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组织农会对抗军阀土豪劣绅

彭湃组织农会对抗军阀土豪劣绅

1923年1月1日彭湃起草的《约农会简章》明确规定：”会员与田主发生争议时，须即报告本会，由本会派遣代表，与之交涉“；”本会对于会员间争端，当本自治之精神，极力和解之“；”本会如遇无赖之徒，到会员处勒索时，当向前与之理论“ 。除此之外，还规定农会有救济老弱疾病无依者、普及教育等责任。这些规定，实际上使农会具有了政权的一部分因素。因此，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中说：”从此以后，乡村的政治权力，已由绅土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同时各区警察及司法衙门之生意，亦觉冷淡。“ 1926年5月，由他领导和主持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明确提出：”我们要联合全体农民，以多数人应享得幸福之原则，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参加地方政治，得派代表参加地方行政、司法、教育等机关及关于农民事件之会议，以取得实际之利益。“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许多地方的农民运动遭受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掌握政权。彭湃这里提出的由农会掌握政权的思想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不如后来提出的夺取政权的思想那样明确，但他从开始搞农民运动就注意到政权问题，是应该充分加以肯定的。

彭湃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从事农民运动要讲究方式方法。因此，1926年6月2日，他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演中，明确提出作农民运动”要吃苦，忠诚勇敢，受党的指导“，”要从下部工作做起，很谦逊，不要摆出高贵的架子“，”要明白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心理“，”与农民交谈应亲密，然决不可生金钱关系“，”不要贪恋农民妇女（决不要谈新思潮，——自由，平等）“，”不要谈迷信“，”不要偷懒（要宣传每个农民，使其团结起来）“，”不要出无谓的风头，夸自己能干；自己有力量功劳，要归功于农民群众才好“，”谈话不要深奥，用俗语，且要耐烦“，”利用绅士一时，用后置之不论“，”初次与农民谈话，可用白话告以历史“，”不要显出与农民不一律的动作“ 等12个注意之点。这些注意事项，可以说是对群众工作经验的较早的总结，即使现在看来，也仍然很有启发。

彭湃很强调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他除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启发农民的觉悟，用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实际事例激发农民的斗争精神，编写了许多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诗歌教农民传唱，还主张通过实际斗争来教育农民。1923年7月，海丰狂风大作，又发大水，农民损失严重，彭湃一方面积极发动农民要求减租，一方面又认为”农民的解放运动，减租运动，如是因着年凶，是无甚价值的。因为恐他们或竟忘了减租的意义和我们的目的，故有价值，还是要在丰年来减租“ 。这就是说，并不是为减祖而减租，更重要的是通过减租来教育农民、组织农民，而为达此目的，在丰年减租自然要比灾年减租更有意义了。

彭湃还主张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迫切要求出发开展斗争。1923年2月，他在给李春涛的信中就提出，农民运动所采取的政策是：”（一）对讨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在实际斗争中，他把农民组织起来，首先着手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1922年冬他起草的《农会利益》传单，就提出了防止田主升租、防止勒索、防止内部竞争、凶年呈请减租、调和争端、救济疾病、救济死亡、救济孤老、救济罹灾、防止盗贼、禁止烟赌、奖励求学、改良农业、增进农民知识、共同生产、便利金融、抵抗战乱等17项。

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对外提出了改良农业、增加农民知识、作慈善事业的口号，对内则提出了减租、取消”三下盖“（指地主收租时连续用斗盖在斗上刮3次，以把谷子压实，达到多收谷子的陋规），取消”伙头鸡“、”伙头鸭“、”伙头钱米“（指地主下乡收租时农民要送鸡鸭钱米或招待的陋规），不给陋规与警察的口号。这些问题，都是农民最迫切要求解决的。当时因觉得减租条件不成熟，还预备做5年的准备后再实行。但1923年受灾后，他及时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并注意不提出过高的要求，决议以减租7成为最高限度，收获不足3成者照数减之，如全无收获者则免交，以利于减租斗争的开展。为了防止地主夺地，加强农民的团结，他提出了”同盟非耕“、”穷人联合“等口号，即地主对农会会员易佃加租时，其他会员不能去耕种，对非会员也加以说服，不予接受，如地主坚持不让原佃户耕种，则所有人都不去耕种，让土地荒芜，从而保障了农民的租佃权，防止了地主的破坏，加强了农民的团结。

在实际斗争中，彭湃主张从实际出发，采取各种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一些讲习班中，他不仅讲授《海丰农民运动》、《东江农民生活状况》等课，还专门讲《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受到普遍的欢迎。1926年下半年广东农民运动进入困难时期以后，他适时地提出了许多克服困难的措施。在1926年8月召开的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他对将要通过的《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的决议案作了说明，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案，为处于困难时期的农民运动指明了经济及政治斗争的目标。9月，他通过对花县惨案的调查，明确提出革命斗争“已转入一个新的时期”，应该“积极的去保障民众的集会自由，尤其是农民协会的组织。在目前至少须使农民得到减少重租和高利剥削之痛苦，镇压农村的反革命势力” 。在《为五华农友哭一声》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国民革命到了一个难关”，革命的对象已不是军阀的势力，而是军阀势力之根源——农村中逆党劣绅土豪大地主民团等反革命势力，应该按照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本党无论何时，应站在农民利益方面而奋斗”的决议，坚持斗争，“打破这个难关”。

1927年2月24日，他还在《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中，提出为了战胜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的反动逆流，“应先检查我们本身的力量”，健全农会的组织，“应用自己的团结的力量，使各路的农民兄弟和民众，都互相帮助”，而“不好靠政府的力量” 。这说明他这时已觉察到了国民政府的右倾，认为只有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这个思想在当时提出是难能可贵的，实质上就是独立自主地去开展斗争的思想。

1927年3月，彭湃前往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在他到达的前一天，即3月30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他被推为临时执行委员。当时，湖南等地的农民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已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4月上旬，毛泽东在粤、湘、鄂、赣农协负责人和河南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以满足农民要求的主张，彭湃表示积极支持。4月19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引用他1925年5月7日在海丰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与李春涛向126位代表作的调查，在发言中强调了解决土地问题以及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他说：“减租虽有利于农民，但不能解决农民痛苦。要解决农民痛苦。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政权在农民手里的地方，土劣势力不大，土地问题还容易讨论，至土劣势力甚大的地方，则农民必先要求武装。” 他的这些主张，特别是他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先有武装的见解，是极其宝贵的，可惜当时未能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

大革命失败以后，彭湃经九江到达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八一起义，并被推为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起义的领导人曾几次讨论土地革命问题，并决定了一个土地政纲。到南昌后，又制订了《农民解放条例》，因谭平山不同意开展土地革命，所以条例提出了“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的主张。起义失败后，部队分路南下，8月27日到达瑞金，前委在这里又召开会议讨论土地政策问题，根据广东战士的意见，将“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土地”改为“没收土地”，取消了亩数限制。9月12日，部队到达上杭以后，张国焘认为没收土地会侵犯小资产阶级利益，对小地主应该予以保护，提出把“没收土地”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这个意见虽遭反对，但终获通过。对于这样的土地革命纲领，彭湃一直不同意，在几次会议上反对谭平山、张国焘的意见。他在上杭与福建省委派来联系的罗明交谈时，曾讲述过在土地问题上与张国焘争论的情况，说起义军一路上没有实行土地革命，没有分配土地，当然是因行军急骤的限制，但主要的还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张国焘、谭平山不主张实行土地革命的缘故。 在10月3日于汕头召开的会议上，彭湃在发言中又强调了进行土地革命、分配田地的重要性，还提出今后不要再用国民党的旗帜来作号召，应改用红旗，而且从现在起就应马上实行。

1927年10月30日，彭湃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在《红旗》周刊第l期上发表《土地革命》一文。他借用工人、农民和兵士代表在会上发言的形式，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描绘了土地革命之后的美好情景。他通过工人代表的发言说：“无产阶级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掠夺与压迫，解除全中国大多数人的痛苦，只有实行土地革命，一切土地集中少数人手上，供他们的享乐，这是最不平的事。”现在应该帮助农友把土地夺回来，杀尽乡村一切的反动势力。后面，他又通过农民代表的发言说：“……我们从今日起永远不用交租了，我们所负的重债也一律不用还了，我们从此不用做地主的牛马。我们目前的任务：第一，须把土豪劣绅大地主贪官污吏军阀寸草不留的杀个净尽；第二，工农阶级武装起来，扩大有训练的军队，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第三，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和革命军士的家庭去耕种；第四，毁灭一切土地的契约和债券；第五，一切政权统归农工兵代表会。”最后，他又通过兵士代表的发言高呼：“一切土地归农民”，“一切武装归工农”，“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土地革命万岁”！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彭湃土地革命思想的系统反映。它宣传而且发展了八七会议关于工农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思想，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主张，但也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这都在后来海陆丰的土地革命中得到了体现。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广东军阀发动“四一五”政变后，海陆丰人民已经在5月和9月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10月25日，彭湃又发出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并一举取得成功，两且分别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11月8日，彭湃从香港回到海丰。接着，陆丰和海丰分别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就此产生。11月18日，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中，又重点讲述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他说：“要明白土地是天然的，因被地主资本家霸占，所以我们连一点田也没有；他要永久地保护这土地，就组织一个政府——反动政府；他还怕政府不能尽量保护他，他又组织一种军队——军阀；而且他要保护自己的土地，还恐没有证据，又造出一种契约，于是就把土地各人瓜分起来，并划定界限、田茔。”“工农群众要能够解放，除非把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领导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动军队！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把一切契约烧掉！把田坣可以铲去者铲去！这样农民才得着真正的利益。”他还号召说：“我们要解除痛苦，惟有团结起来，夺回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在这里，他把土地革命、夺取政权和武装斗争的关系说得简直透彻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