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创建的工农红军实行民主

毛泽东创建的工农红军实行民主

毛泽东在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时，是在蒋介石大屠杀之后。毛泽东辞掉在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之职，授中共中央命令，从上海返回老家组织农委会，以《毛委员》的身分，接管一支由南昌起义失败后流窜的一个国民党军起义的一个师中只剩一个团的残兵败将，加上一个由安源煤矿罢工工人组成的一个团，和农委会中农民组成的一个团，共三个杂牌团的师。师长是黄埔军校的正规军官。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去这个师当《毛委员》。

当时毛泽东在家乡农民上夜校办农会，接到地下党通知后告别妻儿只身前往，路途中被地主国民党民团捉去，逃亡时脚受伤。数日之后赶到这支部队时，师部正在准备抢决逃兵。《毛委员》请求师团长能否刀下留人，看在初来乍到的面上，没有抢杀逃兵。《毛委员》找逃兵谈话，问为什么要逃？逃兵说，家中老母病重，请假又不准。《毛委员》请求师团长能否放他回家，师团长见此只好同意。《毛委员》请逃兵留下枪，发给路费，并嘱咐，如想回来，我们欢迎。

《毛委员》接管这支部队之后，发现国民党军队的旧习气都带来了。军官开小灶吃的好，士兵大锅饭。军官打骂士兵习以为常，还要士兵为军官擦皮鞋。军宜有抽烟吸毒，士兵纪律松垮不安心。路过农田时拿老百姓的地瓜玉米吃等等。抓住逃兵不问原困就地枪杀。这样的军队和蒋介石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还有更糟的是官兵们一直在被蒋介石国民党军追剿枪杀的路上，前途如何？为啥为谁打仗一无所知。所以，毛泽东要决定整编。讲明道理后宣布，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把枪留下，发给路费回家。对自愿留下的开始整编，一个师三个团，组织人员配备好。军队要有纪律，逐步针对实践需要制订各项纪律。但有二项是最基本的要求。

一是在连队建立党小组。

二是在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

自古以来，一切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霸权主义神权主义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军队，都是用钱支付的军队，也都是以官兵对立为特征的。反动军队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它在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的关系上，只能是雇佣关系。因此，军队要打破雇佣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来官兵之间的对立，人民军队就必须在军内实行民主。

毛泽东：“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毛泽东早在1938年总结工农红军和八路军在这方面的经验时就指出：“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毛泽东认为，民主主义是军队团结统一的基础。他指出：“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重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相互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军队实行了民主，“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到，“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在新型人民军队中，实行了民主，官兵精神上得到解放，政治上获得解放，他们就会感受到自己是军队的主人，就会极大地焕发革命责任感和为远大目标而自觉奋斗的牺牲精神。

毛泽东在《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中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

毛泽东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基于这一点，必须坚持政治民主。一是必须尊重广大官兵应有的政治权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史上，毛泽东是最早提出士兵权利问题的领导者。为了确保士兵享有应得的政治权利，他不仅在部队中创建了士兵委员会组织，而且规定该组织有申诉士兵痛苦的权利，有监督军官的权利等。毛泽东关于士兵政治权利的思想，源于他提出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的原理和“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理念。二是必须坚持广大官兵在军队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毛泽东有一句铭言，叫做“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在他的著作中，多次以“主人”、“主体”等概念，明确地表述广大官兵在整个军队建设中的地位作用。

毛泽东指出：“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实行经济民主，有利于经费开支的民主监督，杜绝贪污浪费等不良倾向，使生活水平得到相应的改善；实行经济民主，有利于干部与战士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而官兵同甘共苦的生活能够产生认同感和亲和效应，即使是部队面临较大的困难和艰巨的任务，也能齐心协力地团结在一起。可见，经济民主所产生的效应不仅仅是物质利益本身，更重要的是经济地位体现着政治地位，发挥着激励作用和责任感驱动作用。

毛泽东向全军推广陕甘宁边区部队开展民主练兵的新方法。称赞陕甘宁边区部队“打破陈规，采用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毛泽东特别赞赏在作战时，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的民主作法。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民主对取得各种战役战斗的胜利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事例不胜枚举。

毛泽东认为，在军队中实行民主主义，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有实实在在的组织形式，以此作为贯彻民主制度的载体。在他主持进行的“三湾改编”中，不仅提出了军队实行民主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是作为党领导下的代表士兵利益的群众组织而存在的。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说，红军士兵会的宗旨和任务是“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党代表“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士兵委员会是军队中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无论后来士兵委员会的名称、职权和任务如何改变，这一根本性质都始终未变。

建立和完善士兵代表会议制度。早在1928年11月，毛泽东就主张士兵代表会议要形成制度，并与士兵委员会相得益彰。他说：“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在红四军的军、团、营均设有士兵代表会议，按全营每5人举1代表、全团每10人举1代表、全军每30或50人举1代表分别组成之。《红军士兵会章程》也规定，团、营士兵会设代表大会和执委会，士兵会代表大会每月开会1次。

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建立和完善军队民主制度形式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并在制度建设中得以体现。1947年7月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1948年10月，颁布了《关于支部工作的条例草案》；1948年2月，颁布了《关于在连队中成立士兵委员会的指示》；1949年12月颁布了《革命军人委员会条例草案》。这一阶段，毛泽东在关于党委制的建设，如何体现民主精神上论述较多。他在1948年9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这些思想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的成功经验，也成为后来军队民主建设和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遵循。

毛泽东建立和完善军人委员会、士兵代表会议和党的委员会制度的思想：军队民主必须实现制度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民主建设发展历史证明了的基本经验，一是制度本身就意味着民主平等；二是制度可以摆脱长官个人意志的影响；三是制度可以使规范变为现实；四是制度更具有民主建设的根本性和全局性。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坚决废止肉刑”、“废止辱骂”和“优待伤兵问题”三项原则，其对军官来说，就是要增强他们的民主意识。毛泽东还经常召开各级干部会议，强调：贯彻民主主义，最重要的是干部带头树立民主观念。同时，对拒不执行民主制度的干部进行严肃批评教育，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敦促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态度。

毛泽东曾多次论及提高干部民主决策能力的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第二部分“党的组织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增强党员特别是干部党员民主决策能力的主张。1937年5月8日，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提出，“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1949年3月13日，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又提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学会‘弹钢琴’”、“胸中有数”、出“安民告示”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对于培养各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民主决策能力，增强民主决策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在二纵队就部队管教问题进行调研，提出处理官兵关系的七条管教方法：第一，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即政治上平等，视为阶级兄弟。第二，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第三，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第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第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第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第七，赏罚要分明。这七条，将红军正确执行集中指导下民主的精神体现于日常管理之中，对后来我军用民主的方法搞好管理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民主首先是一种制度，体制上的因素对民主影响是根本的。士兵的这种民主权利决不是干部给予的，而是天然的，是人民解放军性质对军队干部在管理教育过程中尊重士兵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认为，开展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是推动军队民主建设进而带动军队整体建设水平、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方法之一。早在我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在领导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进行着人民军队民主实践，从而使根据地和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根据群众创造，大力倡导开展“尊干爱兵运动”。1944年12月，他在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讲中强调指出：“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应当在每一个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尊干爱兵运动”采取召开民主大会，检查官兵关系，听取战士的批评意见，制定尊爱公约等形式，充分发扬了民主，不仅教育了干部，同时也教育了战士，相互间沟通了思想，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官兵团结。解放战争时期，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使我军的政治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发扬。毛泽东指出：这种新式整军运动，“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这种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的整军运动，今后必须继续进行”。

毛泽东：实行民主，尊重战士的主体地位，这句话不能只当作口号来喊，而是要确确实实见诸行动。见诸行动的前提是要相信战士、尊重战士、依靠战士，让他们有说话的权利，敢于批评军官，这是搞好官兵关系，开展“尊干爱兵”活动的基本条件。要真正相信，战士最聪明、最有实践经验，对部队建设也最有发言权。只要你给他以信任感，回报你的将是高度的责任感。只要能让战士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他们关心部队建设的热情就会喷发出来，建设部队的聪明才智就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发挥，部队的全面建设必将是硕果累累。这简明而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给战士一片绿叶，他们就会还你整个春天。

毛泽东认为，民主与集中是一个统一体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不应片面地强调某一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内部实行的民主是相对于集中而言的，通常是指各种行动和活动中的民主。因此，必须在集中指导下进行，或者叫做统一领导下的民主。毛泽东在论述军队内部的民主时，曾明确指出这种民主是有“一定限度的”、“有领导地有秩序地”、“集中领导下的”或“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此后，毛泽东在许多讲话或文章中，都要求我们作各种决议、决定、工作计划以及情况允许条件下制定作战方案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要议而不决”，“不要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并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