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经济是按计划地进行的

作者:yongbing1993  于 2022-5-23 21:24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已有102评论

文革期间经济是按计划地进行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是每个《五年计划》进行的。不是瞎猫碰到死老鼠摸石头的市场化进行的。文革二年及文革之后的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中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叶剑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中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所以走资派邓小平胡乱邦等胡说的“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少,实际上反映了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民节衣缩食、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文革”时期,人民生活差别、干群经济差别不大,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贯彻。毛泽东常常抨击特殊经济待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企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蹲点报告中,批示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到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文革”中毛泽东在谈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时说: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反对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百年、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文革”后期,从工农兵中提拔为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人仍保留在原单位时的几十元工资待遇,参加中央会议用餐、饮茶都要付钱、粮票,每年都要下到基层参加劳动。干群关系在经济差别上相对比较缓和,在这方面群众怨言不多。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125个项目,到1975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22.78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55%。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12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1979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年发电量已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到1984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300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地方“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已经有了兴起的趋势。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加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部署。在以周恩来为首、十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参加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指导下,有关各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计划。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争取在1968年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到7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1965至1972年研制出4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1972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1970年前后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1965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三五”计划。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12月28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比美国、苏联都快得多。1967年6月17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采用轰6型飞机投掷方式,爆炸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取得了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从50年代末期起中国科学院已经做了许多理论探索工作。到1965年,进行卫星研制的技术基础基本具备,国防科委提出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1970年1月,一、二两级火箭飞行试验成功,3月,中央批准卫星及运载火箭运往酒泉发射中心。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为11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卫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空间技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从1958年开始列入计划。1965年列入国家计划,开始研制,分为研制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两步走。1970年4月,研制核动力装置的关键设备陆上模式反应堆建成,7月进行提升功率试验成功,证明核动力装置可以装艇。1971年8月和1974年4月,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结构证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军使用。

“文革”时期,石油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60年代起,中国已陆续勘探和开发出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准备投入全面生产。“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这些成就是从50年代起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研技术人员经过不懈的开创和连续科学技术攻关才取得的,也反映了新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们在“文革”时期的可贵努力,为以后新中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事实证明走资派邓小平胡乱邦等胡说的“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说法是别有用心的,  是忽悠人们的大谎话, 是走资派邓小平说谎公司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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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02 个评论)

回复 浮平 2022-5-23 22:58
【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难道不能说也许生活会搞得好些,死的人也少些,和外国的关系也不见得会差?49年开始就成为了联合国安全理事国,那时候有原子弹吗? 那么多国家都没有原子弹。

政治嘛,关键取决于当时决策者自身的认知,逻辑和心理,以及制度机构和程序。事后看到的事实和信息不同,知识和理解程度也不同,也许有些和当事人依然相近,有些则另有见地。

反正被称为“黑箱操作”的政治(立法立策讨论辩论以及司法不透明),媒体一言堂,信息封锁,只有红头文件加通知,大喇叭小喇叭的宣传,老百姓只能说啥信啥,说啥干啥,毛说危险要打仗了,你能不勒紧裤带少吃饭多造弹?你能不撸起袖子埋头干?只有当时所有的民众能听得到,看得见,说得出的个人需求,感受和观点才有现实意义,政治是进行曲的范畴。

过后辩这些”濒临崩溃“是对是错有啥用,本来就没有严谨的定义和概念,不可能共识的争议。谁知道那时候的这些什么 GDP 指的啥?当时独立于政治的学术机构在哪里?有人还说大饥荒时的人口数据有假呢。想真时就说真,想假时就说假。谁能证明清楚?都不是把政治内容搞成了过去时,这派说那派,最多只能得出个政治派别派性结论。所以,争论这些咬文嚼字的东东没用。反正那时候日子过得差,城里人有饭吃的多些,农民吃得饱的少些。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24
浮平: 【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也许生活会搞得好些,死的人也少些,
中国没有原子弹就没有安稳发展,军事与经济都是政治目标发展的延续,先是军事防守住,经济才能好。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24
浮平: 【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也许生活会搞得好些,死的人也少些,
没有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看到伊拉克了么?说打就打你,原子弹就是腰杆子,中国没有原子弹别人说打你就打你,就这么简单。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25
浮平: 【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也许生活会搞得好些,死的人也少些,
有些东西自己有了才有资格说这个东西“没用”。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25
浮平: 【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也许生活会搞得好些,死的人也少些,
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31
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少,实际上反映了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民节衣缩食、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33
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34
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35
“文革”时期,人民生活差别、干群经济差别不大,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贯彻。毛泽东常常抨击特殊经济待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企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蹲点报告中,批示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到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35
“文革”中毛泽东在谈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时说: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反对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百年、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文革”后期,从工农兵中提拔为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人仍保留在原单位时的几十元工资待遇,参加中央会议用餐、饮茶都要付钱、粮票,每年都要下到基层参加劳动。干群关系在经济差别上相对比较缓和,在这方面群众怨言不多。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42
浮平: 【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也许生活会搞得好些,死的人也少些,
就是走资派邓小平1988年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44
与走资派大肆宣传文革经济到“崩溃的边缘”相对,不少研究者发现,“文革”时期的经济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十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1%,而且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

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早在1984年就曾撰文指出:虽然国家一级综合统计在1967-1969年几乎完全停顿,但仍有若干部门、地区和许多基层单位还在坚持进行统计工作。特别是作为社会“总簿记”的银行账目始终没有乱、没有断,对于以后补上当时的统计数字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许多部门和单位都到银行去核对账目,银行也赢得了“铁账本”的赞誉。至于基层单位,只要生产还在进行,一般都保存了若干原始记录和账表。“文革”时期其余七年,则大体坚持了基本数字的统计。

1970年5月14日,国家计委发出通知,要求自当年5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工业财务成本和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搜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到1971年底,这三年的主要数据基本补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统计局又通知各部门、各地区再次对“文革”十年期间的数据进行核对和改正。到1983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1983)》,才第一次公开相关数字。总之,李成瑞认为:“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从总体来看,1967年至1976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6.8%,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5%,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3.3%,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4.9%。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45
由于“文革”时期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心明显偏向工业,这方面的成就相对比较突出。197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为1274.9,与1966年相比,增长128%。石油、化工、冶金、机械行业均有较大的发展。

从1973年开始,中国还从国外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利用这些设备,加上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
回复 浮平 2022-5-23 23:45
yongbing1993: 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
站在专政统治者的立场上当然只会考虑自身的感觉,老百姓的生活需求是否满足与统治者有多少剑未必有那么大的关系,也许有时正是因为剑多麻烦多,威慑秀肌惹的祸。

专政统治者当然希望全世界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睡得更香?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45
“文革”时期,国家对农业的资金、物质投入继续增加,农业生产条件有了一定改善。197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年底余额总计为200.9亿元,与1965年相比增长50.8%。十年间,全国农业总产值指数增长24.5%。

从生产总量上看,197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12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35.3%。但另一方面,1976年中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

这是因为,“文革”时期有许多政策因素严重影响了人均粮食消费数量。一是,人口增长——1966年至1976年人口年增长率平均为2.3%,明显高于1950年至1978年的2%。而且1963年至1965年年均增长率高达2.5%,这部分新增人口也必然会给“文革”期间的粮食生产造成进一步的压力。二是,实行了备战备荒的“广积粮”政策,使人民得不到较多的消费。三是,不进口或进口粮食较少。

实际上,这一时期粮食生产是有所增长的。1976年粮食产量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也由544斤增加到610斤,增长了12.1%。其他农作物总产量也有—定增长,但按人口平均则几乎没有增加,油料、棉花还分别比1965年减少20%和25%。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45
“文革”时期,科技领域取得了一大批在新中国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成果。如,1966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6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1973年,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比常规稻一般每公顷增产750多公斤,对促进中国粮食增产起了重大作用。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46
以“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做参照。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为100,1962年的指数为173.1,比1958年的221.9下降了22%;而1976年的指数为626.6,比1966年的314.7增长了99%,十年中翻了将近一倍。然而,似乎走资派没有把“崩溃”一类的词语用在1959-1961年。大概还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对走资派造成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太过严重,教训太过深刻,走资派们才会把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推及经济方面。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46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47
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周注:我现在所在的工厂,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向国家上缴5亿元的利税),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5-23 23:47
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见新华社2000年6月5日报道)。(有人问:说现在吃文革老本,至少在水利建设这一点来说,是不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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