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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受邀出席世卫大会
1974年，中国《赤脚医生》为何受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这个新生事物发生在在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赤脚医生》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里组织起来的社员们发明创造的，得到了当时执政的中国政府即，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大力支持推广，是文革中的斗批改的成果，更是毛主席和中国人民政府的决策高明。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认可。
1974年，世界卫生大会如期在日内瓦举行，世界上许多个国家代表受邀参加了此次大会。在这些代表当中，有一名中国的女代表尤其引人注目，她的名字叫王桂珍，是一名《赤脚医生》。一名中国赤脚医生为何受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事实上，王桂珍不仅出席了此次会议，而且还是此次会议中，各个国家在医学领域学习的对象。在那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王桂珍上台发表了演讲，时间整整持续了十五分钟，让所有参会的代表，都对中国的《赤脚医生》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王桂珍演讲结束后，现场掌声雷动，所有参会代表都为这位中国的赤脚医生送上掌声，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喜爱。不仅如此，世界卫生组织在1976年举行的两次重要会议上，黄钰祥和覃祥官分别作为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再次出席了会议。这一次，大会主席整整拿出了半天的时间，让覃祥官对《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赤脚医生》这个名词，响彻了世界，成为世界多个国家争相学习的榜样，他们称之为“Barefoot Doctors”。中国的“赤脚医生”，在他们的眼中仿佛就是“天使”，去拯救那些受到病痛折磨的穷苦人民。“Barefoot Doctors”对于他们而言，绝不止一个称谓那么简单，他们每次听到“Barefoot Doctors”，就会发自内心地举起大拇指，表达敬佩！
中国的《赤脚医生》，为何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学习浪潮，又为何会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尊重？这一切还要从毛主席在1965年作出的一个高明的决策说起。那一次，毛主席动怒了。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按照事先的安排，在这一天向毛主席作一次汇报。此次汇报，本来是一次一般性的汇报，但在此次汇报当中，钱信忠提到了一组数据，毛主席听后很生气。
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从这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国当时的医务人员主要集中在城市，医疗经费大部分也都用在了城市，农村的医务人员和医疗费用与城市相比，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毛主席听完以后，生气地说了一番话，批评之意颇为明显。
毛主席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
从毛主席听完报告后所讲的这番话来看，他动怒的真正原因是，卫生部目前只服务于一小部分人群，还有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保障。毛主席在这番话的后半段还特意强调，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
卫生部对毛主席这一次作出的指示非常重视，称之为“六二六指示”（当天是6月26日）。毛主席此次动怒，是为了广大农民。但毛主席此次动怒，并非偶然，更不是情绪的宣泄。早在建国之初，毛主席就已经对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十分重视，并一直密切关注着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1965年作出这次指示之前，曾经多次就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想法，只不过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改善进度很慢，否则毛主席这一次也不会如此生气。
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其实由来已久。早在旧中国时期，农村就一直存在缺医少药的情况。旧中国的农民，很多时候生病只能看运气，如果得的是小病，挺一挺，靠自身免疫力自愈算是万事大吉；如果得了急性病或者大病，也就只能听天由命或者干脆等死。这样的说法可能有很多读者感觉笔者危言耸听，其实旧中国的农民面对的医疗环境就是如此残酷。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翻身做主人，但中国已经打了太久的仗，新中国几乎是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起来，需要面临很多的困难。国内的匪患横行、国民党残部作乱，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军事封锁等手段，对新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又一个艰难的考验。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就对朝鲜发起了侵略战争，战火一度燃烧到鸭绿江畔，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新中国当时虽然贫弱，但捍卫国家主权，抗击侵略者的决心却绝不比任何人弱，哪怕是面对当时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也绝不会退后半步。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新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美国军队并非不可战胜，中国人民志愿军无所畏惧。抗美援朝，也成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新中国一片欣欣向荣，未来的发展前景极其远大，但在建国之初，却肩负了巨大的压力。毛主席对这样的形势早有预料，也早有准备。早在1949年3月，毛主席就已经指出：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
1965年，毛主席发怒那一次，新中国才刚刚从一段困难时期中走过来。新中国当时虽然已经建立十余年，但从经济、政治、外交、工业、医疗、农业等方面来看，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只不过，毛主席一直心系人民，希望能尽早地解决农村的医疗问题，改善农民的医疗环境，使农民生病的时候能够尽快得到医治。
毛主席素来以高瞻远瞩著称，看问题总是能够直指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如何解决农村几亿人口的医疗卫生工作”这个问题，毛主席认为，关键在于要搞好中医工作。
1953年12月底，毛泽东在杭州刘庄 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毛主席对中医的评价很高，曾经多次表示要团结中西医，大力发展中医。
1958年他（毛主席）曾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
正如毛主席所言，中医是中国的“伟大宝库”，是经历了几千年实践和考验的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中医不仅对中国医学发展有影响，对周边的许多国家也都有很大的影响。例如，日本医学就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而成。
最重要的是，中医解决农村的医疗卫生问题相较于西医有着极其明显的优势。其一，中医的行动非常便捷，不需要携带大型的医疗仪器。到农村去看病的时候，很多的常用药物可以就地取材；其二，中医的治疗费用要远比西医低，农民可以承受得起，中医的诊治常常是诊脉来查看病情，再根据病情施以针灸、艾灸等方式治病，有时候甚至连草药都不吃。老话说“是药三分毒”，能够治好病的同时又不使用药物，岂不是医疗界最高的追求吗？这样一来，不仅节省了医药费，又能达到治病的目的。
中医的好处有目共睹，但西医也并非是一无是处，毛主席高瞻远瞩，从来讲究的都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中、西医问题上，毛主席采取的是“团结中西医方式”，既有中医需要学习西医诊疗技术的想法，又有西医毕业生需要学习2年中医的要求，真正做到了取长补短。
让一大批中医到农村去为农民治病，成为当时解决农村的医疗问题的初步想法。但这个想法距离实践尚有差距。其一，中医固然有治疗成本低、行动便捷的优势，但想要成为一名中医，却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西医都是使用已经制成的药物，而中医则需要具备识别、辨别草药的能力，还要记住每一味药物的功效。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医行医之所以便捷、高效、节省治疗成本，那是因为，中医将看病、治病、采药、制药等等本事全都集于一身，而西医则要多个诊室分科检查治疗。
其二，即便耐心等待一大批中医学成后，其中还会有人不愿意去农村发展，从而选择留在城市。这样一来，去农村治病的中医人数根本就不足以填补乡村医生的巨大缺口，更改变不了农村缺少药物的事实。
为了能够尽快解决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为培养中医争取时间，毛主席决定命城市的医生前往农村治病。城市中的各级医院纷纷组织医疗队下乡治病，各科知名专家也纷纷下乡到农村看病。截止到1965年上半年，一共组织了2800余名医生下乡巡诊，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治病的压力。
但是，这样的做法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看病的问题。其一，城市各级医院组织医疗队，甚至派出专家参与，这些抽调的人员本该完成的工作就要由其他医务人员来顶替或者调班，长期如此的话，会影响各级医院的日常工作安排；其二，医院的医生和专家们虽然治病能力很强，但他们下乡治病的时候，一些长期患病或者正好患病的农民得到了诊治，他们离开后，农民头疼脑热的小病，还是无法及时得到治疗，去往城市看病就负担不起费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医疗的问题。
毛主席对于农村医疗条件差，药物匮乏的情况一直都非常关切，曾经多次亲自下乡去了解情况，对农村医疗卫生情况非常不满意。如何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成为毛主席心头的一块石头，令他焦急万分。一向将人民放在首位的毛主席，将这份关切逐渐转化为火气，这才导致了1965年的那次发怒。其实，毛主席很少真正动怒，面对国际上的压力、敌军的压力，毛主席从来都是谈笑风生，只有这一次，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让爱民如子的毛主席真生气了。
毛主席在“六二六指示”中提出了一个构想，未来要培养一大批中医给农民治病，而且这些医生必须是农村养得起的医生。在追求乡村医生数量的同时，毛主席还对这些医生提出了两个要求，如果不符合这两个要求，就不能在农村行医治病。
当时对乡村医生初步提出的两个条件：一是高小 毕业生，二是学三年医学。
毛主席认为，城市医院的那套检查治疗方法并不适用于农村。毛主席的看法极为精准，真可谓是高瞻远瞩，将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看得非常透彻。当时的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医少药”，如何提升乡村医生的数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不能要求乡村医生的医术有多么高明，只要能保证乡村医生能帮助农民治疗一些小病和急性病即可，这样总是比生病了没有人医治要好得多。
而且，医生的医术随着行医的次数增多，行医的时间增长，再加上自身的学习，是可以提高的。农村为何会缺少医生？因为医生想要真正留在农村，就必须要融入到农村，成为农村的一部分。如果是将一些农村本地的人培养成医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农闲的时候干农活，农忙的时候搞生产。这样就符合了毛主席的设想，“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来为农民服务。
毛主席作出“六二六指示”后，全国掀起了学医、办医的热潮。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进行，一方面大力扶持各个公社建立卫生院；另一方面着手乡村医生培训工作，将各个村子有文化的年轻人聚集到一起进行培训。
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率先响应号召，办了一个医学速成培训班，为全国开了一个好头。这个医学速成培训班，每一期的培训时长仅有四个月，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医学的基础知识、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基础的知识，培训出来的医生真能为农民治病吗？这也是当时许多农民心中都有的疑问。
答案是肯定的，参加快速培训班的学员，接受完培训后会回到农村，成为当地卫生院的一名卫生员，为当地农民进行服务。快速培训出来的卫生员，医术或许并不高明，经验也不充足，但足以治疗一些常见的疾病，让农民可以足不出队就可以看病，再也不用到城镇去医治，切实有效的解决了农村缺少医生的情况。
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医学速成培训班第一批毕业的学员当中，有一名叫王桂珍的女学员。学习期间十分认真，经常半夜还在复习白天学习的内容。王桂珍顺利毕业后，留在了江镇公社卫生院成为一名卫生员。
王桂珍成为卫生员后，一位因为牙痛到卫生院看病的农民，对王桂珍这种“速成”的医生提出质疑，不愿意接受她的治疗。王桂珍在培训班中，学习过治疗牙痛的方法，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为了安抚患病农民的情绪，她先是将针灸的针扎在了自己的身上，证明并无大碍后，取得了农民的信任。经过王桂珍细心、精准的施针后，农民的牙痛得到了缓解，回家后对乡亲们宣传了王桂珍的医术，让更多人相信了王桂珍。
这件事只是王桂珍每日为农民看病生涯的缩影，通过她的不懈努力，很快在公社里小有名气。为了更好地服务农民，发挥乡村医生的作用，王桂珍没有坐在卫生院里等着病患上门，她经常会走入农村，挨家挨户地拜访，对有需要的人现场进行诊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