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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后被特赦
《从皇帝走向普通公民:"改造"末代皇帝溥仪》
1967年10月17日，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逝世。在他一生中，完成了“皇帝”到“公民”的角色转换。
1995年1月26日，末代皇帝溥仪的最后一个妻子李淑贤手捧溥仪的骨灰，把他安葬在位于河北省易县的“华龙陵园”。溥仪的墓碑上只镌刻着“爱新觉罗·溥仪”六个字。与遥遥相望的光绪皇帝的崇陵相比，他的墓地已经是一个普通人的墓地。
溥仪的一生，做过皇帝，做过汉奸傀儡，也做过新政权的阶下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终于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大家庭里的一名真正的公民。在行将告别这个世界时，他感慨道：“改造我这样一个人不容易，把一个封建统治者变成一个公民，古今中外世界上无论什么国家都很难做到，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办到了。”
“要放，就先放‘皇帝’”。1959年12月4日，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这一天，气氛非同寻常。在押的300多名伪满和国民党战犯被集中到战犯管理所大礼堂中。写着“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几个大字的红色条幅，分外醒目。在众多期待的目光中，代所长金源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开始。简短的开场白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名单。
此时，会场一片寂静，战犯们既激动又紧张，每个人都急于想知道这份特赦名单中，是否有自己。“爱新觉罗·溥仪！”听到自己的名字，溥仪先是一愣，而后慢慢站起，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特赦通知书，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溥仪转过身时，人们发现他早已是泪流满面。
所有人都没想到，在这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特赦名单中，第一个被特赦的竟然是这个曾经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此前两个多月的9月18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里曾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那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的特赦令。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伪满和国民党战犯的建议。
虽然，特赦名单还没有公布，但欢乐和期盼的气氛已经弥漫了整个战犯管理所。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出现在这份名单中。战犯们私下互相议论着，有的信心十足，有的在为自己近来的松懈表现而后悔，有的嘴上谦虚地说自己不够标准，暗地里却悄悄整理着衣物。
对于能否被特赦，每个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们都觉得，至少自己比溥仪改造得好。一个战犯还公开说：“除非剩下溥仪，要不剩他就不会剩我。”甚至连溥仪自己也这么认为，他可能会是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
的确，单从劳动改造的表现而言，溥仪并不突出。曾经担任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科科长的吕凤柱至今提到溥仪仍笑言：“那笑话可出老了。”
溥仪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连穿衣、叠被这样的小事也做不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代理所长的金源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尴尬的场面：
大家都在外面排好队，(溥仪)最后一个出来，衣服纽扣也扣错了，裤扣开着。毓喦看他这个样子，便大声训斥说：“溥仪，衣服怎么穿的？出列！”溥仪只好站出队列系扣子。群臣们见皇上还不如自己，哄堂大笑。
当听到特赦名单那一刻，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其中也包括金源。
其实，战犯管理所向中央报请的第一批特赦名单中有溥杰而无溥仪。但当金源从北京领回特赦证书时，却发现溥杰的名字变成了溥仪。
据说，当年毛泽东看到送来的特赦名单后说：“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有这个气魄。”
成为普通公民。在溥仪接到特赦证书的当天，美联社、法新社，甚至台湾都播发了末代皇帝被特赦的消息。就在全世界为新中国的信心和气度惊叹时，溥仪已经和同一批特赦的狱友们踏上了南下北京的火车。
阔别近35年，溥仪急于想回到那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回想1925年2月23日，他在一帮日本人和遗老遗少的掩护下，偷偷摸摸乘火车逃进天津日租界的情景，简直恍如隔世。如今，他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光明正大地坐上火车准备回家了。
平生第一次与老百姓们坐在一起，使溥仪感到既兴奋又新鲜。新中国是什么样？未来的生活又会如何呢？正在他浮想联翩的时候，车上发生的一幕给了他最好的回答。
一个小姑娘突发阑尾炎，老师来不及通知她的父母便自己带孩子坐上火车赶往沈阳的大医院治疗。乘客们纷纷为她们让座，乘务员也连忙打电话请沈阳站的工作人员协助。
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这感人的一幕，并感叹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在今天也已成为了现实。”
1959年12月9日，清晨6点半，溥仪走下了列车。五妹韫馨、五妹夫万嘉熙、四弟溥任和堂弟溥佳、溥俭早在站台上等候多时了。
一声“大哥”，让溥仪心中五味杂陈。虽为手足，但在他的前半生中却从来没听到过这个亲切的称呼。那时，他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这些弟弟妹妹则是臣服在他脚下的奴才。人生50多年，溥仪第一次体会到了普通人的家庭温暖。
回到北京后，溥仪暂住在五妹韫馨家。两天后，在妹夫万嘉熙的陪同下，他来到了位于麻状元胡同的厂桥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接待他们的是民警吴静深。
当年27岁的吴静深，而今已经是一位76岁的垂垂老者。在他位于八道湾胡同的家中，老人向记者回忆起当年的一幕。
“他高个子，穿得很普通，脸挺瘦，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得知来人是办户口的，吴静深拿出户口登记簿为他登记。
“他一说姓名——爱新觉罗·溥仪，我才知道敢情这人是小宣统啊！”
虽然深感惊讶，但吴静深还是一项一项地为溥仪做了登记。吴静深记得，其中的几项溥仪不太好回答。
问到职业，溥仪答，刚特赦回来，政府还没安排。吴静深在“职业”一栏里填上无业。 “文化程度？”溥仪答：“私塾十一年。”当问到婚姻状况时，溥仪叹了口气说：“死的死，离的离。”这该怎么填呢？不得已，吴静深只得继续追问：“最后一个是死了还是离了？”他记得，溥仪小声回答：“离了。”于是吴静深在婚姻一栏内填上了“离婚”二字。
登记完毕后，吴静深把办好的户口本递给溥仪。溥仪接过户口本，深深地给他鞠了个躬。这位曾经的皇帝，第一次领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的身份证明。
第二天，吴静深来到韫馨家找溥仪：“对不起了您哪，请您和万先生再到派出所去一趟。”
原来，溥仪上户口的事引起了上级的重视，公安部派了一名宣传干部到厂桥派出所，要补拍一张照片，为后人留下这意义深远的一幕。可巧那天万嘉熙有事不在，吴静深只好拉上来串门的溥俭和溥仪一起补拍了一张照片。老人指着站在照片中间的那个人告诉记者：“这就是溥俭。”
直到现在，溥仪的户口登记簿和他办理户口时的照片，仍收藏在北京警察博物馆里。
虽然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但溥仪却从来没逛过北京城。小时候，他生活在四面都是高墙的紫禁城里，走到哪儿后面都呼啦啦跟着一帮太监；被冯玉祥赶出皇宫，他又火急火燎地逃到天津，最后又在伪满当了14年的傀儡。对于北京，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如今他终于能以一名公民的身份大大方方地看看北京城了。
民族文化宫、四季青人民公社、清华大学、北京电子管厂……特赦回京后的一个多月里，溥仪与一同特赦的战犯们把北京参观了个遍。新中国成立十年间，北京的变化，让这位当年的皇帝赞叹不已。
第一份工作。回京不久，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室接见了溥仪一家。总理问溥仪，特赦后有什么打算，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溥仪说，自己在战犯管理所的医务所帮过忙，对医学感兴趣，想当个大夫。
可周恩来却不赞成。当时也在场的四弟溥任后来回忆，总理风趣地说：“你就会改药方，非得给人家治死不可。”听了总理的话，大家都笑了。
1960年2月16日，溥仪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来到位于香山的中科院下属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行前，周恩来请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平杰三转达了几点意见：“下放劳动一年，讲清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礼拜天可以休息。每两星期回城一次，可以自由活动。生活困难另外补助……”
据说，有人曾建议安排溥仪到故宫去劳动，周总理不同意，他说：“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来看‘皇上’，怎么办？”作为一国总理，周恩来为溥仪考虑得不可说不细。
对于溥仪的到来，植物园领导非常重视。植物园的老人们回忆，就在溥仪到园的前几天，时任党总支书的田裕民专门组织全园职工在食堂开了一次会。
植物园退休职工冀绪英记得，田裕民向大家约法三章：第一，溥仪来了以后不能围观；第二，对外要保密，不要让外面的人知道，称呼他为溥先生，而不能叫同志；第三，国家机密不要跟他讲。
“其实，我们怎么可能知道什么国家机密呢？”提起约法三章，研究员卢思聪感到好笑。
但大家对溥仪的态度还是友好而热情的。卢思聪记得，当田裕民把溥仪引荐给温室组的同事们时，这位溥先生站得笔管条直，显得十分局促，说起话来也很紧张。
带着溥仪干活的冀绪英回忆，开始溥仪总是一声不吭，开生活会时也只是闷头做笔记，从不发言。直到很久以后，他的这种拘束才慢慢消除。跟同事们熟络后的溥仪总是给人十分随和乐观的印象。“好玩！”是大家对他共同的评价。
溥仪爱跟年轻人开玩笑，拍人肩膀时也特别使劲。卢思聪记得，一次小伙子们逗他讲清宫秘闻，溥仪说自己小时候爱吃春饼，有一回吃多了，两个太监就拎着他的胳膊往地上蹲，说是帮他消化。溥仪讲故事时的样子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自己也跟着畅快地笑起来。卢思聪说，溥仪从不忌讳谈清宫的事，但对日本人他却从来不提。
对于溥仪的劳动能力，植物园的工作人员都有思想准备。不过，大家还是没想到他竟然什么都不会。用卢思聪的话说：“知道他不会干活，但没想到他那么不会干。”
溥仪在温室的工作就是用胶皮管子往水缸里蓄水，把几个大缸都蓄满水，这天的工作也就完了。“他也只会干这个，稍微一干点儿别的准出乱子。”老人们回忆。
第一次面对独立生活，溥仪的糊涂和邋遢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植物园研究员董保华记得，溥仪来的第一天傍晚，他突然看见溥仪在他家周围转悠，一问才知道溥仪晚饭后出门遛弯，走着走着就走不回去了。另一位研究员范增兴则经常看到溥仪系错了衣服扣子便出门。“说他，他也不生气，哈哈一笑，说：‘我怎么这么笨啊！’”
为了帮助他适应植物园的生活，领导特地安排刘保善和刘保安两个年轻人与他同屋。而今身在华北油田的刘保善，因病已无法接受记者的采访，但他的儿子刘建军对溥仪还留有深刻的印象。那时，六七岁的建军经常到父亲的宿舍玩，每次溥仪都会找些零食给他吃。在他的记忆里，溥仪一点也不像戏台上趾高气扬的皇帝，他只是一个和蔼的老头。
不过大家记得随和的溥仪也有发火的时候。植物园所在的四王府附近住着很多旗人，一天溥仪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站台上忽然跪倒一片，还口称“皇上”！溥仪向同事们讲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地说：“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
1961年年初，溥仪结束了在植物园的劳动。植物园给他做出的鉴定中写道：
溥仪要求进步，对自己的罪恶有一定认识。自我改造比较努力，劳动、学习都很认真。他除在温室劳动外，还主动参加大种秋菜、打野菜、打猪草等义务劳动……总起来说，溥仪的表现是好的。
溥仪在植物园学会了如何融入社会，他把这里看作是自己的娘家。回城工作后，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里来几趟，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患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