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苦人民的文艺作品登上了舞台

作者:yongbing1993  于 2022-12-4 22:2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已有22评论

劳苦人民的文艺作品登上了舞台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无论在边区文艺界还是国统区文艺界,都产生了强烈反响,广大文艺工作者对这样一种“普遍的启蒙运动”表示赞同,有的文艺工作者还发生了思想观念上的重大转变,美术、音乐、诗歌、小说、话剧等各个艺术领域纷纷涌现出表现工农大众生活情感,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人民立场,展现出全新的创作追求和美学风格。文艺工作者也不再居高临下地扮演启蒙者,而是融入广大民众,成为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分子”。应当说,《讲话》确实起到了“整风”的作用。

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其创作全新的劳动人民的文艺作品的前提。比如小说家周立波,亲自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之后曾经发表《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阐述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对实现作品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指导作用,也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懊悔:“中了书本子的毒。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地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看不见群众,看不清这现实里的真正的英雄”。他深刻意识到文艺“工作对象问题”的重要,于1947年5月深入东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积累大量百姓生活素材,终于创作出长篇巨制《暴风骤雨》,热情歌颂了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全新的新文化的文艺作品也相应带来了教育民众起了变化。在这方面,延安边区“革命民歌”的创作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老百姓喜欢的以民间流传的民歌形式上改编的“革命民歌”是较早由著名音乐家李焕之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在与“旧社会的民歌”的新旧对比中提出的。李焕之也是延安时期重要的音乐工作者,他在为《陕北革命民歌选集》一书所作前言中,对革命民歌的发展历程及教育劳苦民众的意义上作了简要说明:如果说产生在旧社会的民歌主要是反映了劳苦人民受尽压迫剥削的悲惨生活以及对那种生活的控诉和反抗,那么,当劳苦大众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农民战争之后,农民群众随即创作了反映他们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的革命民歌,也创作了对新社会热情赞颂的革命民歌。这是新社会里的新文化新的社会主人所自己革命生活的真实形象第一次以主人登上舞台。

从这里可以看出,革命民歌的创作主体主要是劳苦大众,革命民歌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农民新生活及陕北新社会,而革命民歌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其劳苦大众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革命”二字亦正此意。有学者称,“在自古以来流传在陕北、陇东、宁夏东部山区的民歌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的信条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我们见到的是无所顾忌的诅咒王政、公开对抗专制家长、责问上天不公的愤激词句以及‘手提上人头怀揣上刀//泼上性命与你交’的爱情”。而“革命色彩”作为新民歌与旧民歌的重大差别,这恰是边区新社会赋予音乐的新的时代内容,正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变化。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边区革命民歌的创作与发展呈现新的面目。

其一,涌现出李有源、汪庭有、孙万福等一大批优秀民间歌手,创作出《东方红》《十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边区十唱》《翻身道情》等一大批优秀革命民歌,备受边区百姓喜爱,传唱极广。需要注意,这些民间歌手的身份首先是底层劳苦大众,生活经历大都艰苦悲惨,正是有感于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和自己政治地位的深刻变化,才创作出如此题材的音乐作品。

比如《十绣金匾》的作者汪庭有,本是陕西商南人,1923年因旱灾随父逃难至鄜县羊圈沟,后自己流浪至陕甘宁边区新正县马栏川。他于1943年完成《十绣金匾》的词曲创作,此时的边区文艺创作和群众文化,由于《讲话》的感召而空前高涨。如汪庭有本人所言:“我一直受苦,这两年心宽敞些了,才编下歌来哩。”著名诗人艾青作为边区专业文艺工作者,曾经对汪庭有做过一个专访,谈及《十绣金匾》的创作时说:自从八路军来到了他的村庄,他的光景改变了,他不再受冻挨饿,也不再被人欺侮了。他过的是自由的生活,一边用锯子和刨子做着活,一边在嘴里就自然地哼出歌来。他的歌,不是用文字写下来的;他的歌,是由感情化成一串一串的声音,在自己的脑子里记忆下来的。

1944年11月,汪庭有还参加了边区文教英雄大会,并被边区政府评为“甲等艺术英雄”,《十绣金匾》因此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歌词“十绣”体现出的对“八路军”“军生产”“民劳动”“恩情宽”等边区新貌的赞颂,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的热情。此时的汪庭有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启蒙者、教育者”的作用,这一身份的转换是前所未有的。应当说,汪庭有、李有源等劳苦大众通过创作反映边区革命新貌的文艺作品,表达了对新政权、新社会的热情赞颂,使这一群体也充当着“启蒙者”的角色,带动更多群众真正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文艺事业与革命事业得到了有机统一。

其二,边区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充分认识到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等的极端重要性,纷纷深入生活,向人民大众学习,从而创作出更为大众接受和喜爱的革命民歌,其自身也受到了革命的教育。

在民间音乐整理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音乐家安波,亲身经历了这场文艺整风运动,并曾经将汪庭有的《十绣金匾》改编而成《三绣金匾》,对于这首歌经典地位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从正面肯定了《讲话》提出的文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的重要,认为“这样较广泛地利用民间形式,对于我们也是一种尝试。这次工作给了我们很多实际的教育,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指示的正确:惟有我们面向工农兵,工农兵才能面向我们的艺术”。

李焕之也说:“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专业文艺工作者也都热情澎湃地改编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民歌,革命民歌的创作活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音乐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在《讲话》中的光辉教导,在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中,对学习民间音乐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体会。大家都十分重视民间音乐的学习和改编,这对音乐创作更加民族化、群众化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和促进。”向工农大众、向民间音乐的学习,其收获不仅是音乐创作专业上的进步,更包括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情感上的融合。

其三,《讲话》对于革命民歌创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歌曲题材更加贴近和反映工农兵群众生活上,还体现在作品艺术水准的提高和教育劳苦大众自己的作用的提升。《讲话》虽然强调文艺作品“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但并非“都不是从文艺特别不是从审美出发,而完全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相反,《讲话》对审美和艺术性提出了很高要求: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高度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内容有害的艺术品,也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就革命民歌的创作而言,无论是汪庭有、李有源等民间艺人,还是安波、公木等专业文艺工作者,都使革命民歌在音乐上经历了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从选择什么样的曲调,再根据新内容的需要而经过演唱上的加工创造,并当它为群众所接受而在新的生活土壤中生根之后,原有的民间曲调也就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了”。

比如作为移民模范的农民艺人李有源,在之前流传的《芝麻油》《骑白马》等乐调的基础上,重新填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词,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革命领袖的爱戴,并激发了群众移民开荒的热情。这些歌词乐调后又经公木、刘炽、王大化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加工,而成为后来流传极广的经典歌曲《东方红》。

汪庭有也是在《绣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间歌唱的基础上,无论在歌词还是在曲调上,都经过重要改造而创作出著名的《十绣金匾》,表达了工农群众对边区社会新貌的赞美与歌颂,成为另一首经典革命民歌。这一类革命民歌完全符合《讲话》所提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产生了良好的教化民众的作用,“有的革命民歌虽然也知道它是脱胎于某某旧民歌,但新的艺术形象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的心中,只要一听到《东方红》、《绣金匾》、《抗日将士出征歌》的歌声,我们心中就油然升起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崇高形象”。

例如创作《绣金匾》这首歌的作者,叫汪庭有。他祖籍陕西商南,生于1916年。1918年因灾全家出外逃荒,其父携带全家沿门乞讨度日,受尽磨难。直至1936年,汪庭有流落至新正县马栏区三乡——杨家店子落户定居。他在马栏开荒种地,学做木匠活。由于他心灵手巧,勤奋好学,干活认真,不计报酬,逐渐成为方圆一带小有名气的巧木匠。汪庭有未念过书,但他很喜欢当地的民间秧歌。他所受的文化教育,得益于当放羊娃的时候,比自己年龄大的同伴经常传唱的《五更道情》《绣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间歌谣的熏陶。在马栏期间,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和边区的种种的新气象,给庭有生活注入了无限的激情,使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愉悦和欢乐。再加上他悉心的搜取、荟萃和升华,于是他就在挥动锯子和刨子的间隙里,不由自主地哼出歌来。他的歌,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而是由感情化成一串串声音唱出来的,反映了穷苦农民翻身作主、自由生产、生活的心声。在编歌的过程中,他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识字。有时刚把第一节编好,编第二节时,往往就把前面的又忘了。他想了个法子,每节编好后,教给村里孩子唱,当他忘了时,村里孩子记住了,这样就克服了不识字的困难。从而他编出了许多优秀的民歌,在当时的马栏川,大多数老百姓都会唱。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后来唱了几十年经久不衰的《绣金匾》。

《绣金匾》歌词欣赏: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
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 你一心爱我们,我们拥护你!
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得红, 金匾上绣的是,边区陕甘宁;
二绣陕甘宁,世事多太平, 军和民大团结,大家一条心。
三月里是清明,金匾绣三层, 金匾上绣的是,模范八路军,
三绣八路军,抗战下决心, 对民众多恩情,爱国爱人民。
四月立夏天,金匾绣得宽, 金匾上绣的是,八路军大生产;
四绣军生产,比民忙大半, 夜晚间守警戒,白天务种田。
五月五端阳,金匾绣得亮, 金匾上绣的是,边区老百姓;
五绣老百姓,抗战最热情, 组织起自卫军,打倒小日本。
六月热气腾,金匾绣花云, 金匾上绣的是,民众的劳动;
六绣民劳动,有利有名声, 行行出状元,二流子成英雄。
七月里七月半,金匾绣得宽, 金匾上绣的是,妇女的生产;
七绣女生产,织布又纺线, 加入识字组,要当女状元。
八月里八月半,金匾绣得圆, 金匾上绣的是,边区合家欢;
八绣好家常,卫生身体强, 全家人都和气,民主好商量。
九月里九重阳,金匾绣得长, 金匾上绣的是,移民上天堂;
九绣难民来,政府好优待, 老户们帮助他,吃用有办法。
冬里天气寒,金匾十绣全, 金匾上绣的是,政府恩情宽;
政府恩情宽,冬学到处办, 有吃有穿有文化,快活过新年。

这首《十绣金匾》唱的是《绣荷包》的调子,很有乡土气息。荷包本是民间男女表示爱情的信物,汪庭有觉得给政府、领袖、部队送荷包不合适,因此借用其调改为《绣金匾》,来歌颂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过上好日子的欣欣向荣景象。这首歌一经传唱,不胫而走,很快唱红了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为了配合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十绣金匾》的“十绣”被精炼为“三绣”: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 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的红, 金匾上绣的是,救星毛泽东。 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 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 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 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 三绣八路军,坚决打敌人, 消灭了反动派,全国享安宁。而共产党八路军大多数来自劳苦人民,这一群劳苦人民有了自己的文艺作品,并登上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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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评论 评论 (22 个评论)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2:45
2014年4月19日,最后一位红色娘子军老战士卢业香,在琼海家乡逝世。海南历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娘子军革命斗争史从此划上句点。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却依然在舞台上用足尖诉说着传奇。前晚,为纪念该剧首演五十周年,一场联欢式的《红色娘子军》由中央芭蕾舞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白淑湘、薛菁华、冯英、李宁、张剑等五代琼花同台演出。数千名观众,潮水般的掌声,动情地叫好声,一起见证了传奇的延续。

一部芭蕾舞剧,一个剧团,五十年演出四千多场,这在世界芭蕾舞历史上也是个奇迹。这奇迹经历时光的淬炼,又逐渐成为经典。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2:47
1964年中国第一个“白天鹅”琼花

无论是在排练厅,还是在剧场,七十多岁的白淑湘都还保持着一个舞蹈演员的精气神,让人始终无法忘记她曾是中国第一个在芭蕾舞剧《天鹅湖》中饰演白天鹅的演员。

1954年进入北京舞蹈学校学习芭蕾的白淑湘是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被称为中国芭蕾的开荒人、奠基者。仅仅学习四年芭蕾舞之后,她就在《天鹅湖》中饰演了白天鹅和黑天鹅,也正是她担纲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出演第一代琼花。

在当时,“演革命戏,就先做革命人”是大家发自内心的信念。为了彻底洗刷掉“天鹅”的贵气,更为了扮演好从“女奴”,到“战士”再到“指导员”的角色,1964年2月,该剧编导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和白淑湘等人一起前往海南采风、体验生活。因为之前演的都是国外剧目,所以这也是中国芭蕾舞演员第一次深入生活、体验生活。

白淑湘至今还记得当时体验的过程。从广东湛江坐船到海口,大家都吐得昏天暗地。在海南岛上他们坐着一辆吉普车沿着海岸线访贫问苦,虽然当时人们的生活还很困难,但是看到北京来的客人都非常热情,还上树砍下椰子给他们喝。《红色娘子军》中,连长给琼花喝椰汁,就是从那个场景中得到的灵感。大家一边采访,一边拿着本子记。白淑湘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体验生活的好处,让自己的表演有了支点。


两个月行程结束后,剧组很快就投入创作,当年6月这部作品就登上了舞台。但当时审查的领导对他们的表现并不满意,认为戏里只有“娘子”没有“军”,剧中琼花和老四的一段双人舞也因为太软被认为像是在“揉面”。为此,全团从编导、演员,到作曲、舞美又全部到山西大同的军营“回炉”。一个月的训练时间,他们闹了不少笑话,但再回到舞台上时确实发生了变化,一举一动都与以往不一样了,俨然都是“准军人”了。李承祥说,很多人对“练兵舞”很感兴趣,其实这个动作就是从演员军训中得来的。演员们去军训时,负责训练的军人一喊“向右看齐”,虽然没有穿脚尖鞋,她们还是习惯性地踮起了脚尖,小碎步看齐。回来之后,李承祥就把这个非常到位、传神的动作编进去了。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2:49
为了表现“战斗”题材,实现芭蕾艺术的“革命化”,《红色娘子军》编导从军人的操练与实战中,提取了诸如列队、看齐、射击、刺杀、挥刀、投弹等动作,创作出琼花的绝活“倒踢紫金冠”,以及女战士们的“操练舞”、“九人刀舞”、“练兵舞”等,不仅确保了军事场面的真实可信,而且极大丰富了芭蕾的舞蹈语汇。为了突出琼花坚韧、勇敢的性格,在琼花与老四搏斗的芭蕾双人舞中,又加入了“乌龙绞柱”、“串翻身”、“探海翻身”等武术和戏曲的动作。男主人公洪常青在动作技术与舞姿亮相的创造上也同样具有创新性,比如在第六场中的“常青就义”舞段中,就大量运用了“射燕大跳”、“飞脚”、“燕式跳”、“小蹦子”、“拉腿蹦子”等中国戏曲舞蹈的动作元素,借此显示革命军人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演员们排练娘子军女战士的“九人刀舞”时,最先跟武术老师学的耍刀基础招式。为此,团里还特别邀请了京剧团的老师教演员,学习拿着刀的手要怎么出,刀面要怎么亮出来,刀刃要怎么摆,耍刀时凌厉的眼神要怎么练……

1964年9月26日,该剧在天桥剧场首演。世界芭蕾40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琼花这样一个极具反抗精神的女奴隶形象。

对于那时的创作,白淑湘最感慨的是创作者的纯净,“这个戏作曲、编舞、舞美、服装都是集体创作,没有人会在意自己的一个音符、一个设计能赚多少钱,大家都只有每天七毛五的午餐费。”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2:50
世界芭蕾40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琼花这样一个极具反抗精神的女奴隶形象。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2:51
1966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被正式封为“革命样板戏”,成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最高典范”之一。1971年,芭蕾舞电影《红色娘子军》上映,更是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芭蕾的热潮,堪称全民皆舞。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2:55
看到中国芭蕾舞作品《红色娘子军》,能够穿越五十年时空,依然打动今天的观众,总有人会问:“为什么五十年过去了,还没有一部作品的影响力能够超越它?”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2:57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被列入世界十大经典剧目的唯一中国作品。为什么?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2:57
中国学者张宏良回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被列入世界十大经典剧目的唯一中国作品。多年来文化界那些老流氓,总是妖魔化什么“文革是十年八个戏”,现在文革结束已经将近40年了,已经四倍于文革十年了,请问你们这些老流氓王八蛋搞出来一个戏了吗?没有,一个都没有!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2:58
中国学者张宏良回答:舞台上上要么是整天哼哼唧唧的那些封建遗老遗少留下来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要么是裤腰带以下专门满足感官刺激的淫乱男女的动物性狂叫,总之,没有一个是诉诸灵魂和精神的优良作品,更是没有红色娘子军这样的绝世经典。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2:59
中国学者张宏良回答:这帮老流氓王八蛋,为了满足自己萎缩淫邪的流氓心理,打着解放思想、创作自由、改革开放等美丽旗号,把拥有5000年悠久文明的辉煌中国,变成了精神沙漠和文化淫窝。这就是人们今天看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会激动的泪流满面的原因。人们是在渴求崇高的精神追求和心灵享受。只有崇高的精神追求和心灵享受,才能感受到真正人的幸福。这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能够成为世界经典的价值所在。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2:59
中国学者张宏良回答:最后想提一点建议,就是应该取消红色娘子军以及其他革命现代京剧的知识专利。知识专利禁止了其他文艺团体演出这些剧目,限制了这些文艺作品的传播,不仅对社会有害,而且也不合理。八个样板戏是全国人民投入的结果,任何一个文艺团体都没有资格申请和拥有这个专利,如果真的要讲专利,也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谈这个专利,那就是已经去世的江青。目前这种把样板戏的专利划归各个文艺团体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希望国家文化部门和专利部门,尽快纠正这个错误现象,让全国各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都有机会看到这些样板戏。
1 回复 浮平 2022-12-4 22:59
能否说在文艺领域,毛主席用一种狭隘观推翻取代了另一种狭隘观,也就是他说的推翻砸烂了一个旧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狭隘的旧观念?否则,在这个领域,怎么可能从百花齐放的意图而产生寥寥无几的效果呢?全面主观,高于一切的政治观和方法与客观规律的差别?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3:06
24岁“高龄”才开始学习芭蕾舞的刘庆棠,终于取代了“中国第一只白天鹅”
1946年初,中共辽东省委创办了白山艺术学校。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培养了大量艺术人才。1948年2月,白山艺校又开始招生。辽宁盖县联合中学学生刘庆棠也来到考场。他当年16岁,初中还没毕业。在这之前,一心要考军政大学,但未满18岁,人家不收。这次报考白山艺术学校时,他就多了个心眼儿,虚报了两岁,称自己是18岁。面试时,考官对他的年龄产生了怀疑:“你十八啦?个儿咋这么矮?”刘庆棠编了个谎言:“家穷,吃不饱。”
当时,东北人民军每攻下一座城市,艺校都要组织扭秧歌庆祝。刘庆棠作为戏剧系的学员,参加了扭秧歌演出,开始了其舞蹈生涯。1951年,全国范围内选拔节目参加“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东北地区有两个民族舞蹈入选。一个是刘庆棠参与演出的《扇子舞》,一个是长春的《红绸舞》。《扇子舞》有7个演员。一个男演员在前边舞动纸扎的蝴蝶,后边的6名女演员做着各种扑蝶舞姿。这个男演员就是刘庆棠。
1951年8月,东北的两个节目都获得了“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会”的金奖。联欢会闭幕后,主办方又组织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奥地利巡回演出一年零三个月。其间,也安排他们去观看芭蕾舞。巡回演出结束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这批演员基本留在北京,准备组成中央歌舞团。1952年12月,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正式成立,1996年与原中国轻音乐团合并为中国歌舞团。
中央歌舞团成立后,刘庆棠成为该团的民族舞演员。当年,中央歌舞团曾聘请苏联芭蕾舞演员来教芭蕾。苏联老师根据水平,将男演员分成高中低三个班。刘庆棠属低级的第三班,连一个芭蕾术语也记不住。但是刘庆棠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比较好学。经过努力,一年半之后,他进入了属于高级的第一班。
1954年9月6日,北京舞蹈学校(1978年正式改称北京舞蹈学院)成立,著名舞蹈家戴爱莲任舞蹈学校校长。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陈列着世界4位杰出的女性舞者的肖像艺术品,其中之一便是戴爱莲的石雕头像。1956年,刚从南美洲演出归来的刘庆棠听说北京舞蹈学校开设了芭蕾舞专业,由著名芭蕾舞编导艺术家彼·安·古雪夫等5位苏联专家任教,已熟识并喜爱上芭蕾舞的刘庆棠也要求去学习。中央歌舞团的领导不同意,但刘庆棠的态度十分坚决,团领导无奈,最后还是放他去了。这样,刘庆棠在24岁“高龄”之时开始正式学习芭蕾舞。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3:07
1959年12月31日,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实验芭蕾舞团,由被誉为“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白淑湘等22名演员和18名演奏员组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实验芭蕾舞团成立后,在古雪夫等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鹅湖》。在挑选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其他几位候选人在托举女主角白淑湘时显得力量不够,唯有刘庆棠完成得较好,被选为王子的扮演者。
首演《天鹅湖》在中国芭蕾舞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它的首演成功,鲜花、掌声和荣誉也接踵而来。《天鹅湖》、《海侠》、《泪泉》等舞剧都是刘庆棠和白淑湘一起跳的。1961年,实验芭蕾舞团首次赴缅甸访问演出。这是中国的芭蕾舞团第一次在国外演出《天鹅湖》和《海侠》。国外观众将此次演出誉为“亚洲人的骄傲”,认为中国芭蕾“已接近世界水平”。实事求是地说,和白淑湘一样,刘庆棠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芭蕾演员,为开拓、发展我国的芭蕾艺术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3:09
1964年9月25日,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正式彩排。刘庆棠跳男主人公洪常青,他32岁。《红》剧从天桥剧场跳到中南海小礼堂。毛泽东为他们将这种西洋的宫廷艺术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鼓了掌,讲了两句话:“方向是正确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红》剧成为革命样板戏,江青指定其为“世界芭蕾舞坛上的一面战旗”。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3:12
如今,有一所北京刘庆棠艺术学校坐落在北京市燕山山脉的西山脚下。介绍刘庆棠时是这样说的:刘庆棠校长是我国老一辈舞剧表演艺术专家、艺术大师,他曾向苏联专家学习多年,曾任中国芭蕾舞团团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刘庆棠教授曾主演并首演芭蕾舞剧《天鹅湖》、《海侠》、《泪泉》、《红色娘子军》、《沂蒙颂》,他亲自领导的舞剧创作有《红色娘子军》、《沂蒙颂》、《草原儿女》、《纺织女工》、《杜鹃山》、《苗岭风雷》、《闪闪的红星》等,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舞台实践经验。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3:15
参与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的中芭老团长李承祥回忆:《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总理一次谈话的启迪。1963年,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演出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周总理在观看演出中说:“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芭蕾剧目。”“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这是周总理对中国芭蕾舞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即由学习借鉴转入自己独立创作。

  1963年底,在舞剧选题的讨论会上,由于故事感人,人物鲜明,《娘子军连歌》家喻户晓,适合发挥芭蕾舞以女性舞蹈为主的艺术特点等原因,与会者一致决定将《红色娘子军》改编为芭蕾舞剧。事后组成了创作班子,由吴祖强、杜鸣心、戴宏威、施万春、王燕樵担任作曲,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担任编导,马运洪担任舞台美术设计。大家满怀激情地投身到第一部中国题材的大型芭蕾舞剧的创作中。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3:16
创作班子深入海南岛采风

  对于创作人员来说,首要的是生活。李承祥回忆,1964年2月,创作班子赴海南岛深入生活,由李承祥任组长,吴祖强、刘庆棠任副组长,成员包括王希贤、蒋祖慧、马运洪、白淑湘、钟润良、王国华、李新盈。

  “我们访问了当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当时的老赤卫队长给我们讲述了海南人民的英勇斗争事迹,他亲自带我们去看当年开万人大会的红场,访问经常掩护红军的革命老妈妈。在琼海县,我们见到当年的娘子军战士,听她们讲述当年海南妇女过的悲惨生活。受压迫最重,反抗性就特别强,当时好多妇女逃出牢笼,找红军要求当女兵。一篇篇劳动人民的血泪史、一件件触目惊心的实物,使我们对海南人民的过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我们将要表现的英雄人物有了更加浓厚的感情。”李承祥回忆。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3:16
芭蕾民族化更具浪漫色彩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电影原作,梁信的剧本、谢晋的导演艺术、黄准的娘子军连歌以及祝希娟、王心刚、陈强等表演艺术家塑造的鲜明人物形象,为芭蕾舞剧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创作依据。

  从银幕形象转换到芭蕾形象能否获得成功,主要从两方面加以审视:第一要体现原作的精髓,第二要充分发挥芭蕾舞艺术的表现特征,使观众在形象转换的观赏中,获得有别于银幕的美感享受。

  根据舞剧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艺术特点以及肢体语言的局限性,改编中首先着眼于两方面,一是精简人物,二是浓缩情节。在电影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就有十三位,对舞剧无疑是太多了,经反复斟酌,只保留六个人,正面人物琼花、洪常青、连长、小庞,去掉了符红莲、阿贵等人,反面人物南霸天、老四,去掉了大管家、黄振山、陈旅长等人。在交代情节上尽可能压缩篇幅,采取简练手法,而在抒发人物情感的地方,则尽最大可能给以渲染和深化,发挥音乐、舞蹈的优势。

  《红》剧音乐的总体构思可概括为“三个主题一个歌”,一个歌就是指电影中的《娘子军连歌》,它流传很广,是娘子军战士群体形象的生动写照,因而要在舞剧中贯穿运用。而更重要的是要写好琼花、洪常青、南霸天三个主要人物的主题音乐,这决定着舞剧的成败。
1 回复 yongbing1993 2022-12-4 23:17
下连队让“娘子”更像“军”

  经过两个多月排练,舞剧初稿完成,并在芭蕾舞团小剧场组织了第一次联排,各方面的同志对舞剧都予以了积极肯定,也提出许多好意见。部队首长希望加强部队的生活气息和战士的气质,说演员的表演像“娘子”,还不太像“军”。

  芭团领导决定暂停排练,下连当兵,北京军区领导帮助联系了大同的当地驻军,包括全体演员和演奏员一百三十多人进入部队驻地。每一个人都领到一身新军装和一支步枪,女演员集中住在几间营房内,男演员编在各个班里,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演员们以战士为榜样,对自己在《红》剧中扮演的角色有了更深理解。回到北京再进排练场,面貌大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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