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会因蒋介石判变而被镇压屠杀

农会因蒋介石判变而被镇压屠杀

蒋介石发动大屠杀共产党人和镇压屠杀农委会的骨干和农奴们的手令: "毁平匪区办法应切实计划派员负责监督，分区施行。如今日得将中坪之匪击破，则第一纵队担任龙冈城冈以南古龙冈、琵琶陇（含内）、江背洞、龙冈头以北地区。蒋介石在手令里要求说, “‘匪化’已深的地方不让官兵们烧杀殆尽是剿灭不了这帮‘匪’的”。匪化已深之区域，非准各部队官兵尽量之烧杀不能铲除匪根。即推剿匪之剿字，其意义亦必以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否则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贻患而已。务令各部烧杀勿论为要。——蒋中正"

而且，蒋介石表示用一般的法子杀人是杀不干净的，他在手令里指导说不要用飞机轰炸，而是要用皮带和分油壶倒油焚烧。每个区域要烧上三天，手把手教下面的军官怎么杀人。“对匪巢只有焚烧，才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壶分布火油，每区约焚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也就是“石要过刀、茅要过火、人要换种”

国民党参加剿匪行动的军官，每一个人手上沾满了老百姓的血：国民党独立33旅的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国民党保安团团长华品懋，在禾丰地区杀害革命群众达500余人。从1933-1936年，仅仅3年间，江西省的人口就锐减560万。在大屠杀之后，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再也看不见活人，几乎成为废墟。

根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按照国民党军官在自己的《“剿匪”报告》里的说法，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开国元勋徐海东将军在回忆录里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相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蒋介石想要拉拢贺龙，就故意跟贺龙嘘寒问暖说：“云卿，你家里可好？”没想到，贺龙回答说：“房子，不知被烧多少遍，人嘛，都被你们杀光了，只剩下我一个拿枪的了”。后来，蒋介石又去拉拢彭德怀，问彭老总家里有啥困难一定予以关照结果彭老总也回答说：“承委座垂询，早蒙何键主席关照过，连三代祖坟都挖了，家弟二人至今流落他乡”。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广东军阀发动“四一五”政变后，海陆丰人民已经在5月和9月发动了两次武装起义。10月25日，彭湃又发出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并一举取得成功，两且分别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11月8日，彭湃从香港回到海丰。接着，陆丰和海丰分别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就此产生。11月18日，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中，又重点讲述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他说：“要明白土地是天然的，因被地主资本家霸占，所以我们连一点田也没有；他要永久地保护这土地，就组织一个自己的政府；他还怕不能尽量保护他，他又组织一种军队——农奴自己的武装；而且他要保护自己的土地，还恐没有证据，又造出一种契约，于是就把土地各人分配后，并划定界限、田茔。”“工农群众要能够解放，除非把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领导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动军队军阀！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把一切地主的契约烧掉！把田坣可以铲去者铲去！这样农民才得着真正的利益。”他还号召说：“我们要解除痛苦，惟有团结起来，夺回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在这里，他把土地革命、夺取政权和武装斗争的关系说得简直透彻极了。

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讨论没收土地案时，提案委员会只提出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即调查明白实行分配田地等6条，缺乏具体、详尽的办法。彭湃在讨论中提出了分田的5条标准：“一、照人数多少分；二、照人的力量（老幼强弱）分；三、照家庭经济有无别种收入状况分；四、照土地肥瘠分；五、（分）田地的时期则不必限定，照俄国办法，经乡苏维埃认为要分时则分之。”结果俱被通过。另外，他还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不劳动不得田地。二、不革命不得田地。” 这些标准和口号，都被写进了大会通过的《没收土地案》中。这个《没收土地案》，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土地分配的法令。彭湃提出的分田标准和原则，除照人的力量分、不革命不得田地两条不妥外，其余的都是正确的，特别是“照人数多少分”、“照土地肥瘠分”等原则，正确地解决了分配土地中的数量和质量两个基本问题，因而对以后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是根据这个标准和原则，海陆丰迅速地分配了土地，并发给了农民土地使用证，使农民干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土地回到了自己手中。实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 耕者有其田在农委会的努力下实现了。

从1928年11月起，彭湃离开海陆丰，到上海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了中央农委书记等职。在192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8次会议上，他在讨论农民运动通告问题时，就如何对待富农等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在联合富农中原包含着反富农的斗争，这是很重要的，专谈联合或打倒都是不对的。这点通告中是说到但还有一点毛病，这点是比较难使下级同志了解的。我们要解释明白，并要特别连贯的说出来。通告中还要具体的说明才好。”他还说“武装领导非常重要，应如何将武装领导转到贫农手中” 。如何对待富农，是土地革命中一个非常困难而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彭湃在这里坚持了中共六大提出的正确原则，并作了简要而透彻的说明，其精神是完全正确的。可惜从1929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土地革命中长期实行了过分打击富农的“左”的政策。

1929年，彭湃还撰写了一偏《雇农工作大纲》，对雇农的生活状况、特点、在革命中的地位及对雇农应采取的政策作了详尽的分忻。彭湃认为，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在一般农民运动中，在革命的需要上，居着领导的地位，阶级觉悟要比一般的农民敏锐。他们大体分为3种：第一种是新式的农业资本家剥削之下的纯粹之雇农；第二种是采用旧式耕作方法的富农地主家里所雇佣的，受着讨建残余的压迫；第三种是短期的雇农，游离于贫农与雇农之间，但受的封建剥削特别多。从年龄上可分为成年雇农和青年雇农。青年雇农受压迫剥削之残酷要比成年雇农厉害，尤其是牧童。从劳动关系上又可分为集中的或比较集中的、散漫的、季节的集中的3种。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在农民中最接近于产业无产阶级，因而有与一般农民不同的特点：对革命特别坚决，比较有阶级意识，私有观念比较薄弱，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有特别要求，比较没有地方主义韧封建思想。他们的要求与工人很相同，有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等等。他们的斗争，第一不能离开工人阶级的提携，要受产业无产阶级的领导；第二不能脱离农村中一般农民的斗争。因此，“我们不但要极力的帮助他们的组织，以团结他们，而且要极力帮助他们的宣传和教育训练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无产阶级意识，使他在一般农民运动中，团结一般的贫农去起农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并且“应该使雇农的无产阶级意识，去战胜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富农的动摇的保守主义或反动宣传，肃清农民中的封建思想和地方主义与家族主义，或地方派别的械斗观念等，使他们能够站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正确路线上来” 。在当时，像这样全面而系统地对雇农作出分析的著作，是不多见的。彭湃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分析和论述，与他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非常熟悉农民的每个阶层是分不开的。

彭湃关于农民运动和土地斗争的思想内容是很丰富的。他不仅深入分析了农民及其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指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结合实际斗争提出了许多农民运动的斗争策略，而且比较早地论述了工农联合、农兵联合、建立武装、掌握政权、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等重要问题。特别是他对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视，在当时的领导人中是最突出的。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不仅突出地强调了土地革命的必要性，而且较早地提出了分配土地的正确标准，论述了对于富农、雇农等应采取的正确政策。这些思想主张如同他领导建立我国第一个县级农会、省级农会、县级苏维埃政权和最早实行的较大规模的减租斗争、土地革命的光辉实践一样，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减租斗争和土地革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一再受到中共中央和许多领导人的充分肯定与赞扬。他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最早的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是研究中国农民运动不能不读的重要著作。因此，对于彭湃不仅要重视他的实践活动，还应重视他关于农民运动和土地斗争的思想主张，充分肯定其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当然，彭湃关于农民运动和土地斗争的思想主张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含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他首先是一个实践家，实践重于理论，因而有些方面他在实践中做了，理论上却没有加以及时的总结；有些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论述得不够充分。他从1928年底就离开了根据地，特别是33岁就光荣牺牲了，因而对于土地革命的论述明显地不如对以前农民运动的论述那样充分。如果他不是那么早就牺牲的话，肯定还会作出更多的光辉业绩，写出更多的重要著作，提出更多的有价值的思想。另外，他从1927年起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如提出暴动后要对反动派及土豪劣绅“大杀特杀，杀到他干干净净”，杀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裤“都给反动派的血溅的[得]通红” ，并要参加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人负责去杀20人；又如不加区别地提出要废除一切债务(劳动人民间的债务是不应废除的)，烧毁一切契约，铲去一切田茔，这些都是不对的。他提出这些口号，固然与国民党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血腥镇压等有关，但对实际斗争必然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海陆丰根据地很快就陷于失败，与暴动后杀人过多、政策过“左”不无关系。他后来提出当革命深入而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中农就必然表现动摇，只有雇农才能够与无产阶级同路到底” ，以及把对雇农的工作划为职工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不对的。人非圣贤，一个革命领袖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提出一些错误的东西，从来就是难免的。彭湃虽然提出了上述一些错误的东西，并无损于他思想的光辉。他作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第一人。作为许多重要的农民运动与土地斗争思想的最早提出者，永远会受到后人的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