫，设立三道封锁线，因此使全国物价高涨。这个预算的目的，就是明年不能像今年这样印票子，否则物价还会涨，明年可以做到比今年发得少。公债发两亿分就等于两亿银钱。有的主张发多，有的主张发少。发多了不妥当，发少了不解决问题，目的还在收回通货，请同志们研究一下。公债等于折实储蓄，要解释清楚，有借有还。参加会议的把预算草案带回去，要给各党派主要负责人(常委)、各地区负责人知道一下。如果不懂得全局，他就不好工作。从这个预算中可以看到，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如果后年能将军队从五百七十万减到三百万甚至二百五十万就好多了。‘飞鸟尽，良弓变’，变为生产的，不是‘良弓藏’。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过三关以后就好办了。”

1950年3月31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陈云在会上报告财政情况说:财经统一后，财政情况有所好转。争取物价平稳的三个条件大体具备了， (一)战争完结了;(二)每月货币收支接近平衡了; (三)我保有的物资数量充裕了。1950年4月2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金融、物价问题，他说：“基本工作是平衡收支，稳定物价。好转已经开始，但不稳固。要稳固，必须:土改以恢复农业，调整以恢复工业，整干以执行政策。两全其美是可能达到的，必须去掉一些毛病。”

1950年4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他说：“从去年十二月搞概算，平衡收支，达到稳定物价，有了一个开始的好转，但还不是基本的好转。要基本好转还要三年即到土改完成，还要依靠调整经济和调整工商业，还要在支出方面想些办法。……现在军队有五百六十万，可以减少一百六十万，即剩四百万。要加强空军、海军、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减少陆军。将来国际环境稳定，我们全国实行征兵制以后，军队留二百万到二百五十万就差不多。国家经济的根本出路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1950年6月6日，毛主席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交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说：“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给新中国的稳定物价工作带来了空前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毛主席稳定物价的决心毫不动摇，他提出一个口号:

“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

1951年11月14日，毛主席在致电斯大林，通报朝鲜谈判及中国财政预算情况，他说：“今年因为抗美援朝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全年预算已较一九五○年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总预算中百分之三十二均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军事贷款还未计算在内。因此，如现在不立即采取紧缩节约方针，则明年预算必更膨胀，财政必受影响，物价必大波动，势必使前方战争打不好，后方建设亦搞不好。故现在我们这样的打法和做法，正是为着在朝鲜谈判中，和固有利，拖亦不怕，而打下去一定能打出一个结果来，国内各项工作均好做，并有把握争取政治和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

为了更好地配合和落实“紧缩节约方针”，保证在工农业战线上广泛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的实施，对稳定物价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和成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份物价较上月下落百分之一，较九月底的指数下落百分之二点三，一反过去每月上涨百分之一的情况;同时货币流通量增加，存款增加，外汇、金银黑市下落，出现了金融和物价进一步稳定的局面。

根据薄一波的“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修正草案)”报告，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执行和核算的结果，出现了远比原来预计良好的情况:收支不仅平衡，而且还有结余。在支付上除完全保证了国防需要外，曾以极大的力量稳定了物价，一九五一年全国市场虽在朝鲜作战情况下，基本上做到平稳。编制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的基本方针是:继续巩固国防、稳定物价、并进行全面恢复和重点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