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目睹农夫苦善良地主帮农奴

彭湃目睹农夫苦善良地主帮农奴

彭湃说, 本来农夫甚会爱敬父母，痛惜其妻儿的。因生活之困难，忍不住外来的剥削，常夺其父母妻儿的衣被去当，使其不能御寒，减少其食料使其饥饿。我们每每见农村小孩穿的衣服，少数有了数十年的历史，经其祖宗穿了遗留下来的，补到千疮百孔，硬得如棺材一样。儿童因为失了营养，所食的是芋和菜叶之类，所以儿童的手足，都是瘦到和柴枝似的，面青木黄，肚子则肥涨如兜肚状，屁股却小得怪可怜，屎与鼻水终日浸着，任苍蝇在目边口角上体操，都不会知觉把手动一动！他们对于父母亲本来是要好的白米饭猪肉蔬菜……等来供养的，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无钱之故，就把这些米肉等从父母的口里抢出来代以番薯水及一些树根木叶。农夫也会爱其老婆漂亮一些，可是结果只有剥了她的新衣首饰代以破烂不能蔽体的着物，任凭爷们笑她无廉耻，只有低头缩在破烂的房子里。他们这样去压迫和欺凌其父母妻儿，致引起家庭间父子夫妇的冲突，日陷于悲哀和不幸。农民这样把生活费减少而压迫父母妻儿仍是不能填无底深渊的亏空，仍不能餍地主们享福的欲望，仍更进一步用嫁妻卖儿的办法以抵租债，妻儿卖尽，问题就发生在他的本身，遂不得不逃出农村，卖身过洋为猪仔，或跑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海丰县召冲乡有一个地主黎某，对农民异常苛刻，迫农民租，农民乃卖子以还租，该农民并以卖子还租事告地主，希望其可怜，地主笑道：“卖子还租算是一举两益，你还清租便是汝的老实，我的田还是继续给汝耕，此其一；你卖了子家里少了一人食饭，减了汝一个负担，此其二。”

辛亥以前，海丰的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这班压迫阶级底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在这个时候，一般农民——失业的贫苦农民，已经有了反抗运动的要求。三合会秘密结社之盛行，几乎普遍了全县。一八九五年间，一个农民的失业者洪亚重号召了数千人众，在海丰暴动，到处抢掠。旋为清政府所执而杀之，其后相继也有小小反乱，但不旋踵而消灭。谁知有钱佬推倒了满清皇帝，得到政权之后，就把他们压迫下去，解散的解散，枪毙的枪毙，从此三合会在海丰就无形消灭了。

彭湃那时候他生活优裕，又精于诗词书画，还十分诗意浪漫。在日本留学时，彭湃与在家乡的妻子约定，中秋节一起隔洋远望圆月升起。

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年轻人，留学归来，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他烧毁了自己继承的田契，宣布要为农民争取权益；他脱下洋装，走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共患难；他开办农讲所，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为理想从容赴死之时，还不忘将上衣脱下送给难友。当时彭家虽然富有，但彭湃目睹了国家贫穷落后，民族积弱被欺，农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底层，生活十分困苦。他几经寻求选定马克思主义,立志变革中国社会。革命的理想尤如一种强大的磁场，深深的吸引了一个时代的一批人为之奋斗、奉献。那个时代，无数共产党人为了理想献出自己的生命。而现代人又该将精神寄托何处呢？

身处广东汕尾市海陆丰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彭湃将自家田契当众烧毁。他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被誉为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彭湃为理想而进行实践是无私彻底的。在彭湃的感召和带动下，彭家多人前赴后继走上革命道路。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先后有7人壮烈牺牲，其中6人被追认为烈士，最大的35岁，最小的才17岁。生命中有了理想就有了生命的动力和灵魂，为真理而奋斗，这是彭家人的一生追求。在彭家，令后人难忘的还有彭湃的母亲周凤，她积极支持彭湃开展革命活动，并将孩子们一个个送进革命队伍。彭家对物欲都没有疯狂的追求，这个家庭遗传的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为了理想奋不顾身。

1896年10月22日，彭湃出生在中国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0岁时父亲病逝，由母亲抚养成人。1917年，他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因参加反对日本瓜分侵略中国的集会游行被日本警察殴伤并被列入黑名单。后来，他接受马列思想，成为一名社会主义革命者。1921年，25岁的彭湃回国，之后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经人推荐出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次年，因组织学生高举写有“赤化”的红旗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而被免职。他认为土地和农民问题是当时的根本问题，因此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会。由于彭湃以身示范，将自家祖传田契烧毁，并将自家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还帮助佃农解决债务和土地纠纷等，而得到了无地农民的支持。

1923年元旦，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当时会员达2万户，人口有10万人，约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彭湃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海丰农会发展迅速，并扩大至惠州地区及广东全省，同年5月广东省农会成立，彭湃被推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长。1924年，由于农会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中，被广东军阀陈炯明最终下令解散农会并禁止其活动。于是，彭湃到广州投奔已经与陈炯明反目的孙中山，并接受共产国际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彭湃出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并在新成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讲授课程，其演讲后汇成《海丰农民运动》。当蒋介石国民党背判革命于1927年开始对共产党员大屠杀，中国共产党随即发动武装起义。彭湃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失败后随军南下广东。10月，又领导发动海陆丰起义，占领了海丰、陆丰两县。11月21日，成立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因此也得罪了当地的豪绅地主反动分子，这些“土豪劣绅”的后人在后来喊着“我要报仇！”对彭家人进行了报复。但彭家后人并未要求严惩凶手，反倒一致认为要向前看，不应怨怨相报。事实上彭家也将自己的土地分给了无田地的农民的。

一九二二年五月间我为海丰教育局长，还是发着梦的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属有钱佬的儿女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这算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举着“赤化”二字的红旗去游街，实在是幼稚到了不得！海丰的绅士以为是将实行共产共妻了，大肆造谣，屡屡向陈炯明攻击我们，遂致被其撤差，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也纷纷的下台了。此时我们曾和陈炯明的家乡报《陆安日报》开了一场思想的大混战。我和李春涛同志等出了几期《赤心周刊》，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甚么把戏。有一天我刚从外边回到家里来，我的妹妹阻止我不好进去，说母亲今日不知因何事哭了一场说要打死你。我初是以为我的妹妹是故意来骗我，跑进厅内果然我的母亲在那边哭，查问起来，因我们在《赤心周刊》做了一篇告农民的话，出版后放一本在我的家里，我的七弟把它读出声来，适我的母亲也在旁听，七弟刚刚读完了那篇文章，我母亲的泪遂涔涔下而至放声的哭起来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

我乃极力多方劝解始无事，此时我就想到这篇文章若是农民们看了心里必非常欢喜并且要比我母亲的痛苦有相反的厉害。同时我也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我们乃放弃《陆安日刊》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此时在本地和我接近的朋友，都是站在反对的一边，他们说：“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知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同时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我家里的人听说我要做农民运动，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很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此外同祖同村的人，都是一样的厌恶我。我只有不理。

五月某日我即开始农民运动的运行。最初到赤山约的一个乡村。我去的时候，是穿着白的学生洋服及白通帽，村中一个三十岁的农民，看我来了，一面在村前弄粪土，一面向我说：“先生坐，请烟呀！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我答道：“我不是来收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先谈。”农民答道：“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恕罪！”他说完这句话便跑了。少顷又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民，样子比较清醒些。他问我道：“先生属哪个营？当甚么差事？来何事？”我答：“我不是做官当兵的人。我前是学生，近日特来贵村闲游，目的是要来和你们做好朋友……”他笑说：“我们无用人，配不上你们官贵子弟，好说了，请茶吧！”头也不回的那边去了。我想再多说一句，可是他已听不到了，我的心头很不高兴，回想朋友们告诉我枉费精神这句话，心里更是烦恼。我就跑到第二个村，一跑进去，那犬儿向着我大吠特吠，张着牙齿对着我示威，我误认它是来欢迎，直冲入去，见门户都是锁着，去街的去了街，出田的出了田。在跑过第三条村，适太阳西下，天将晚了，恐怕村中农民疑我做甚么事，不便进去，乃回家。

我回家里没有一个人肯对我说话，好像对着仇人一样。他们饮食完了，只剩的饭汤一斗，食了点饭汤，再到我的房子去，把一部日记打开，想把今天的成绩记在里头，结果只有一个零字。一夜在床上想法子，想东想西，到了天亮，爬起身来，随便食了一餐早饭，就再到农村去了。在路上看着许多农民挑着芋或尿痛等到城里去，若在小路相逢的时候，我是很恭敬的避在路边，让他们先过，因为城市的人每遇乡人是不让路的，只有负担的农民让他空手的城市人。所以农民至少必有一部分知道我是看重他们的一个城市人。

我又再到昨日所到的农村来，遇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他问我：“先生呀！来收账呀？”我说：“不是！不是！我是来帮你收账的，因为人家欠了你们的数（账），你们忘记了，所以我来告诉你们。”他说：“呀！不欠他家的账还是好的，怎有账在别人处？”我说：“你还不知道吗？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者，他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收去，他们一丘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账！”他笑道：“有的拿就好了，我们欠他一升一合还要锁打，呀！这是命中注定的，食租的久久是食租，耕田的久久是耕田！先生你请——我要出街去。”我问：“老兄你是贵姓名？”他答道：“我是……我是在这个乡村，无事情来坐罢！”我知道他很不愿意告诉我，我也不再去问他。村中女子做工者颇多，男子则出田的出田去了，女子也不便和她说话，我徘徊了好久，就在过别村去了。

是日跑了几个乡村，结果是和昨日同等于零。不过是日的日记比昨日多说了几句话。是晚我忽然就想到一来我对农民所说的话，太过文雅了，好多我们说来农民都是不晓，所以就把许多书面的术语翻译做俗话，二来是我的面貌身体服装与农民不同，农民惯受了面貌服装不同者的压迫和欺骗，一见我就疑是他的敌人；二者表示阶级不同，格格不入，总不喜欢和我接近，所以乃改变较为朴实的服装，并且想出明日进行的一个新计划，就是决定明日不到乡村去，专找在农民往来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传。

次日就到一个龙王庙的面前的大路去，此路乃是赤山约、北芴约、赤岸约、河口约交通的孔道，每日都有无数农民在此经过，并且在庙前休息，我就乘此机会，对他们开始谈话，大概是说些痛苦的原因及救济的方法，并举出地主压迫农民之证据及农民应有团结之必要，起初只与少数人谈话，但愈听愈众，遂变成演讲的形式，农民听着都是半信半疑，是日与我谈话的有四五人，听我演讲的有十余人之多，其成绩为最好。

当时有篇《为减租而告农民书》，其大意如下：农民们呵！地主的田地本不是钱买来的，是他们的祖先占夺我们的。姑认为是用钱买的，但是他买田的钱一次过投下去，便千千万万年有租可收有利可获了。农民耕田年年是要下本的，如种籽、肥料、牛租、农具、工食是要很大的血本，才有谷粒生出来。地主不动一脚一手便得取去一大半，我们农民亏去血本不知几多大了，也不知几世了！今年不幸，遇着风灾水祸，农产品完全失收，地主的田地毫无损伤，我们所下的血本被大风吹了，被大水洗了，我们的血本已无存，地主那里有利租可收！我们须与残暴无良的地主一抗，主张至多三成交纳，如无租可还者只可免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