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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延安的侨领德国医生日本护士
回望1939年初秋，延安的一天，毛主席要到延安马列学院做报告，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召来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要他们四人去杨家岭接毛主席。
马列学院离杨家岭十来里路，延水河上的一座桥处于这段路程的中点上。
而走到延水河桥头，四个人愣住了：对面匆匆而来的不正是毛主席吗？他的布鞋面上已蒙上了一层黄土了……
“你们四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毛主席抢先搭话。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邓力群回答。
毛主席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
毛主席听罢，扬起手摇了摇：“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你们这四个人，那么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
大家都笑了，毛主席自己也笑了，接着说：“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的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用我们的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什么是“延安作风”？所谓延安作风，就是1940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说的：“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1940年2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颇为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1940年5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到访延安，毛主席会晤晤陈嘉庚时，再次谈到这“十个没有”。到访延安之前，远在海外却心系祖国的陈嘉庚先生听到的全是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所以对于毛主席的“十个没有”也是将信将疑。
陈嘉庚在延安的参观访问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在女大参观时，他遇到几位华侨学生，特地请她们到招待所来，详细询问她们的生活情况，听学生说星期天还要去附近农村宣传抗日和卫生知识，很感兴趣。与华侨女学生交谈，他了解了许多延安人的生活情况，他们努力生产，生活大有改善，积极支援前方抗日斗争。
不知不觉天黑了，陈先生留她们吃晚饭，随后她们要徒步走十多里路回校。陈先生想派人送她们回校。其中一位女生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摸黑走夜路都不怕，何况是两个人”。陈先生听后十分惊奇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的地方民风这样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除了会晤闽南乡亲和奔赴延安抗日救国的南洋华侨学生之外，陈嘉庚还亲身到访了延安的角落、亲历亲闻，“由是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先生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同盟会出身的、时年已经67岁的陈嘉庚老先生甚至立刻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毛主席认为陈老先生留在党外更有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经党解释工作，陈老先生才予以理解、不再提及。不过，陈嘉庚先生此后和毛主席主席一生至交、终生不渝。
厦门集美鳌园的“集美解放纪念碑”耸立云天，背面的碑文则是陈嘉庚老先生亲手撰写，正面的七个大字则是毛主席应陈嘉庚先生请求题写的——全国各地，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纪念碑矗立在个人墓园的，仅此一例;纪念碑台基墙的青石浮雕镌刻的口号则是“励行节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由此可见毛主席对陈嘉庚的知交情深，以及陈嘉庚对毛主席的景仰之重。
1940年春，就在抵达延安之前，陈嘉庚先生带着在海外募集的4亿“国币”的华侨抗日捐款，率团回到祖国的第一站是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光一顿饭的宴请费用就高达8万元“国币”，这笔钱在当时足够买800头牛!
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但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大敌当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中华民族还有希望吗?”陈嘉庚先生内心深感痛苦与绝望。迫不得已，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罢宴声明：“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正是在重庆的无比窒息与绝望，才让陈嘉庚决定奔赴口口相传却又被国民党大肆妖魔化的红色延安。
1940年6月1日晚，毛主席亲自设宴款待陈嘉庚。“宴会”就设在毛主席窑洞外，桌面坑坑洼洼，铺了几张旧报纸遮丑;吃的是毛主席在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每人一碗鸡汤，这已经是毛主席能够拿得出手的最“排场”的一场“宴会”。就餐时，毛主席恳请客人谅解，还专门解释：“这是邻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鸡，正下着蛋呢，听说我临门，悄悄宰了送来的”。
陈嘉庚先生一听，差点落泪。这个山沟里的党的质朴廉洁，官民关系的水乳交融，还有上上下下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跟重庆的腐朽堕落截然不同。
同盟会出身的陈嘉庚原是坚定的拥蒋派，而彻底“收服”陈嘉庚的，正是毛主席所概括、陈嘉庚先生在亲眼目睹的、与国统区截然相反的延安的“十个没有”。
“十个没有”概括了延安的党风、整风、民风、社会之风。就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十个没有”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艰深的主义术语，却又简单易懂、生动直观，胜过千言万语、胜过“一打纲领”，是面向人民群众最通俗、却又最真诚的宣传，是检验一个社会进步与否最直白、最犀利的标准!
这“十个没有”，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革命圣地延安做到了，在从国民党手中接过烂摊子、消灭黄赌毒、消灭剥削压迫的新中国，同样做到了。
被收服的，又岂止爱国华侨陈嘉庚?
几天前，“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微发了一条微博：中村京子，女，91岁，汉斯·米勒医生的遗孀，中村京子曾是八路军战士。一位日本人和一位德国人，中村护士和米勒大夫，两位分别来自法西斯国家，却在中国的抗日和解放战场上救死扶伤，成为了八路军战士。
汉斯·米勒，内科专家。生于德国。1939年7月来中国。曾任延安和平医院门诊部主任、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医生、第十八集团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兼129师医务顾问。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历任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北京积水潭医院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教授。于1994年12月4日逝世。
然而，当中国的网民在评论区指出中村京子的身份后，“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立刻开启了“精选”和“拉黑”，在挡不住转发区的真相流露后，最终删除了这条微博。
什么样的真相，让“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如此坐不住了呢?
中村京子的身份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她的丈夫——因为反对法西斯、投身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德国医生、与白求恩相似的国际主义战士汉斯·米勒却是鼎鼎有名的。
中村京子的经历同样传奇。她在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失败前夕被派到中国的伪“满洲国”的铁路医院当护士，时年只有15岁。日本贫民出身的她，只是为了讨口饭吃。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来中国才3个月，日本就投降了。
八路军接管铁路医院后，给了同中村京子一样的所有日本侨民自由选择去留的机会——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参加八路军;不愿意留下来的，可以自行回到日本去。
然而，当时战败的日本侵略者只顾自己逃命，根本顾不上这些留下了的日本侨民，八路军在当时也不可能有能力去一个个送这些人回日本，人生地不熟的中村京子只能选择暂时留下来。
起初她还在犹豫这个选择是否正确，但是当有一次她在一户老百姓家里休息。忽然，有位八路军战士进门了，手里拿着一根针，针上只有寸把长的半截线。中村京子看到战士很认真地将针线还给了老乡，心想：“不就一根针和半截线有，必要还吗?”但随后，她很快想到了八路军部队里，人人都会唱的那首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她说：“那时候，我真的被感动了，随后感到自己选择八路军这条路真是选对了。”
与延安的“十个没有”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仅是国统区，还有伪“满洲国”，还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本。在解放区以及后来的新中国所亲眼目睹的一幕幕场景，所感受到的自由、民主与平等，让这位来自日本的少女充分体会到劳动人民终于“不再做牛马、可以做个人”的幸福，一步步彻底坚定了留下来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决心。
2004年，中村京子与寒春等国际友人，领到了中国第一批发放给外国人的永久居留证。那一刻，她激动万分，说，她爱中国，要一直住下去，中国就是她的家。
从革命圣地延安，一路走向新中国，“十个没有”“收服”了四万万中国劳动人民，“收服”了陈嘉庚这样的爱国华侨，“收服”了寒春、中村京子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也“收服”了全世界一切追求进步的人们，让毛主席不仅仅成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也成了全世界人民景仰至今的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
这走来的一路，正是毛主席在西柏坡所谓之的“进京赶考路”。
爱国华侨陈嘉庚1940年5月到延安，毛主席对他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966年版 毛选二卷677页)
走资派邓小平说：
1.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邓选三卷第64页)
2.如果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邓选三卷第91页)
3.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选》三卷111页)
4.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选》三卷111页)
5.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选》三卷第154页
6.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的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邓选三卷第208页)
7.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选三卷225页)
8.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邓选三卷第229页)
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选三卷第364页)
10.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邓选三卷第374页)
对照今天的中国社会，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是喜欢“十个没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己经实现了“十个如果“的资本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