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战争中创办学校搞教育

毛泽东在战争中创办学校搞教育

有着长期教育经验的毛泽东十分注重教学方法。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为军队教育工作者概括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教学方法。这就是1929年12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中提出了著名的十点教授法：“（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解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十点教学法是毛泽东在多年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至今仍有启发意义，若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根本不可能提炼出这样的方法。

由于创办过不少学校，毛泽东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对于一所学校，毛泽东看重校长和教员。1936年，他在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1939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进一步指出：“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亦这样说：“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都是兴办学校的宝贵遗产。

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出色，可以说创造了黄土地上的办学奇迹。毛泽东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非常注重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同时也注重其文化知识教育。在陕甘宁边区这片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土地上，抗日战争时期兴办的干部院校多达50余所，主要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国抗日红军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研究院等；属于边区政府领导的主要有中共西北局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边区纺织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警校等中高级干部学校等。

延安时期的社会文化政策和教育措施同样出色。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前，边区范围内的150万人口中识字人口约占1%，文盲约占99%；旧的小学不过120所，没有一所中学，贫困农民的子女多无条件读书，适龄儿童失学率非常高。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小学的数量1945年达到1377所，学生数量增至34004人。同时，边区小学的教学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发展正规教育的同时，边区还加强了识字教育，组织形式是民众学校、冬学、小先生制、岗位教育等，其目的在于扫除文盲，提高群众的文化知识。可以说，边区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奇观。

由于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延安时期的教育带有战时特点。毛泽东对教育的目的、目标规定得更为清楚：一切为着抵抗日本侵略者。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八条《抗日的教育政策》中指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毛泽东还阐明了整个民族的抗战教育政策。1938年10月，他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论及“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时提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全民族要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在实行抗战教育政策的大前提下，对于具体怎样办好根据地的学校、学校的任务和课程设置等，毛泽东都有考虑与说明。1939年7月，他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三要点：“（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三）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办学校、传授知识离不开知识分子，故毛泽东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毛泽东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评价很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这一时期，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是更加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必须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能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其学习形式可以是研究小组或组、学习小组或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他还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延安时期是民主革命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各类学校的教育相当规范，学制、课程设置也很有特色。毛泽东历来主张学制灵活、反对课程过繁，而战时学习要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使之精简，学以致用。然而，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相当齐备，尽管各有不同。

例如，抗日军政大学以培养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为目的。马列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近代史、党的建设等。此外，还有时事政策报告和讲座。其特点是注重理论研究与学习。鲁迅艺术学院，专修课是各系根据专业需要设立，选修课有日文、俄文等。

延安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下设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鲁迅文艺学院（1944年7月并入）和医药系，行政学院和鲁迅文艺学院学制2年，自然科学院学制3年，医药系学制l至2年。其课程设置最为齐全，有共同课与专业课两种。共同课占总课时的20％—30％，专业课占70％—80％。全校的共同课有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行政学院的共同课为边区民主政治，富有特色。行政学院的行政系行政专业的课有社会政策、干部工作、乡政权工作、群众工作；行政系警政专业的课程有警政业务、社会常识。司法系的课程有边区法令、判例研究、司法业务、法学概论、社会政策、现行法律研究。教育系的课程有边区文化教育概况、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教材研究、现代中国教育思想研究。财经系的共同课有边区经济概况、会计审计与统计，经建专业的课程有农业、工业、合作问题、交通运输；财政专业的课程有财经业务、税收业务、银行业务、贸易业务。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的共同课有数学、物理学、普通化学、绘图、外国语，各个系如机工系、化工系、农业系的课程都较齐全。延安大学医药系的课程各专业有侧重。医生班设有解剖学、细菌学、病理学、诊断学、生理学、药物学、中药学。司药班设有药物学、中药学、简易药物学、医疗常识、保育常识、卫生常识、简易妇科学。助产班设有助产学、生理解剖大意、简易药物学、治疗常识、保育常识、卫生常识、简易妇科学。护士班设有生理解剖大意、细菌学大意、简易药物学、理化常识。中医班设有药物学、诊断学、治疗学、生理卫生学、消毒学。兽医班设有畜牧概论、中国兽医学、药物学、诊断学、普通病、传染病、免疫学。1941年秋还增设俄文系。延安大学的学科这样齐全，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大学不能比的，它是共产党领导下创立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

而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更是以实用为主。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提出的要求是，“我们还要编一些书，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

从延安时期的教育成绩来看，其学制、课程设置符合实际，符合教育的规律，各院校办学更符合现代大学的教育规律。在当代，按照实践的发展和实际开设急需专业已是教育工作的常态。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关注干部教育，军队教育，关注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也关注整个社会教育，他的让社会成为“大学校”的意图已非常明显。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消灭文盲、将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的计划：“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我们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边区三十五万户，一百四十万人，十年之内消灭全部文盲。”“现在的教育，一个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几年之内，边区的群众文化就会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汉、重庆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

在延安时期，由于知识分子少，他们在各个部门、各个学校都有发挥才能的机会，往往一人多用，这种一人多处教学的形式实际上也把延安联结成一个大学校。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论述的学校教育的目的、方针，教育与全民族的任务、与政治方向的关系，学制与课程设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管理人员素质的重要性，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及各自作用，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干部教育，军队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及其和整个社会教育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大学校”观。而现在所谓“学习型社会”，根源上也是毛泽东关于把社会变成大学校的一种流行说法。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新中国成立后繁忙的国事活动中，毛泽东像抓军事、政治、经济一样抓教育，比如，1949年9月曾审阅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其中有关于教育的条文），1950年8月1日起草《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1953年5月18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谈及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5年在《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中讲到消灭文盲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时讲到教育方针，1957年3月召开普及教育工作座谈会，1958年同意颁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并多次谈及教育革命，1961年7月30日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对之加以鼓励，1961年9月批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5年同意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半农半读教育工作的指示——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的报告》，1964年关注减轻学生负担、教学制度，1965年亦关注减轻学生负担、学校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并考虑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