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扶助农工到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作者:yongbing1993  于 2022-10-20 21:40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已有19评论

从扶助农工到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史无前例的社会实践。作为“人民“二字,中国千年历史中是指作为社会基本成员主体的劳动群众。是指一个国家的普通人,区别于少数有特权的君主群臣百官皇室成员各级大小官员达官贵人地主资本家剝削压迫农工阶级的统治者。这里的“人民”一词各时代指的是与“君主、群臣百官”相对应的大多数群体。

人民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已有之,《周礼》中有“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的说法。先秦·《诗·大雅·抑》:“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北魏·杨炫之 《洛阳伽蓝记·闻义里》:“九月中旬入 钵和国 ……人民服饰,惟有毡衣。”明·宋濂《洪武圣政记》:“维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明·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回:“东京城里人民不许高俅在家宿食。”明·陆人龙《辽海丹忠录》:“离了广宁,一路来人民逃散,看不了凄凉景色,也受了些水宿风餐辛苦。”毛泽东 《论联合政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巴金 《探索集·后记》:“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人民。”《神异经·西南荒经》:“知天下鸟兽言语,土地上人民所道,知百谷可食,草木咸苦,名曰‘圣’”唐·李冗 《独异志》卷下:“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 女娲 兄妹二人在 昆仑山 ,而天下未有人民。”鲁迅《朝花夕拾·无常》:“人民之于鬼物,惟独与他(活无常)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五代《五公经》:“天下荒乱,人民饥谨,十日无食。”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法师曰:‘此中似有州县,又少人民,且得见三五农夫之面。

梁启超对近代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时使用的则是“人民”。孙中山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多用“人民”一词。1919年李大钊在《宰猪场式的政治》一文中所使用的“人民”一词,已不再是指全体国民,而是指与统治者相对立的群体:“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这种“人民”概念的使用,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1921—1927年“人民”逐渐超越“国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流话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定义了“人民”的外延:“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1923年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这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该政策的贯彻和坚持,保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发展,成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1935年后“人民”概念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中经常出现。1935年《八一宣言》正式使用了“人民”这个术语。在这个政策的主导下,为了团结一切最广泛的抗日力量,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1936年6月1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从此,“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核心的政治概念之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用语中,人民是阶级概念,指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爱国者”,与敌人相对立。根据毛泽东思想,人民在历史上的范围有不同的定义。现阶段中国的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人民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中人民的定义是不同的,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即一切参与抗日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即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人民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人民的主体是劳动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它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到新中国成立时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即中国人工农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由这样的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使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公式,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纲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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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19 个评论)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1:59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 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国民党一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新解释,即“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大革命政策的确立,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02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改组了国民党组织,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重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04
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孙中山思想飞跃的主要标志。1923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在与中共代表和苏俄代表商讨中,逐渐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这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该政策的贯彻和坚持,保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发展,成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08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坚定维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维护国共团结和国民党的革命方向,成为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左派的核心和旗帜。他也因此被国民党右派视为夺取党权、拆散国共合作的重大障碍。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前往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会议途中,被国民党右派豢养的暴徒刺杀于中央党部楼前。

壮志未酬身先死,廖仲恺以他的壮年生命,为中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周恩来曾赞誉他是国民党之重心、“工农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积极领袖”,高度评价他“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的崇高革命精神。

在廖仲恺的革命生涯中,何香凝始终给予其坚定的支持。她曾作《赠别》诗为丈夫壮行:“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廖仲恺遇害后,何香凝强忍悲痛继承丈夫未竟的事业,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而继续奋斗。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10
一九二三年一月,宋庆龄陪同孙中山,与苏俄政府使节越飞,在上海进行为期一周会谈。

  孙中山开始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Adloph Abramovich Joffe),蓄黑胡子、戴眼镜,身体瘦弱而才思敏捷。

  孙中山与越飞谈话,以及此前五个月之间通信,用的都是英文,无疑由机要秘书宋庆龄经办。

  一月二十六日,双方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这份用辞谨慎沉稳的文件,开始以后几年越来越密切合作。这不仅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合作,还有孙中山广州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的合作。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14
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书斋里,宋庆龄聆听了另一次开创历史的谈话,即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之间的谈话。

  李大钊是北方农家子弟,体格魁梧结实,说话深思熟虑并极富启发性。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他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也是五四运动的启发者与领头人。

  李大钊与孙中山,讨论了国民党如何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李大钊比孙中山年轻二十多岁,但很快赢得孙中山敬重。宋庆龄后来回忆,孙中山与李大钊谈话,常常一直谈到吃饭时候,就临时留他在家便饭,饭后又继续谈很长时间。

  在孙中山书房里,李大钊成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此后,许多共产党人来会晤孙中山与国民党其他重要人物,有时来的人多了,屋子里容纳不下,他们就到屋前草坪上谈话。

  宋庆龄想更多了解马克思主义,曾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布哈林(Bukharin)《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英文版。李大钊选寄了一本。

  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再度离沪赴穗。宋庆龄约在三个月后才去。军阀陈炯明曾逐出孙中山,现在轮到他被华南其他省份的将军们驱逐了。陈炯明需要借孙中山声望为自己镀金,所以特地请孙中山回来,毫不吝惜地奉上“大元帅”称号。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19
农工就是农民和工人。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19
扶助农工就是扶助农民和工人。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32
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重要哲学基础。毛泽东有一个十分经典的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必然要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32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有一次关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谈话,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人心向背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得民心者得天下。代表人民执政的执政党,必须将权力运行置于人民群众的切实监督之下。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32
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政权时,就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和作用。他号召苏区全体选民注意起来,监督苏维埃人员不使官僚主义存在,把旧有人员中官僚主义分子洗刷出去。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33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尖锐地提出,夺取全国胜利之后,我们的同志不要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是对执政党执政理念和作风的要求,他在进京前提出的“赶考”要求与此完全一致。进了城,执了政,面临着会不会“退回来”的考验,不会退回来就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要以“两个务必”的精神状态接受人民的考试。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33
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机关和工作人员的监督,最核心的是监督权力运行,防止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对县以上领导干部的监督。他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这是毛泽东在八届二次全会上讲的,今天读起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33
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唤起人民群众的利益主体自觉,团结起来为实现自身利益共同奋斗。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34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政策,满足劳动群众对基本生产资料的追求,从根本上代表群众利益。在战争的严酷环境下,尽可能关心和改善群众生活,使群众认识到自己利益所在,真心实意拥护和支持革命战争,迸发出巨大的历史主体积极性。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的利益主体地位成为现实。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34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群众是最实际的,获得了目前利益就能从切身感受中体会到共产党是代表自己利益的,才会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将来的更大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并且强调“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这样就提升了对满足人民物质需要的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实现党的宗旨。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35
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首先要防止和纠正政府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人民政府损害人民利益,主要原因是在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中都偏离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目标。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1958年秋季以后农村“共产风”的表现及危害进行总结,他认为这种错误在于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后来他又连续作出指示,要求坚决加以纠正,坚决退赔,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这种带有全局性的政府剥夺农民的错误行为。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35
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要体现在改善民生、增加群众收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上。毛泽东认为衡量群众的生活水平,不能只看平均工资增长了多少,还要看有多少家庭增加了收入,这是因为平均工资往往掩盖实际差距。他把正确处理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放在突出位置加以强调。1958年11月4日,毛泽东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重生产,忽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疲劳,抵抗力下降。毛泽东认为各地只顾生产、不顾生活是全国性的问题,他连发三道指示,提出工作、生活同时并重的方针,要求做到“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
0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0-20 22:36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这是共产党人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尺度,反映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并且从社会价值层次,确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主体地位,进一步突出了最广大群众根本利益对于执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的至关重要性。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树立和践行这一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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